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

Zhao Liu
有片源
1992年
导赏：《中国人》通过这一波澜壮阔的叙事，深刻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下，党和人民之间那种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该片由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穆德远匠心独运执导，携手资深表演艺术家李保田领衔主演，汇聚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城市危机与救援的纪实作品，更是一曲当代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讴歌了那些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人民。电影的主人公钟强市场由李保田饰演，他瘦削干练的外形、略带苦相却充满智慧与坚毅的面容，颠覆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市长形象的既定模式。他用细腻入微的表演塑造了一位性格反差鲜明、风度翩翩且极具领导魅力的干部形象，他说实话，办实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凝聚人心与力量。特别是在“万人围攻市政府”的震撼场景中，李保田以精湛的演技，营造出一种超越言语的信任与依赖，极具感染力。而“市长急赴塌方现场”的片段，更是影片中的一大亮点。李保田通过一系列紧张而流畅的肢体动作，如奔跑中紧握大哥大焦急询问、不慎从玻璃门摔出的瞬间，不仅生动刻画了市长在危机面前的果敢与忧虑，也深刻传达了其对人民安危的深切关怀。李保田的表演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角色背后的复杂情感与坚定信念，为新时期改革开放背景下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宝贵的艺术探索与借鉴。《中国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艺术探索与创新的又一里程碑。影片以现实中的引滦入津工程为背景，是反映引青济秦等水利工程建设生活的主旋律佳作，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受与触动，为同类题材影片的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这种“新”并非仅仅源自于引水工程这一题材本身打破了传统架桥铺路等常规市政建设的故事框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影片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那份不可分割、相互信赖的情感纽带，以及这种信赖如何成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编辑：明慧）
1988年
导赏：王凤奎执导的这部独具特色的讽刺喜剧作品，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名为“玉岩镇”（谐音“寓言镇”）的虚构空间内，构建起一座探究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的“实验室”，借助一系列看似荒诞但合乎情理的情节，把一场原本能够避免的闹剧，一步步推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在此过程中，每个角色都宛如一面折射社会心态的多棱镜，共同映照出谣言如何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滋生蔓延的全过程。导演在叙事推进中，运用了夸张的喜剧技巧，刻意放大了人物反应与事件发展的不合理性，通过叠加重复相似的场景、对话与反应，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集体非理性的氛围。影片的节奏处理尤为出色，在谣言传播的各个阶段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张弛度，让喜剧效果与批判意识得以完美融合。当故事推向高潮，所有荒诞元素汇聚成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时，影片成功地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深层的悲哀——这不是对具体人物的嘲笑，而是对集体迷失的忧思。在信息传播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这部诞生于数十年前的影片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面对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时，保持独立思考、坚守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唯有让科学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石，才能避免陷入集体盲从的泥沼，构建真正理性的公共空间。这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使得《疯狂的小镇》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讽刺喜剧，更是一面照向现实的社会明镜。（编辑：明慧）
1983年
