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儒秋

Ruqiu Ouyang

有片源
1994年
剧情:我国北方某地小罗庄。夏收季节,由水利局长刚调任粮食局局长的杨守本,因在一小饭店制止粮站一伙人大吃大喝浪费粮食,和服务员发生口角,接着又在处理“卖油”事件中为百姓说话,招致了粮站保管员徐发祥的忌恨。为政清廉的杨守本的到来,触动了以粮食局副局长包志广为首的一伙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者的利益,所以杨守本一到任,就遭到他们一帮人的排挤。农民的儿子杨守本,深知农民的甘苦,他不为所诱,不怕诽谤和攻击。麦收季节,连降大雨,麦子被泡在水里,会生出麦芽,出芽麦卖不出去,农民辛苦一年的血汗要受损失。杨守本带领干部和农民一起雨中抢收,并毅然决定,由县粮食局拿出一千多万元,收购农民的出芽麦。杨守本的儿子杨小光理解父亲,支持父亲的工作。他无意中发现了赵股长等人用假化肥坑害农民,予以制止。赵股长怕阴谋败露,凶残地杀害了即将结婚的杨小光。这时,杨守本正奔波在解决出芽麦的途中,人们不忍心把小光的死讯告诉他。当他带着伤痛,疲劳不堪地回来,拿出一盒“大中华”香烟,准备送给儿子时,副局长武林山、办公室主任王冰等人忍不住心酸落泪。敏感的杨守本觉察到了,面对爱子的惨死,他万分悲痛。但是,他并不孤独,县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千千万万的农民理解他,爱戴他。他把痛苦埋在心底,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在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奔波,他不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获得了天地间最宝贵的人心。
1987年
1984年
剧情: 1982年秋季的皖南山区月亮湾村,勤劳、节俭的冒富大叔现在成了月亮湾的第一个万元户,然而各种麻烦也接踵而来:有的人以各种理由向他借钱,还有的人借口参观学习到他家揩油,搞得他无法应付,有苦难言。 公社李主任儿子结婚时向冒富借的钱没有还,现在要盖房子了,又通过民兵营长来向冒富借1000元。 冒富正在犯愁,他的亲家庆亮也找上门来,声称为丰富山乡文化生活作贡献,要向他借1000元买架彩色电视机,免费到各村放映。 庆亮并告诫冒富,说李主任是敲诈勒索,有借无还,千万不能再借钱给他,同时还逼着冒富报假案。伪称被偷了5000元。跟着,庆亮便将冒富身边仅有的1000元现款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秋生也是个冒尖户,可看到冒富的难处,便一味哭穷,攒下的钱也不敢存银行/正在调查冒富丢钱一案的民兵营长偶然发现秋生准备买牛,便怀疑是他偷了冒富的钱。 秋生夫妇有苦说不出,又怕民兵营长来家搜查,便连夜将手头的2000元现款埋到屋后菜园地里,谁知偏又被酒后路过的小头发现并窃走。 冒富自报假案后,一直坐卧不宁,听说民兵营长怀疑上了秋生,内心更是不安。他既怕冤枉了无辜的秋生,又怕事情弄穿了,自己丢人现眼,落个报"假案"的罪名。因此他百般恳求干部们,别再追查"丢钱"的事,可干部没答应。 心里矛盾万分的冒富来找庆亮商量,准备"投案自首",不料发现庆亮正在买票放电视赚钱,一气之下,冒富大叔和庆亮争吵起来,并抢回了彩电。 不久,省委为保护勤劳致富的农民们积极性,开始狠抓"吃富户"的歪风邪气。民兵营长退还了以前揩油拿走的鸭蛋,还带来了李主任欠的500元;一些干部也纷纷退回以前向冒富借的钱;秋生夫妇丢失的钱了找了回来。 冒富心情非常激动,向生产队长坦白了自己报假案的事,还将电视机送到应亮家,与他言归于好,同时,冒富和秋生夫妇决定合办一个家禽良种场,让月亮湾的家家户户都尽快富起来。
1981年
1980年
1953年
导赏: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葡萄架上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也压在了南沙村农民的心头。王家乙导演用黑白胶片捕捉下这个充满张力的丰收季,将合作社与奸商的角力、婆媳亲家的温情龃龉、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博弈,浓缩在这部充满烟火气息的电影中。全片贯穿的东北方言对白,银幕中表现着黑土地里长出的鲜活气。方言叙事同时消解了影片的说教感。当支农工人龚玉泉(于洋饰)用质朴的东北话劝退奸商刁金,当庙会上乡亲们用土话吆喝交易,政策术语落地为可触摸的生活智慧。这种声音的“在地性”,让这个温情的乡村故事扎根于具体的人,而非悬浮的符号。影片最动人便是柜台内外那些带着温度的人性褶皱。丁老贵虽然是个固执的人,他坚持“合作社不收农产”的固执,但这恰来自对规章制度的敬畏。周大娘卖葡萄的急迫缠绕着多重私心,有给女儿备嫁妆的慈母情,有装水车增产的生产梦,乃至有与未来亲家较劲的小脾气。当她把卖葡萄的钱捐给抗美援朝时,个体诉求与家国大义完成丝滑衔接;龚玉泉的解围也充满了善意,这个外来工人实际上师破局关键,看似削弱了村干部作用,实则戳破基层治理的真相:解决问题的往往师具体人的善意与能动。这些带着毛边的形象,使合作社门前的石阶成了当时社会的劳动形象缩影。就连奸商刁金压价时的狡黠眼神,也透着乱世求存的真实感,而非脸谱化反派。在计划经济刚刚抽芽的时候,影片已敏锐触及市场经济命题。更珍贵的是影片对价格信号的诚实呈现。奸商乘机压价反映市场失灵时,合作社以保护价收购彰显调控力量,而最终葡萄酒厂的市场化收购,完成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历史性握手。(编辑:婧怡)
