孙月梅

Yuemei Sun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建立满洲国，更于哈尔滨设立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的731部队研究本部。1945年2月，日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王刚 饰）返回并执掌731部队，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班出自千叶县的少年队员。小队员们组成的少年班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新式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少年班在严苛的训练中被强迫观看用中国人、朝鲜人和白俄做的冻伤实验、细菌炸弹实验以及活体解剖实验，少年天性被血腥的场面感染、扭曲。1945年初夏，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石井四郎疯狂的尝试制作鼠疫炸弹拯救“大日本帝国”，但法西斯的覆灭近在眼前。
1986年
导赏：如果说在众多成吉思汗题材电影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最为接近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族的史实，最少艺术化地演绎，那无疑是《成吉思汗》。影片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来贯穿全片，向观众娓娓道来发生在12世纪末蒙古草原上统一复兴的传奇史诗。这部詹相持导演执导的《成吉思汗》有着客观的史实基础和纪录性的影像风格。影片中铁木真被塔里忽台兄弟追捕、被锁尔罕失刺一家所救以及结交孛斡尔出等人、发动几大战争的情节都来自《蒙古秘史》，甚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中，铁木真脖子被剑擦伤，者勒蔑竭力救护，为其吸允污血、舍命到敌营中偷取马奶，这些细节在《秘史》中都有据可循。影片以《秘史》为依据来进行影像叙事，力求客观再现成吉思汗的命运。对于成吉思汗，本片既表现了他的谋略和胆识，也展现了他的杀戮和狡诈。臣服王罕，离间王罕和桑昆父子的关系、残杀蔑尔乞部等事迹都在影片中得到再现，旁观立场展现出来的成吉思汗形象显得更为复杂。影片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导，写成吉思汗从求生到复仇，从认识到统一民族、结束杀戮之乱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实现统一大业。影片牢牢地把握成吉思汗的命运，一切场面、人物、事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与此同时，电影采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旁白贯穿故事始终，比如在铁木真称汗后使用旁白：这或许是长生天的安排，既赋予他成吉思汗的美名，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说不清楚是喜悦、沉重还是对未来的渴望。这是创作者以旁观的立场对“他者”的成吉思汗的描述与心理猜测，也是对于创作者“他者”身份的指认。（编辑：大陆）
1981年
导赏：《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在文学领域享有极高的赞誉，也成为众多艺术家争相改编的宝贵素材。从立意上看，“伤逝”是悲悼、悔恨失去的东西。导致“伤逝”悲剧的不仅有封建伦理道德，也有缺损的爱情观、经济的困顿。从小说到电影，自1958年第一部《伤逝》改编作品诞生，《伤逝》开始被广泛改编。在众多改编作品中，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是最具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一部。这部作品是水华导演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水华导演对原著文化价值的深度研读，成就了电影《伤逝》银幕呈现的成功，也斩获了多项大奖。从小说到水华导演电影《伤逝》的改编是一种誊写式改编，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它“保留原著中绝大部分故事元素，只删除或增加很少部分元素，改动幅度很小”。电影《伤逝》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在于其对于电影艺术价值的坚守和追求。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具有更高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尤其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重提电影的“文学性”，唤起人们对于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为了取得票房的胜利，往往会过于注重画面和娱乐效果，而忽略了对电影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然而，电影《伤逝》却能够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得益于导演对原著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独特见解和执着追求。（编辑：婧怡）
导赏：1979年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并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很快被改编成为电视剧、舞台戏曲，同时也吸引了各电影制片厂的注意。北影厂的厂长汪洋决定由刚因影片《从奴隶到将军》而获奖的王炎担任导演，为了向真实生活靠拢，在改编小说时，王炎在基本保留小说原貌，以四姑娘秀云为中心的基础上，尽量去掉原作中纯客观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等介绍，让人物在规定情景中按各自的性格逻辑该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不搞人为的戏剧性情节和场面，比如删掉原作中四姑娘跳水之前的一系列情节描写，把两次跳水改为一次；不追求情节的完整，以便给观众以更多的想像余地。该片具有一种哲理色彩，显得含蓄而深沉，使人在沉思中获得力量，相较于八一电影厂的版本，该版本着重表现了主人公许秀云等在困境中顽强不屈、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精神，对四姑娘的刻画浓墨重彩，细腻深沉。此外对郑百如的刻画也摒弃了那种脸谱化的手法，塑造得很有真实感。创作者的镜头始终对准人，通过对人物情感的渲染，使人物在银幕上活跃起来。影片由北影厂三朵金花李秀明、刘晓庆、张金玲联袂主演，同时代的其他农村片相比，如《喜盈门》的明快喜剧风或《乡音》对南国风情的写意式刻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农村的描述更接近纪实化，在艺术风格上保持了一种清新、质朴的格调，充分利用了取景地四川农村的天气和自然环境，特别是浓雾天气，与剧情紧密结合，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对自然环境的真实展现不仅烘托了时代氛围，还暗示了人物在特殊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编辑：路明慧）
