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兴家

Xingjia Qi
有片源
1999年
导赏：作为中国农村喜剧电影的经典之作，《男妇女主任》由张惠中执导，赵本山、宋丹丹联袂主演，以东北农村为背景，通过一场“吹牛成真”的闹剧，展现了农民群体的质朴与幽默，同时暗含着对基层治理、性别平等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刻思考。  影片主线聚焦农民刘一本被迫担任妇女主任，在参会中又一时兴起夸大村中“一二三四五”的文化活动成果，意外被县领导树为典型。为圆谎，刘一本硬着头皮组织村民开展活动，却阴差阳错地推动了村庄的精神文明建设。既充满戏剧张力，又暗含对形式主义的反讽——上级的“检查团”始终未至，但村民的凝聚力与精神面貌已悄然改变。导演通过刘一本的视角，呈现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既有“领导一张嘴，群众跑断腿”的官僚作风，也有村民贪小便宜、惰性难改的陋习；但更突出的是乡土社会的人情温度，尤其体现在村民们自发帮助刘一本寻找走丢的小孩这一幕。这种对农村生活的多维度刻画，打破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叙事模式，展现了真实且温情的人性光辉。  影片的喜剧效果根植于东北地域文化。《男妇女主任》作为喜剧片的一大特色，便是片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创作者善于调动电影的各种手段——环境、色彩、声音、运动、节奏等，营造了浓郁的乡土氛围，表现出火热的关东情调。从方言对白到二人转表演，从田间劳作的细节到村民的插科打诨，无不彰显浓郁的关东风情。赵本山的表演尤为出彩，他将农民特有的机敏、热情与淳朴融为一体。宋丹丹饰演的妻子凤莲虽戏份有限，但精准刻画了传统农村妇女的泼辣与隐忍，与赵本山形成鲜明反差。梁天饰演的懒汉孙福则贡献了全片最密集的笑点，其慵懒气质与刘一本的“上蹿下跳”形成了喜剧张力。 《男妇女主任》可看作是农村片的“孑遗物种”，以喜剧为外壳，承载着对农村社会的深切关怀。它既是一部“笑着流泪”的农民史诗，也是一面映照时代变迁的镜子。该片对乡土文化的忠实记录，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不可忽视的影像文本。  
1987年
导赏：《解放》是由王兴东、王浙滨夫妻共同编剧、齐兴家执导的工业题材电影。影片以“一汽”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改革转型作为故事背景，反映了在外国汽车品牌涌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刻画了以彭厂长为代表的努力克服自身困难，在危机中抓机遇的领导干部的形象，精准的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使之成为了同时期同类题材中的代表作。《解放》改变了以往工业题材中重点刻画革新和保守的模式，将视角放在了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对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这一深刻内涵上。影片一开端，彭厂长就为厂内积压、停放的大量老款汽车而愁眉不展。面对海外汽车厂商的冲击和合作伙伴的退出彭厂长努力做出变革，用老车停产、新车上马带领七万多名职工背水一战，解决建厂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困难。在描绘厂子面临的困难时，齐兴家用了不少象征主义的手法，设置了多个停满卡车的画面，出厂后就没有销路的汽车静静停在长满杂草的驻车场中。在彭厂长不顾扭伤的脚深夜探访驻车场并与员工对话的一场戏中，通过员工之口说出了这些汽车像是“一座座坟墓”，并对生产线不更新不停消耗资源产生了疑惑。《解放》中，彭厂长的改革获得了新老工人的一致认可，筹钱买“技术公债”和雨中送新车出厂可以说是表现大家万众一心的两场重头戏。为了更新生产线引入国外设备，厂领导发行了“技术公债”，无数职工从自身的生活困境中脱离出来，踊跃购买公债帮助工厂摆脱困境，歌颂了工人阶级自强不息、勇于奋斗的优秀品质。作为主角，彭厂长的刻画没有止步于业务层面，还通过设置与家人间的关系、对职工们的态度来展现他舍小家为大家、始终牵挂职工们利益的形象。员工住房环境的改善和上夜班职工子女看护等问题也在片中被提及，并通过领导们的表态做出了解决方案，更拉进了故事与观众们的距离。（编辑：方舟）
1984年
导赏：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外面的世界使中国人眼花缭乱，中国女性开始以审视和怀疑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穿戴：美是没有阶级性的。银幕上的“红裙子”，是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的一个标志性道具，自此，一个多色彩的女性服装时代正式到来。中国电影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题材，记录了80年代开放初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劳动模范敢于穿上“袒胸露臂”的红裙子上街，而且还到各个服装店去“斩裙”（当时的流行词）是继《庐山恋》之后又一部引领时尚的作品。故事背景虽然集中于生产性的纺织工厂，但是“时尚”超越了“劳动”成为女性共同体的内核，无论是劳模、大学生还是乡下人，阶层的差异被对时尚的追逐所擦抹。《街上流行红裙子》对时尚的敏感度不仅仅是在以“红裙子”为首的时装上，影片的片头引入也是别具特色:一双手敲击着键盘，在当时最尖端、最科技、最时尚的电脑屏幕上，打出了“明年……将流行什么”，此时节奏不断加强的背景音乐也提示着一种“时代感”，由此引起了对“街上流行红裙子”的主题叙述。影片围绕模范女工陶星儿的思想变化，将人们对心灵美、行为美的追求与对外在美的追求结合起来，反映了纺织女工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表现了时代进程中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再现了青年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对外在事物的感受与认识而逐渐得以完善的过程。