1950年
导赏:在中国电影史上,《赵一曼》(1950)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传记电影之一,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宏大叙事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影片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以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真实事迹为蓝本,通过严谨的历史还原与克制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个既崇高又鲜活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影片的叙事结构以时间线性展开,从赵一曼早年的家庭生活切入,逐步过渡到她投身革命、领导抗日斗争直至英勇就义的过程。这种平实的叙事手法避免了过度戏剧化的渲染,反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人物内心的成长轨迹。例如,影片通过书房中刻苦阅读的场景,暗示新思想如何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她日后坚定革命信念的源泉。而闺房中剪断长发、刻下誓言的细节,则生动展现了她对封建传统的决裂与反抗。这些场景不仅服务于人物塑造,更折射出时代变革中个体觉醒的普遍意义。在表演艺术上,石联星的演绎堪称经典。她以内敛而深沉的表演风格,刻画了赵一曼沉默寡言却意志如钢的特质。尤其在狱中戏份中,她通过眼神的坚定与肢体的隐忍,将革命者的尊严与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避免了口号式的煽情,反而以静默的力量震撼人心。石联星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的美学追求,使得角色既有革命者的刚毅,又保留了东方女性的温韧。影片的视觉语言也值得深入品鉴。黑白影像的运用不仅源于技术限制,更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机部分——明暗对比强烈的画面象征了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而大量自然光效的采用则赋予历史真实感。例如雪原游击战的场景中,苍茫的林地与渺小的人影形成强烈对比,既突出了斗争环境的艰苦,又隐喻了个人融入集体事业的崇高性。此外,影片巧妙运用空镜与特写:前者以辽阔的山河暗示民族精神的永恒,后者则通过刑具、书信等物象深化情感张力。尤其是赵一曼临终前写下家书的片段,镜头聚焦于颤抖的笔尖与斑驳的纸页,将私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交织为一体,成就了全片最动人的时刻。《赵一曼》的创作深深植根于195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作品肩负着构建民族记忆与价值导向的双重使命。影片通过对英雄事迹的颂扬,强化了集体主义与牺牲精神的时代主题,但难得的是,它并未将人物简化为符号化的宣传工具,而是保留了其作为“人”的复杂性。这种处理使得角色更具可信度,也体现了早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与同时期的《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作品相比,《赵一曼》的特殊性在于其女性视角的凸显。影片不仅展现英雄的抗日事迹,也通过性别视角探讨了女性解放的命题。从闺房中的抗争到战场上的指挥,赵一曼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这一维度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战争叙事,成为对现代女性主体性的一次早期银幕探索。纵观中国电影史,《赵一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开创了革命英雄传记片的范式。其以真实历史为根基的创作原则、以人物内心驱动叙事的手法,以及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探索,均为后来《董存瑞》《雷锋》等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使是在今天,影片中那种克制的抒情、庄重的叙事以及对信仰与牺牲的深刻诠释,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并非因其完美无瑕,而是因其在黑暗中仍选择燃烧自己的决然——这或许正是《赵一曼》跨越时代的精神回响。(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