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良
有片源
1996年
导赏：《一棵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第五代导演后期作品，由奚美娟主演，讲述了以全国劳动模范牛玉琴为原型的主人公一家坚持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故事。电影以平实流畅的镜头语言、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构图展示了西北沙漠苍凉雄浑的自然景观，渺小的人与无垠的沙漠形成二元对立。随着故事展开，表现狂风肆掠的沙漠、干枯的树苗、在沙漠中爬行的甲虫、沙漠边缘的土屋的空镜头进而凸显了西北沙漠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一棵树》多次重复出现朱珠一家人在沙漠中跋涉、种树、护树的影像画面，片中人与生态的关系既含有“人定胜天”的进取精神，也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怜惜之情。片中王旺为了妻子再也不被沙子迷眼而植树的初衷尽管朴实无华，却铮铮有声，彰显着中国西部农民对新生活、爱情和生命的强烈渴望和憧憬，洋溢着他们向贫瘠、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挑战的达观态度和博大胸怀。当丈夫王旺撒手人寰，朱珠并没有被这种厄运所击倒，反而挺起了胸膛，毅然承担了整个家庭的全部重负，并接力率领全家人在沙漠边缘种下了一棵又一棵树。编导对朱珠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一棵树》较之以往的西部电影有了全新的内涵：以往西部电影有聚焦于西部落后、愚昧的风俗以供观众猎奇评说的创作倾向，而《一棵树》继承了传统西部电影审美情趣中的积极部分，同时又以新观念、新视野、亮色度来呈现中国当代农民的原生态。朱珠没有如前代西部人物那样，或去殉道，或去独行，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改造自然、与自然达成协调模式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积极的胜利者。（编辑：曾奕琦）
1986年
剧情： 秦岭山区的四皓镇上，教了几十年的韩玄子德高望重，很受镇民景仰，大家都把他的话当“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巨大变化也辐射到了四皓镇。王才卖掉自己的土地，准备买下残破的四皓祠做食品加工厂。他向韩玄子试探此事，但韩玄子认为王才的行为是作践文化。他决定借钱也要买下四皓祠，不让王才将它改成工厂。但在城里当记者的大儿子和在乡下教书的二儿子，都不同意韩玄子的做法，不仅支持王才办厂，甚至自己还要入股。富裕起来的王才还是买下了四皓祠。韩玄子十分伤感，但看到镇上的人对他仍然十分热情，他感到自己还是很受拥戴的。于是，他在正月十五大摆酒席，邀请除了王才外的所有人参加，以振德威。果然，那一天欢乐的队伍纷纷涌向韩家大院，令韩玄子心里得到极大的满足。但王才并不示弱，花钱从媳妇娘家请来了狮子、龙灯队将人又都吸引过来……
1984年
导赏：电影《一个和八个》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群体的起点之一，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基石，还以创新的叙事方式、影像语言以及深刻的人性刻画，开创了全新的电影美学格局。而作为一部战争片，它通过审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展现了抗战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精神转变与民族觉醒。《一个和八个》一个重大突破在于它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打破。影片开头的逃狱戏没有使用传统的戏剧化高潮，而是以灰暗的色调、隐晦的画面呈现，这种有意的“陌生化”手法让观众进入到一个被压抑的环境中，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与人性的挣扎。不以情节推动，而通过影像语言表达情感的方式，影片充满了视觉冲击力和艺术张力。独特的叙事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还激发了观众对民族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思考。传统战争片往往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一个和八个》中的王金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一个充满血性、矛盾和痛苦的普通人。作为八路军指导员，王金一开始是被冤枉的，他也因此产生过怀疑和顾虑。然而在与犯人们的相处中，他逐渐坚定了自己作为八路军干部的信念。他那句“我们是中国人”不仅唤起了犯人的民族意识，更成为了影片中的精神核心。这种“去英雄化”处理，将重点放在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不是一个人引领群体，而是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完成了自我救赎。《一个和八个》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电影从纪实美学向影像美学的转型，更通过对战争与人性的双重探索，推进了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进程。（编辑：颜诗雨）
导赏：《黄土地》改编自柯蓝的小说《深谷回声》，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摄影，赵季平配乐，王学圻、薛白等主演。影片以陕北农村为叙事场域，用极简的人物图谱——守旧的父亲、觉醒的少女翠巧、沉默的憨憨与外来者顾青——编织出一部关于文明宿命的寓言。影片斩获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等殊荣，被视作中国电影美学革命的里程碑。《黄土地》以先锋的影像语言重构了中国电影的视觉表现。作为摄影师，张艺谋曾用“天高地厚”在形容影片的视觉风格。画面中，有时地平线高得离谱，天空变成了窄窄的一条，满眼几乎全是厚实的土地。有时地平线又很低，人物仿佛完全置身于天空之中。影片开场的固定长镜头中，地平线被刻意压低至画面下端的五分之一处，蚂蚁般的人影在广袤黄土中蠕动，产生了一种沉重的边缘感和压抑感。张艺谋曾说：“我们能拍摄的内容很少：土地、窑洞、黄河和四个人物。然而，片中的每一景，每一人都承担起了符号的作用，每一个元素都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土地，既是农耕文明的根基，也是束缚生命的枷锁，片中反复出现的犁地场景，暗示人对土地的依赖与对抗。