1982年
导赏：一段坎坷的人生经历。
剧情：1958年，北方某偏僻山区的张铁匠被聘为饮马桥公社铁工组组长，但不久后，因张铁匠打的铁货一定要砸上“飞镰张”的标记，受到副社长夏谋的污蔑。张铁匠因失手打伤夏谋被判3年徒刑。在张铁匠劳改期间，王木匠谎说他因逃跑被打死，逼迫与张妻、自己的妹妹腊月改嫁给夏谋，并替她代办结婚登记。腊月带着小拴娃逃进小山沟，被光棍刘忍救下。三人从此相依为命。张铁匠刑满释放后，为寻找妻儿，走遍周围99个山村。
1979年
吉鸿昌
吉鸿昌

导演/

导演：齐兴家/李光惠/
主演：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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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31年，被部署在鄂豫皖边界剿共的西北军吉鸿昌部第二十一军，士气低落，叛逃日众，治军严明的吉鸿昌对此困惑不解。一次，一位逃兵反对剿共的慷慨陈词，引起了他的深思。他破例赦免逃兵死刑后，乔装平民进入苏区实地考察。苏区领导人周光远识破他的身份，就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战争观念等问题，与之作推心置腹的讨论。吉鸿昌彻悟心服，返回驻地后即按兵不动。蒋介石怀疑吉鸿昌赤化，迫使他出国考察。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回国抗日，蒋介石又诱逼他反共。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同时也认清了拯救中华的希望在共产党，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吉鸿昌积极联络西北军、东北军的爱国将领，在天津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军。吉鸿昌跨马挥刀，率领同盟军屡建奇功，捷报频传。蒋介石惊恐万分，企图用武力威逼吉鸿昌交出军队，吉鸿昌在抵抗中负伤，回到天津。但不久，吉鸿昌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蒋介石再次诱降不成，便下令将其处决。吉鸿昌留下遗诗，慷慨就义。
1950年
导赏：电影《白毛女》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奠基之作，由王滨与水华联合执导，于1950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这部影片不仅承载着延安文艺的精神血脉，更以革命现实主义手法重构民间传说，成为中国电影从战时宣传迈向艺术经典的里程碑。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个人悲剧升华为阶级叙事的宏大史诗，通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辩证结构，构建了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革命寓言。影片的创作根源可追溯至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贺敬之等艺术家将民间善恶观转化为新旧社会的对照叙事。1950年电影改编时，王滨与水华延续了集体创作传统：他们邀请熟悉河北农村的作家杨润身加入编剧，并深入平山县采风，使地主逼债、农民自杀等情节具有泥土般的真实质感。这种从传说到歌剧再到电影的演变，实则是知识分子对民间资源的提炼与重构，体现了“大众文艺”运动中艺术与政治的深度结合。导演创造性地解决了歌剧改编的难题。一方面保留《北风吹》等经典唱段，将民歌融入叙事肌理，形成“歌唱故事片”的独特样式；另一方面通过电影写实性弥补舞台局限：例如，开场的田园牧歌长镜头，远山、麦浪、牧羊人赵大叔的民歌以视觉符号构建阶级压迫前的和谐幻象。而田华饰演的喜儿从天真少女到“白毛仙姑”的蜕变，依靠肢体语言多于唱词。被黄世仁凌辱后，她撕碎红头绳的哑剧式表演，将个体屈辱转化为阶级仇恨的视觉宣言。这种美学实践，既延续了秧歌剧的民间活力，又吸纳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表现力，使影片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范本。至今，《白毛女》仍以多重艺术形式延续生命，其根本魅力在于用电影语法将地方传说淬炼为人类共通的抗争寓言。当喜儿在朝阳中褪去白发，镜头缓缓升向解放军的红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重生，更是一个民族通过艺术对自身命运的寓言式书写。王滨与水华的伟大成就，正是让政治叙事在歌声与蒙太奇中获得了永恒的诗意。（编辑：赵敏）
导赏：在中国电影史上，《赵一曼》（1950）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传记电影之一，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宏大叙事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影片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以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真实事迹为蓝本，通过严谨的历史还原与克制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个既崇高又鲜活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影片的叙事结构以时间线性展开，从赵一曼早年的家庭生活切入，逐步过渡到她投身革命、领导抗日斗争直至英勇就义的过程。这种平实的叙事手法避免了过度戏剧化的渲染，反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人物内心的成长轨迹。例如，影片通过书房中刻苦阅读的场景，暗示新思想如何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她日后坚定革命信念的源泉。而闺房中剪断长发、刻下誓言的细节，则生动展现了她对封建传统的决裂与反抗。这些场景不仅服务于人物塑造，更折射出时代变革中个体觉醒的普遍意义。