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义

Zhongyi Yu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 七品官牛品到安县任知县。知府段振举女儿死于新婚夜，传牛品来，限三天破案。牛品调查得知，新娘宠儿是段妻与他人私通之女；而新郎周麒麟是段振举奸污佣人柳春秀所生，事后，离开段府的柳春秀在妹妹柳喜发的建议下将孩子买给了周家。可巧寻短见的柳春秀被周家人所就，于是柳春秀就成了麒麟的奶妈。周麒麟在段振举威逼下画供认罪。此时离家18年的柳喜发回来，说出了真相。知道了内情的柳春秀出来含冤。原来，决定出走的春秀临行看望麒麟，却与宠儿争执，宠儿误伤自己身亡。案情大白，牛品打道回府。
1984年
导赏：改编自路遥同名小说的电影《人生》，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以高加林的命运沉浮为轴心，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个体困境。影片荣获第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电影开头用黄土高原的全景镜头，直接点明故事背景。高加林两次身份变化构成主线：第一次从民办教师变成农民，第二次因叔叔当官进城当记者，最后又因被举报回到农村。这些转折暴露出80年代农村青年的困境——没有城市户口，个人理想随时可能被现实击碎。影片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现城乡差异。高加林在村里穿补丁衣服干活，进城后换上笔挺的中山装；在村里吃玉米馍就咸菜，在县城买白面馒头。最明显的是两段感情：农村姑娘巧珍给他送自家蒸的馍，城里姑娘黄亚萍带他去西餐馆。这些对比说明，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其实是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取舍。也因此，高加林的形象塑造呈现出复杂的悲剧性。他既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比如他总抱着书本，连锄地休息时都在看《红与黑》，这显示他不甘心留在农村。他又带着小知识分子的虚荣，比如高加林当农民时，总在擦他的皮鞋——这双擦不干净的皮鞋，代表他对农民身份的不接受。当他穿着借来的呢子大衣在县城行走时，挺直的脊背与僵硬的步态暴露了身份认同的撕裂。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弃巧珍选亚萍”的抉择中彻底爆发：雨夜桥头的分手戏里，巧珍的红头巾在车灯下忽明忽暗，最终化作黑暗中的一点猩红——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在此刻完成了最后的沉重表述。因而，虽然他确实有才华又努力，但虚荣心让他伤害了巧珍。电影没有简单批判他，而是用个人困境辐射出转型期的时代困境，为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画像。电影对原著的转译很有特色。书中用大量文字写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电影则用具体场景的蒙太奇表现：当他收到进城工作的通知时，镜头突然切到山洪暴发，暗示这个机遇可能带来危机；当他最后回乡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他走过的山路、野花和晨雾，这些自然景物比他离开时更清晰，说明他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重看《人生》，高加林的困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那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身影，既是个体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标本，也是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微缩镜像。当片尾德顺老汉含着烟袋说出“这土地，热着哩”，或许正是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深深眷恋。（编辑：王梓苡）
1983年
导赏：1983年上映的电影《一叶小舟》，由黄健中与于中义联合执导，赵尔康、陈祖荣等主演，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主题，描绘了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江南水乡小镇的生活画卷。影片通过讲述地处太湖边梁溪镇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揭示了人际关系、权力运作与道德抉择之间的复杂纠葛。得益于黄健中导演早期对于电影形式和美学的追求，《一叶小舟》如其片名般富有诗意。影片中的“梁溪镇”即为无锡的谈村，其景色清婉，具有江南秀致。影片开场，晨雾缭绕间，一叶小舟悄然浮现，悠悠牵引出江南秋日清晨如诗如画的水乡风貌，何鸣与阿芬夫妇划动着载满猪娃的小舟，朝着热闹鼎沸的梁溪镇早市徐徐前行。待至早市，则是一片繁华盛景，玩蛇人手中的大蟒，说书人口中讲述的七侠五义，茶楼上张贴的评弹海报，与人声鼎沸的村民们构成一幅市井风情图，为影片奠定起浓郁醇厚的文化底蕴。然而，在这幅美丽的画卷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影片的核心情节围绕着影剧院的招工风波展开，揭示了特殊时期结束后，小镇上办事靠关系的普遍现象。公社于主任在新建影剧院招工前，已私下拟定好“关系户”名单，映射着当时污浊混沌的社会风气。何鸣，一个因坚持原则而三次下台的前支书，被公社党委书记周大田委以重任，出任影剧院经理。他上任后，面对的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公。在招工大会上，何鸣公开点名送礼者，并宣布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发起了对小镇上“关系学”的直接挑战。影片通过何鸣与于主任、王站长等人的交锋，展现了权力运作中的利益交换与道德冲突。于主任等人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及亲友谋取私利，而何不惜得罪权贵，也要维护公平与正义。多方角力，何鸣心力交瘁，直指小镇中困顿的道德窘境。“小舟”这一意象常常浮现于中国电影的长河之中。从《春蚕》辗转至《林家铺子》，再从《一叶小舟》游弋至《乘船而逝》，为影片晕染出中国气韵的诗情画意，又含蓄地承载起漂泊无依的沧桑、离愁别绪的怅惘以及前路阻力的沉重等意义。在《一叶小舟》这部影片里，小舟亦循着相似的轨迹，完成了契合影片情境的美学搭建及意义传达。也许，何鸣会有和苏东坡共有的心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编辑：王梓苡）