导赏：这部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杰作\"的电影，最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自于对父子关系的双重悲剧性解构。老包这个人物被塑造得越善良、越卑微，他的悲剧就越具有摧垮人心的力量。作为一个大户人家的仆役，他将全部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不惜借高利贷、当衣物，也要让儿子穿上时兴的皮鞋、抹上发油，挤进\"上流社会\"。这种近乎盲目的牺牲精神，暴露了底层民众被扭曲的价值观念——他不仅接受了阶级差异的合理性，更主动内化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而包国维这个形象，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痛心的\"逆子\"典型。他嫌弃父亲的卑微，模仿纨绔子弟的做派，最终在赌博中堕入深渊。导演谢铁骊将原著中\"抹头发\"的细节改为\"揉鼻子\"，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却让包国维的虚荣与做作更加具象化，每一次揉鼻子的动作都像是对老包希望的嘲弄。殊不知，比阶级固化更可怕的，是心灵的固化；比经济贫困更可悲的，是人格的贫困。导演谢铁骊继承了张天翼小说中的漫画式笔法，但用电影语言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表现老包向少爷借钱的场景中，镜头刻意突出了两人衣着、神态的对比：老包佝偻着腰，双手紧张地搓着破帽；少爷则悠闲地翘着腿，手指轻弹烟灰。这种视觉上的对立不需要任何台词，就已经道尽了阶级的鸿沟。更妙的是，电影并没有简单地将悲剧归咎于个人品质，而是通过大量生活细节，展现了环境如何塑造人性：包国维所在的学堂里，富家子弟的炫富、先生的势利眼、甚至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共同构成了一张腐蚀人心的网。这让《包氏父子》超越了个体道德的谴责，升华为对腐朽社会文化的批判。影片浓重的悲喜剧风格也给观众带来\"欲哭不能、欲笑不得\"的审美体验，正是鲁迅所开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美学传统的延续。（编辑：明慧）
导赏：电影《夜色多美好》以工人文化宫为叙事中心，通过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变、家庭伦理的调和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想主义气质。影片将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成长命题交织，以文化空间为媒介，探索了公共生活对私人领域的正向干预，是80年代国产剧情片在意识形态表达与艺术形式上的优秀作品。影片突破了传统家庭叙事的私密性，将夫妻矛盾、代际冲突置于公共视野中进行调解。牛主任忘记结婚纪念日的戏剧性桥段，表面是家庭伦理的危机，实则为集体情感对私人生活的疗愈——当艺术团成员集体送上祝福时，个人婚姻危机被转化为公共仪式，妻子的怨怼消解于集体温暖的怀抱中。这种“私事公办”的叙事策略，既彰显了80年代社会关系中“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也揭示了公共空间对家庭纽带的修复功能。牛主任这一角色超越传统干部形象的刻板塑造，他通过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唤醒青年对美的感知力与生活热情。这种叙事策略既延续了“十七年电影”的社会教育传统，又以去说教化的方式回应了新时期文艺“寓教于乐”的创作转向。影片对“夜色”的视觉建构颇具匠心，如路灯、舞台追光与节日焰火。路灯的暖黄调性营造市井温情，追光的聚焦效应凸显个体觉醒，而焰火的绚烂绽放则象征集体理想的升华。当片尾礼花照亮夜空时，光的美学从实用照明升华为精神图腾，完美诠释了“夜色多美好”的主题意象——黑暗不再是恐惧的载体，而是孕育希望的诗意空间。作为8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夜色多美好》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揭示了文化治理的柔性力量——当牛主任在月光下与青年们促膝长谈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思想工作的方法论，更是一个时代对人性本善的坚定信念。（编辑：婧怡）
导赏：1983年上映的电影《一叶小舟》，由黄健中与于中义联合执导，赵尔康、陈祖荣等主演，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主题，描绘了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江南水乡小镇的生活画卷。影片通过讲述地处太湖边梁溪镇的一系列故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揭示了人际关系、权力运作与道德抉择之间的复杂纠葛。得益于黄健中导演早期对于电影形式和美学的追求，《一叶小舟》如其片名般富有诗意。影片中的“梁溪镇”即为无锡的谈村，其景色清婉，具有江南秀致。影片开场，晨雾缭绕间，一叶小舟悄然浮现，悠悠牵引出江南秋日清晨如诗如画的水乡风貌，何鸣与阿芬夫妇划动着载满猪娃的小舟，朝着热闹鼎沸的梁溪镇早市徐徐前行。待至早市，则是一片繁华盛景，玩蛇人手中的大蟒，说书人口中讲述的七侠五义，茶楼上张贴的评弹海报，与人声鼎沸的村民们构成一幅市井风情图，为影片奠定起浓郁醇厚的文化底蕴。然而，在这幅美丽的画卷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影片的核心情节围绕着影剧院的招工风波展开，揭示了特殊时期结束后，小镇上办事靠关系的普遍现象。公社于主任在新建影剧院招工前，已私下拟定好“关系户”名单，映射着当时污浊混沌的社会风气。何鸣，一个因坚持原则而三次下台的前支书，被公社党委书记周大田委以重任，出任影剧院经理。他上任后，面对的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公。在招工大会上，何鸣公开点名送礼者，并宣布将一视同仁，择优录取，发起了对小镇上“关系学”的直接挑战。影片通过何鸣与于主任、王站长等人的交锋，展现了权力运作中的利益交换与道德冲突。于主任等人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及亲友谋取私利，而何不惜得罪权贵，也要维护公平与正义。多方角力，何鸣心力交瘁，直指小镇中困顿的道德窘境。“小舟”这一意象常常浮现于中国电影的长河之中。从《春蚕》辗转至《林家铺子》，再从《一叶小舟》游弋至《乘船而逝》，为影片晕染出中国气韵的诗情画意，又含蓄地承载起漂泊无依的沧桑、离愁别绪的怅惘以及前路阻力的沉重等意义。在《一叶小舟》这部影片里，小舟亦循着相似的轨迹，完成了契合影片情境的美学搭建及意义传达。也许，何鸣会有和苏东坡共有的心境：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编辑：王梓苡）
1979年
导赏：影片荣获1980年第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通过两个农村家庭围绕生产建设、恋爱结婚、性别平等、计划生育等一系列问题所展开的故事传递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时代大背景下的新思想新观念。影片构图巧妙，剪辑流畅，且充分采用巧合、夸张等艺术手法，产生喜剧效果，故事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幽默诙谐，使观众在轻松愉悦观影氛围中了解到特定时代下的社会风潮、时代精神与人文风貌。