在表演艺术上，石联星的演绎堪称经典。她以内敛而深沉的表演风格，刻画了赵一曼沉默寡言却意志如钢的特质。尤其在狱中戏份中，她通过眼神的坚定与肢体的隐忍，将革命者的尊严与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避免了口号式的煽情，反而以静默的力量震撼人心。石联星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的美学追求，使得角色既有革命者的刚毅，又保留了东方女性的温韧。影片的视觉语言也值得深入品鉴。黑白影像的运用不仅源于技术限制，更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机部分——明暗对比强烈的画面象征了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而大量自然光效的采用则赋予历史真实感。例如雪原游击战的场景中，苍茫的林地与渺小的人影形成强烈对比，既突出了斗争环境的艰苦，又隐喻了个人融入集体事业的崇高性。此外，影片巧妙运用空镜与特写：前者以辽阔的山河暗示民族精神的永恒，后者则通过刑具、书信等物象深化情感张力。尤其是赵一曼临终前写下家书的片段，镜头聚焦于颤抖的笔尖与斑驳的纸页，将私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交织为一体，成就了全片最动人的时刻。《赵一曼》的创作深深植根于195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作品肩负着构建民族记忆与价值导向的双重使命。影片通过对英雄事迹的颂扬，强化了集体主义与牺牲精神的时代主题，但难得的是，它并未将人物简化为符号化的宣传工具，而是保留了其作为“人”的复杂性。这种处理使得角色更具可信度，也体现了早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与同时期的《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作品相比，《赵一曼》的特殊性在于其女性视角的凸显。影片不仅展现英雄的抗日事迹，也通过性别视角探讨了女性解放的命题。从闺房中的抗争到战场上的指挥，赵一曼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这一维度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战争叙事，成为对现代女性主体性的一次早期银幕探索。纵观中国电影史，《赵一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开创了革命英雄传记片的范式。其以真实历史为根基的创作原则、以人物内心驱动叙事的手法，以及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探索，均为后来《董存瑞》《雷锋》等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使是在今天，影片中那种克制的抒情、庄重的叙事以及对信仰与牺牲的深刻诠释，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并非因其完美无瑕，而是因其在黑暗中仍选择燃烧自己的决然——这或许正是《赵一曼》跨越时代的精神回响。（编辑：赵敏）
1949年
导赏：在新中国电影的璀璨星空中，1949年上映的《中华女儿》是一颗耀眼的启明星。这部由凌子风、翟强联合执导的战争电影，以“八女投江”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在大银幕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抗日巾帼赞歌。从叙事结构来看，影片巧妙地将胡秀芝、冷云等八位中华女儿的抗战经历徐徐展开。农家妇女胡秀芝，原本过着平静生活，丈夫却被日军残忍杀害，国仇家恨驱使她投身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从最初参加进攻楼山镇据点时负伤仍坚持归队，到后来成长为共产党员，胡秀芝的蜕变过程被刻画得细腻真实。与此同时，女指导员冷云在丈夫执行地下工作被捕遇害后，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接受炸毁敌人军用列车的艰巨任务。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不仅展现了个体在战争中的成长，更凸显了集体抗战的磅礴力量。角色塑造堪称影片一大亮点。张铮饰演的胡秀芝坚毅勇敢，面对伤痛和敌人毫不退缩，生动诠释了中华女儿的刚强；岳慎塑造的冷云沉稳大气，在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后，短暂的怔愣与迅速的情绪调整，展现出革命者强大的内心。演员们虽大多来自部队，并非专业出身，却凭借真实的生活体验，将角色与环境完美融合，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电影表现手法上，导演也进行了诸多创新尝试。影片中抗联战士们生活和战斗的场景大多是在外景中展开的，舒缓优美的空镜头和与人物活动融为一体的环境，体现在影片整体中的表现作用是我们在解放前的中国电影中很少见到的，也正是影片意义表达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导演用视觉手段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革命斗争生活的理解。八位抗联女战士正是为了这块土地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的。广大人民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战的喜悦是渗透在影片叙事和造型处理的各个角落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抗日题材影片，也是第一部获国际奖的影片，《中华女儿》意义非凡。它不仅让“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更以艺术的形式传递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编辑：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