1982年
导赏：《如意》将镜头聚焦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个人，呈现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夹缝中的爱与愁，让我们重新寻觅到失落已久的美好人情。“这里只坐着一个六十岁出头的没有文化的男人，一个质朴到极点的厚实晶澈的灵魂；但正是他，却使我心中充溢着诗情画意，鸣响着黄钟大吕，饱吸着露气芳香，升华着纯真的人性美。这就是我们摄影机将要对准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黄健中导演是把玩意象的诗人，“朝霞与夕照，秋草与冬雪，垂柳和湖水，天鹅无声地划破水面湖面上孤独的游船和船上吹出的箫声——一对恋人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吹箫者...这些都是流动的意象，而且反复咏叹。”他在影片一头一尾设置了两组非叙事的情绪蒙太奇段落，为影片赋予了悠悠诗情。开头，耸立的教堂，教会的铜钟，古建筑上一只只屋脊六兽，旋转的中世纪式的路灯，沉闷的雷声里几乎倾圮的玫瑰窗，接着是墙头上正在觅食的鸽子被一只走过的猫惊起，绮纹跑出屋，手忙脚乱地收拾晾晒在院子里的被单，雨点打在玻璃上，缓缓流下，如同泪痕，石义海站在窗前闷闷地抽烟、沉思，组合镜头传达出风雨欲来而大楼之将倾的危局感。影片结尾，石义海抱着那柄定情的如意阖上了双眼，在他走马灯般流转的梦里，绮纹在耀目的暖阳里整理容妆，像含羞的美丽新娘，腿部残疾的女学生扔掉了拐杖，小孩子在深深的草地里笑颜烂漫，绮纹逆着夕阳从远处走来...石义海弥留之际的梦是明媚的，阳光铺满了每一帧画面，而当梦境的温柔逐渐消散，现实却是一片清冷——他在石灰色小屋中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幻想与现实的对举，为影片涂抹了一层难以言喻的遗憾与苦涩。（编辑：王梓苡）
1976年
剧情：1962年的中国农村，围绕着是否搞"三自一包"，在牛角石大队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以地委副部长陈秉仁、大队支委何一得为代表的一批当权派积极贯彻，以支部书记石兰子为首的一批群众坚决反对。
1963年
导赏：《小兵张嘎》作为1963年由崔嵬与欧阳红樱联合执导的经典抗战电影，不仅是中国儿童战争题材的里程碑之作，更以深邃的人文关怀和艺术创新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影片改编自徐光耀同名小说，以黑白影像勾勒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白洋淀的悲壮画卷，通过少年张嘎的成长史诗，折射出民族危难中个体觉醒的宏大命题。影片以“复仇-成长-信仰”三重叙事脉络交织展开。开场日寇屠村的惨剧，奠定嘎子（安吉斯 饰）从顽童蜕变为战士的心理基础。但导演并未停留于仇恨叙事，而是通过老钟叔（张平 饰）、罗金保（张莹 饰）等角色的精神引导，将嘎子的个人复仇升华为对革命集体的认同。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藏枪”这一核心情节：嘎子将缴获的真枪藏于老鸦窝，既体现孩童的天真占有欲，又隐喻革命火种的隐蔽传承；而最终他主动交枪归队，则标志着对纪律性与集体主义的深刻领悟。嘎子这一形象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不完美英雄”的真实性。他耍赖赢胖墩的木枪、堵烟囱恶作剧，暴露孩童的顽劣；但伏击战中冒死点燃炸药，又彰显超越年龄的胆魄。这种矛盾性打破了传统英雄的扁平塑造，使角色成为抗战军民的精神缩影。崔嵬与欧阳红樱的导演组合，为影片注入刚柔并济的美学基因。崔嵬擅长的粗粝现实主义与欧阳红樱细腻的情感调度形成张力。尤其是，欧阳红樱作为罕见的女性导演，其参与更凸显创作团队的多元视角——她将母性关怀注入战争叙事，使嘎子与奶奶、英子的情感纽带成为乱世中的温度锚点。在技术层面，摄影聂晶开创性地使用运动长镜头：嘎子赤脚奔跑于芦苇荡的跟拍段落，既展现白洋淀的地域风貌，又以流畅的时空连续性强化角色孤勇状态。更令人称道的是对黑白影调的极致运用——阴郁的硝烟与明澈的水光构成视觉隐喻，暗示黑暗时代中人性的微光。在历史坐标中，《小兵张嘎》的诞生具有特殊意义。196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正经历艺术探索期，本片以儿童题材承载宏大主题，为革命历史叙事开辟新路径。而如今来看，《小兵张嘎》仍以朴素的影像力量昭示着艺术的真谛：在宏大历史中雕刻个体命运，在战争阴霾中守护人性星火。它不仅是红色经典，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黑暗中倔强成长的生命的颂歌。（编辑：赵敏）
1960年
导赏：影片以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为故事背景，谱写了一曲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地主恶霸的英勇斗争之歌。导演凌子风、主演崔嵬为著名的“北影四大帅”之二，其共同具有粗犷奔放、浓郁炽烈的风格。崔巍一人分饰两角，刻画了朱家父子宁折不屈、英勇无畏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立体，十分饱满。影片由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掌机，多以近景、特写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全景、俯拍展现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的群众性场面。影片以唢呐、高胡等民乐，再加上京韵大鼓等声响，使影片具有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堪称一部气势磅礴的革命史诗，实为经典。