导赏：《归心似箭》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连长魏得胜掉队后命运和遭遇的电影。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在艺术表现上取得了成功，更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战争年代人物群像的生动画卷。魏得胜的形象既坚强又充满人性，他在面对生死、金钱和爱情三关的考验中，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情怀。特别是影片对魏得胜和玉贞之间爱情的细腻描绘，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深化了电影的主题。他们的爱情质朴自然，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这种真实感人的情感表达，是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斯琴高娃在影片中的表演，更是将玉贞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表演既有激情又不失含蓄，深刻地刻画了玉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无论是在细心照料魏得胜时的温柔体贴，还是在面对爱情时的大胆表白，斯琴高娃都以她真挚的表演感染了观众，使玉贞这一角色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形象。影片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完美，通过精心设计的照明和色彩，成功地烘托了气氛和深化了主题。如影片前半部分以冷色调为主，通过阴天、狂风、大雪等自然景象，营造出一种凄冷的环境气氛，反映了主人公沉重、压抑的心情。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色彩逐渐变得明亮温暖，不仅反映了主人公心理变化，也象征着从冬天到春天的季节更替，预示着希望和新生。影片的导演李俊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真实性和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他没有盲目追求形式的美，而是着力于朴素、真实、自然的表现手法。这种艺术处理不仅使影片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真挚动人，也使影片具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此外，《归心似箭》在爱情描写上的成功，为后来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归心似箭》是一部集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电影作品。这部电影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精神的赞颂，也是对人性中美好情感的深情讴歌。它将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宝库中，成为后人学习和研究的宝贵财富。恰如导演严寄洲的评价：该片没有编排离奇曲折的情节，没有追求叱咤风云的大场面，没有耍弄装腔作势的廉价噱头，而是忠实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为观众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但又亲切可信的画卷，使人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诗意盎然的艺术魅力。（编辑：赵敏）
1963年
导赏：1963年，谢铁骊将柔石小说《二月》搬上银幕，名为《早春二月》。影片以芙蓉镇为舞台，通过知识分子肖涧秋（孙道临 饰）的彷徨与觉醒，编织了一幅交织人道理想与时代桎梏的隽永画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法革新，更在于以诗性影像挑战了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铁律，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一朵卓然独立的奇葩”。《早春二月》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地位早已不容置疑。影片中诗意的美、幽静绵长的抒情风格、中国画似的银幕效果奠定了其重要的美学价值。江南水乡芙蓉镇的宁静优美令人向往，萧涧秋两次弹琴、三次饮酒、七过拱桥等已经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深入人心。谢铁骊的创作深受中西文化滋养，这种融合在《早春二月》中化为独特的东方美学。视觉上，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小桥流水的空镜构图，既承袭《小城之春》的文人意境，又以彩色胶片渲染出“山水画般的哀愁”；叙事上，影片突破“十七年电影”的宏大叙事，采用散文化结构。肖涧秋救助烈士遗孀文嫂（上官云珠 饰）的情节，通过特写镜头捕捉其手指颤抖、眼神躲闪的细节，将道德困境转化为微观心理；音乐上，弦乐与钢琴交替映射角色内心冲突，如肖涧秋决定离开时疾风骤雨般的旋律，预示个体觉醒的必然性。肖涧秋的善良与软弱构成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他接济文嫂却无力对抗封建礼教的“冷箭”（如镇民污蔑二人有私情），其“道德自我完善”的尝试终被现实粉碎。而最终，肖涧秋从苦闷到投身革命的转变，预言了知识分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关系。陶岚（谢芳 饰）这一角色更具突破性。她拒绝包办婚姻、高呼“我是我自己的”，其叛逆精神与文嫂的悲剧形成互文，揭示女性在旧秩序中的双重压迫。谢铁骊在创作时，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关怀，可谓“时代夹缝中的微光”。谢铁骊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为中国电影贡献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增添了一系列成功的银幕形象，形成了自己细腻、含蓄、简洁、抒情的导演艺术风格。尤其是《早春二月》的杰出成就，更奠定了谢铁骊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