1978年
导赏：电影《大河奔流》是谢铁骊导演的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影片描绘了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大河奔流》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时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影片以治理黄河为主线，通过讲述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命运，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影片的主题深刻而广泛。首先，它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河两岸的人民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次，影片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影片中，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影片还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既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也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影片通过展现人民与黄河的斗争，反思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大河奔流》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样，个性鲜明，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有勇敢的游击队员、朴实的农民、忠诚的共产党员等等，反映出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命运和选择，这些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洪流中所表现出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影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为后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影片通过展现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洪流中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激励着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影片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追求现实主义传统，强调真实性，在叙事结构、场景设置、表演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的创作实践为新时期电影创作人员转变思想观念，进行艺术创新和电影语言的探索都提供了启示，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编辑：许雨婵）
1965年
剧情： 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带领游击队下山，营救江姐。她拦劫了押送江姐去重庆的囚车，但狡猾的敌人已将江姐从水路押走，囚车里是可耻的叛徒甫志高，双枪老太婆当即处决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江姐被押往重庆，敌人妄想在江姐身上打开缺口，获得重庆地下党的线索。无数次的审讯，日日夜夜的酷刑，江姐的身体被摧残着，但是江姐以顽强的意志反击了敌人，保卫了党组织。 　 在监狱中，许云峰和江姐还带领难友们，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9年4月，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加紧迫害被囚在重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把许云峰囚在一座阴森的地牢里，企图将他和狱中的其他难友隔离开来。解放军日益逼近四川，敌人预谋屠杀狱中的共产党人，狱中的党组织积极地策划着越狱行动。 　　 为了尽快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狱中做杂工的老犯人、疯老头华子良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华子良在15年前是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被捕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利用陪法场的机会，佯装疯子，蒙混了敌人，长期隐蔽下来。华子良借与敌人一起去买菜的机会，机智地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把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带回狱中，交给江姐。许云峰虽然被禁锢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但他用尽全力，日以继夜地用带着镣铐的手，挖开了狱墙的砖石，为同志们越狱突围准备了洞口。 　 敌人在死亡前夕疯狂屠杀政治犯，江姐和许云峰被敌人杀害了；华子良率领难友通过许云峰留下的地洞，冲出牢狱，与前来接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及华蓥山游击队员们会师，这时，华子良也与分别15年的老伴、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团聚。
1964年