剧情： 电影里女主人公是个山区农村气象预报员，工作有热情，也有知识，还能深入到当地有经验的老农中搞调查研究。她不盲目听从上级的气象预报，而是根据自己在当地气象站测得的气象数据，参考当地老农积累的气象经验，对当地的气象做出准确的预报，指导农事。上级预报没雨，她说会下雨，提前栽植薯苗，保证了秧苗的成活率。上级预报有大暴雨，要开闸放掉水库的蓄水，她坚持当地无雨，要保住水源。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上级来人现场指挥。人们意见不统一，女主人公大胆负责，坚定不移，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一阵狂风过后，雨没有下，水库的水源得到了保护。
1959年
导赏：《林家铺子》诞生于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由水华执导，夏衍担任编剧，改编自茅盾1932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更是中国电影民族化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其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至今仍为影坛所推崇。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1年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以“林家铺子”这间小商铺的兴衰为主线，展现了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开场的镜头语言极具诗意：一桶污水倒入河中，随着涟漪荡漾，浮现出“1931年”的字样，这一画面既暗示了社会的污浊与动荡，也为全片奠定了沉重的基调。导演水华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细节刻画，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了“赋比兴”的传统美学手法。影片通过林家铺子的倒闭过程，揭示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对权力与金钱夹缝中普通人命运的深思。林老板这一角色的塑造尤为复杂深刻。他为人处事圆滑，具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道德底线，但在上层权贵阶级的层层剥削下，不得不违背内心将压力向下传导。这个人物既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也不是单一阶级的代表，而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体。他的挣扎与妥协，折射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迷茫与无奈。影片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在于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民族美学追求。作为“十七年”时期电影民族化探索的代表作，《林家铺子》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注重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入。导演水华采用“化身神游”的运思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处理和细节设置，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具象化。这种处理使得影片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更成为一幅展现1930年代中国社会风貌的生动画卷。影片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959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影片通过回顾1930年代的社会状况，让观众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历史回望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审视，思考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处境与选择。影片所展现的社会全景，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纵观整部影片，《林家铺子》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成功地将文学深度与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商铺兴衰的故事，更是一幅展现人性复杂性的画卷，一首吟唱时代变迁的史诗。（编辑：赵敏）
1958年
东风
东风

演员/

导演：广布道尔基/
主演：于中义/马陋夫/王延盛/
类型：剧情/
剧情：为了向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献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提出要在12天内试制“东风”牌小轿车，送到北京。工程师单宁对此持怀疑态度。外号“黑旋风”的青年铣工李涛，承担了汽车上关键部件轴瓦的试制任务，老工人李士林也从医院提前赶回厂来帮助儿子李涛。试制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李涛的未婚妻单元梅，找到哥哥单工程师前来帮助，但单工程师认为李涛缺乏理论，不愿相助，兄妹俩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