占据画面绝大部分的黄土高坡，则象征着封建文化对人性的吞噬。窑洞，圆弧形的洞穴与方形的门框构成“天圆地方”的古老信念，在翠巧被迫出嫁的窑洞场景中，低角度镜头强化空间压抑感，门框式构图暗示人性被传统规训囚禁。黄河，浑浊的河水既象征中华文明的乳汁，也是吞没翠巧的命运漩涡。翠巧最终消失在黄河中，水流既是解脱途径，也是传统暴力的集中体现。影片中仅有的四个主要人物实际上也构成了四种符号。翠巧是封建文明的牺牲者，她学写“解放”二字的情节，暗示知识启蒙与传统规训的冲突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发生，最终的渡河行为构成对父权制的象征性反抗。父亲则是传统的化身，他静坐于窑洞的阴影中，嘴中喃喃重复着“庄稼人有庄稼人的规矩”，演绎着封建家长的凝固形象。顾青是一个并非成功的拯救者，他作为采风者只能记录而无力改变，他无法将翠巧解救出来，暴露出启蒙主义在古老中国现实语境中的无力。憨憨则是一个潜在的新力量，全片唯一高亢的“救万民”嘶吼，打破整部影片的沉寂，预示着新生代的可能性。结尾逆人流奔跑的长镜头，与静态土地形成对抗，将影片的意义导向未来。《黄土地》以粗粝的质感完成对民族文化的发掘。在天空与土地的永恒对峙中，陈凯歌用电影语言重述了对古老中国的哲学之思——当农耕文明遭遇现代性，个体的反抗终将在文化厚土上刻下裂痕，而这裂痕本身，也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编辑：王梓苡）
1958年
爱厂如家
爱厂如家

演员/

导演：赵明/
主演：张子良/金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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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上海石粉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厂长刘国荣积极动员职工搞技术革新、增加产量，以满足市场需要，彭师傅提出改进计划，盛家海认为不行。刘厂长支持改装。
1957年
剧情：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洪磊光与细菌学家黄蔚文既是亲戚，又是年轻时就非常要好的朋友。为减少“302”病菌对人体的危害，两人联手研制抗“302”病菌的新药。但在研制过程中，两个人却发生了许多分歧，一个创新，一个守旧。洪磊光在工作中愿意更多地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并愿意在方式方法上有所突破，而黄蔚文的思想则比较保守，不肯让助手放手去做。在寻找合适菌种的过程中，黄蔚文将洪奎光采用新方法的举动，看作是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保证工作，洪磊光主动与黄和好。洪在一次会议上对保守思想进行了批评，黄认为这是在批评他，便拂袖而去，并提出了辞职的要求。洪磊光身心疲惫，晕倒在实验室，并被“302”病菌所感染。黄蔚文得知此事后，又回到实验室，与洪的妻子一起采用洪的新方法，在青年助手的配合下继续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及时挽救了洪磊光的生命。洪磊光和黄蔚文的友情更加深厚。
剧情：复员军人刘杰回到家乡务农，并和贫雇农一道办起了合作社。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安振邦指责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刘杰深受打击。村长王金魁缺乏集体观念，一心只想着如何发家致富，他拉拢刘杰不成，便搞了一个富社，与刘杰的贫雇农合作社对着干。并且，他为了打击贫雇农合作社，还不准长期给他白干活的雇农马德义加入。
1956年
剧情：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 　　 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瑞珏对他十分体贴，但觉新总不能忘情于梅。 　　 不久，梅也出嫁。不到一年，便守寡在家。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老太爷严禁觉慧外出，并责成觉新严加管束，但觉慧仍活动如故，又与同学合办《黎明报》，向封建势力和军阀宣战，从而和老太爷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 　　 由于战乱，老太爷的外孙女琴小姐偕梅表姐来高家避难。觉新与梅不期重逢，百感交集，相对呜咽。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鸣凤也以心相许，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 　　 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出走。 　　 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皆酒色之徒，在外胡闹事发，以致阖家不宁。继又发生家产之争，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陈姨太以封建迷信邪说为由，强迫瑞珏去乡间分娩，致使瑞珏难产而死。 　　 至此，觉新开始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到上海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
剧情：1922年，一个四口带着捡来的女孩喜鹊逃荒流亡到铁路线上的一个城市。6年时间过去，大儿子梁承文与父亲到外国资本家开办的机械厂里做工，母亲帮人洗衣缝补，一家人勉强糊口。 　　 承文在党员老邓的培养下加入了共产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运动。 　　 父亲在生日这天因劳累过度不幸被烧死，母亲由此更加领悟革命的真理，积极帮党做事，并光荣入党。 　　 因叛徒出卖，老邓、承文等人被捕，老邓不幸牺牲，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8年后，母亲得知承文出狱的喜讯，前往北平去见儿子，却因承文临时有任务未能见到。不久后，母亲与党组织终于重新联系上，大家计划组织武装暴动。 1938年暴动成功，母亲护送被追捕的党员到了根据地，回城时，却发现喜鹊被特务头子抢走，自己也随即被捕。 　　 6年后，日寇投降，母亲出狱又立即接受党组织的新任务，喜鹊也积极帮党组织工作。 　　 母女二人在解放军与敌人激烈斗争的关头，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传送重要情报。城市终于被解放，一家人终于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