导赏：本片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本片创作者将小说原作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新颖的艺术建构融入到电影艺术中，以现实开朗、热情乐观的格调，成功地刻画了二黑和小芹两个青年农民的形象，在农村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中，展现了两人纯洁善良、有理想、勇于追求恋爱和幸福生活的品格及愿望。本片打破同类题材中常见的悲剧格局，通过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斗争的胜利，展示出当时农村人际关系和社会面貌的错综复杂。
1963年
导赏：1963年，谢铁骊将柔石小说《二月》搬上银幕，名为《早春二月》。影片以芙蓉镇为舞台，通过知识分子肖涧秋（孙道临 饰）的彷徨与觉醒，编织了一幅交织人道理想与时代桎梏的隽永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法革新，更在于以诗性影像挑战了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铁律，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一朵卓然独立的奇葩”。《早春二月》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早已不容置疑。影片中诗意的美、幽静绵长的抒情风格、中国画似的银幕效果奠定了其重要的美学价值。江南水乡芙蓉镇的宁静优美令人向往，萧涧秋两次弹琴、三次饮酒、七过拱桥等已经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深入人心。谢铁骊的创作深受中西文化滋养，这种融合在《早春二月》中化为独特的东方美学。视觉上，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小桥流水的空镜构图，既承袭《小城之春》的文人意境，又以彩色胶片渲染出“山水画般的哀愁”；叙事上，影片突破“十七年电影”的宏大叙事，采用散文化结构。肖涧秋救助烈士遗孀文嫂（上官云珠 饰）的情节，通过特写镜头捕捉其手指颤抖、眼神躲闪的细节，将道德困境转化为微观心理；音乐上，弦乐与钢琴交替映射角色内心冲突，如肖涧秋决定离开时疾风骤雨般的旋律，预示个体觉醒的必然性。肖涧秋的善良与软弱构成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他接济文嫂却无力对抗封建礼教的“冷箭”（如镇民污蔑二人有私情），其“道德自我完善”的尝试终被现实粉碎。而最终，肖涧秋从苦闷到投身革命的转变，预言了知识分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关系。陶岚（谢芳 饰）这一角色更具突破性。她拒绝包办婚姻、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其叛逆精神与文嫂的悲剧形成互文，揭示女性在旧秩序中的双重压迫。谢铁骊在创作时，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关怀，可谓“时代夹缝中的微光”。谢铁骊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为中国电影贡献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增添了一系列成功的银幕形象，形成了自己细腻、含蓄、简洁、抒情的导演艺术风格。尤其是《早春二月》的杰出成就，更奠定了谢铁骊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编辑：赵敏）
1960年
导赏：影片以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为故事背景，谱写了一曲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地主恶霸的英勇斗争之歌。导演凌子风、主演崔嵬为著名的“北影四大帅”之二，其共同具有粗犷奔放、浓郁炽烈的风格。崔巍一人分饰两角，刻画了朱家父子宁折不屈、英勇无畏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十分饱满。影片由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掌机，多以近景、特写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全景、俯拍展现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的群众性场面。影片以唢呐、高胡等民乐，再加上京韵大鼓等声响，使影片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堪称一部气势磅礴的革命史诗，实为经典。
1959年
导赏：《青春之歌》作为崔嵬与陈怀皑联合执导的经典之作，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献礼片，更是一部深刻诠释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时代史诗。影片以1959年国庆十周年为背景，改编自杨沫同名畅销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封建压迫走向革命洪流的成长轨迹，映射出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之际青年知识分子的灵魂蜕变。影片诞生于特殊历史节点，肩负着为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的文化使命。导演崔嵬的亲身经历成为重要创作根基：他不仅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更以戏剧化手法强化了历史真实感。例如林道静跳海自杀被余永泽救起的开场戏，既揭露封建婚姻压迫的残酷性，又通过海浪意象隐喻个体命运与时代浪潮的碰撞。这种将个人叙事嵌入宏阔历史框架的手法，使影片超越单纯的情节剧，升华为民族精神启蒙的镜像。崔嵬与陈怀皑的合作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典范。崔嵬以磅礴的革命激情见长，其镜头语言充满戏剧张力，尤其擅长用主观视角呈现人物思想转变。例如林道静聆听革命理论时，特写镜头聚焦她眼中渐次燃起的光芒，将抽象的政治觉醒转化为具象的情感迸发。陈怀皑则精于细腻的情感铺陈，二人互补形成“粗犷与精致并存”的美学风格。这种协作延伸至剧本改编：杨沫初稿未充分涵盖小说精华，双导演通过电影化重构——如删减校长调戏情节强化主线矛盾，增补“一二·九”运动大场面——使叙事更凝练且具视觉冲击力。此外，瞿希贤作曲的配乐将《义勇军进行曲》动机融入主题旋律，使音乐成为革命动员的无形力量。谢芳塑造的林道静成为不朽银幕形象。作为首次“触电”的舞台演员，她以层次分明的表演诠释人物三重蜕变：从生理求生到精神觉醒；从爱情幻灭到信仰坚定；从个体反抗到集体认同。而余永泽（于是之饰）的保守怯懦与卢嘉川（康泰饰）的慷慨激昂共同构成镜像对照，织就知识分子群像图谱。《青春之歌》的卓绝之处，在于将崔嵬的烈火激情与陈怀皑的静水流深熔铸为历史的天平，一端承载着林道静们的个体挣扎，另一端托举起民族的集体重生。重温胶片的魅力，那穿越时空的青春呐喊仍在告诫世人：真正的自由，永远诞生于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的交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