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文

Zhanwen Li
有片源
1995年
导赏：电影《夜半歌声》自1937年问世以来，历经多个版本的翻拍。1995年于仁泰导演的版本在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上都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影片在表现爱情的深刻与复杂之余同时探讨了身份认同和自我救赎等更为深刻的主题，使这部作品在经典爱情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在视觉上影片采用了褪色处理，创造出一种既怀旧又带有现代感的独特美学效果。这种手法打破了以往版本中通过金黄色调营造怀旧氛围的固化模式，通过褪色的色彩处理，让影片呈现出一种古朴而浪漫的质感，令观众耳目一新。宋丹平这一角色在张国荣的演绎下充满了痛苦、压抑与渴望。宋丹平所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戏剧天才，留学归来设计欧式剧场、进行欧式演出，前卫而叛逆。毁容后他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迷茫与恐惧。他不再敢面对自己，也无法面对深爱之人，将自己隔绝于剧院之中。张国荣以细腻的表演示人，演出了人物的命运起伏，引发无数观众共情。宋丹平这一形象的处理，也饱含于仁泰对人性深刻的理解。通过宋丹平的悲剧命运，导演探讨了人在遭遇重大挫折后如何重新寻找自我的、挣脱困境的命题。宋丹平的身份焦虑与自我认同的迷失，也折射出人在面对变化时的无力感，然而影片并未让绝望成为终点。与前几个版本的《夜半歌声》不同，于仁泰通过宋丹平与杜云嫣的爱情传达出一种积极的情绪。杜云嫣的不离不弃，充满着坚定的爱与信任。这种深厚的情感打动了宋丹平，使他最终选择在爱人的面前卸下心防，于是在结尾两人最终乘着马车迎接晨曦。这传达出爱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够治愈创伤、重塑自我的力量。（编辑：颜诗雨）
1990年
导赏：《本命年》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是1990年中国三部关于迷惘青年的电影之一。影片被看作是中国第四代电影人对中国影坛的最后一次大冲击，也是80年代中国电影的谢幕式。影片根据刘恒小说《黑的雪》改编，通过复杂而又独特的普通人李慧泉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存在于一代年轻人中的焦虑、挣扎、没有归宿的矛盾心理，并以此表达了对重建理想和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强烈愿望。影片风格朴实、自然，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充分展示了写实主义风格：长镜头跟拍、粗陋的场景、反唯美的光效、现场分镜头的场面调度手法、摒弃电影音乐的音效处理以及绝望的主题和男主人公死在胡同附近、戈达尔式的结尾。影片写实的手法具有强烈的穿透力，于平实的生活场景中，揭示出都市生活背面的阴影地带。影片中李慧泉的命运悲剧并非是靠好心人和时代的变革所能拯救，因而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宿命色彩，强化了影片的悲剧力量，使影片对于命运和人性的刻画具有着穿透时代的意义。《本命年》的诞生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电影的“异数”，是当时中国电影对世俗生活排斥的“反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黄土地》之后中国写实电影的又一个高峰。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大岛渚这样评价说:  “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第四代”导演赋予电影最多的是个人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关怀，《本命年》无疑强化了这种关怀的纯粹性和彻底性。如果说小说《黑的雪》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色彩，意在展示一种自我否定的贫困灵魂的悲剧命运，那么《本命年》则更倾向于展示一个自我肯定的积极灵魂，增强了对人自身精神力量的呼唤。谢飞是一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把他对社会、时代和民族的思考化为银幕形象。表达了他对“重建思想、重建全新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唤”。而这正是体现了《本命年》潜藏的意蕴。（编辑：大陆）
1988年
导赏：摇滚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青年一代拥趸的迅速膨胀，成为了国际流行的音乐潮流之一，“它以节拍的模式强调音乐与感觉，用延长音的效果来扩大知觉、解放自我并发现世界。”大批青年人的加入，使得摇滚成为了一种前卫的青年文化热浪，标新立异的青年文化精神在摇滚意象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摇滚精神无疑可以被视为是现代化社会中的青年人生命状态的强烈表达。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正是新时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热的产物。1986年崔健在工体“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上以《一无所有》开启中国内地摇滚乐时代，从此，摇滚乐在中国不再一无所有，崔健“以西方摇滚乐的自由外衣夺人眼目，‘乐教’的沉重任务被暂时抛开，一种似乎是单纯‘表现’的美学目的被凸显出来”。《摇滚青年》中龙翔长期工作在传统的歌舞团中，自己的艺术理想始终不得释放。于是，他断然辞职，离开了“铁饭碗”，唱着“所有绳索都解开”开始了摇滚人生。显然，在影片中，摇滚成为了青年人带有现代性诉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标榜着当代年轻人渴望个性独立、精神自由的现代性承诺。但独立并非是轻而易举的，龙翔在成长中所经历的观念与制度的藩篱，就像是那一代年轻人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一样，痛彻骨髓。在颠覆传统的蜕变中，一代人实现了成长中所必经的洗礼，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起社会对青年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影片中小小对龙翔说，“你得的这叫‘青春忧郁症’，第一，是与亲爱的人分手。第二，是工作没着落。第三，是父母管得宽。现在的年轻人，都犯这种病。”这种阵痛相伴的成长，彰显了新时期远非可以被简化为多元、缤纷、开放等语词，而实际上，反叛传统的力量始终和复归传统的力量同行，呈现出犹疑的复杂步调。“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是80年代青年人的普遍问题，他们对更深邃的生命问题产生好奇，关于人生和活着的意义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地开花。站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生命仿佛陷入了迷途，信仰失落的人们，要么成为虚无主义的悲观者和游戏者，要么重新赋予人生以新的意义。龙翔无疑是后者，他在摇滚、霹雳舞和摩托车的速度与动感中找到栖身地，捡拾起了新的文化皈依，重塑了自身价值。（编辑：王梓苡）
1987年
导赏：电影《鸳鸯楼》的导演郑洞天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才华在业界享有盛誉。这部电影不仅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执教期间的杰作，更是一部深入人心的群像电影，其创作初衷之一便是为了解决当年电影表演明星班学生的毕业作品问题，因此，影片中的角色众多，并且各具特色。影片以淳朴的影像风格将我们带回了80年代末的时光。从片中的老式搪瓷盆到一室一厅的家具摆设，再到那古早味儿的装修风格，无不透露出80年代的独特韵味，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时代。而“鸳鸯楼”这个空间，更是成为了中国传统邻里关系的缩影。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土生土长的中式家庭关系的诞生与演绎，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温馨与和谐。郑洞天导演曾在采访时提到，电影《鸳鸯楼》是他对电影和生活的最近接的认识。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关于情感的深刻剖析。影片中呈现了不同身份的恋人生活状态，始终坚持以表达真实的“人”为中心，至于主题表达在这种真实的人生态度面前显得次要。与郑洞天导演之前的作品《邻居》相比，《鸳鸯楼》在叙事手法上有了更为大胆的创新。虽然同样讲述了六户人家的故事，但《鸳鸯楼》并没有追求传统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或情节的戏剧性。它更像是一部生活纪录片，从不同人生轨迹的生活群体中摘取了一段平常真实的故事，然后将其呈现在银幕之上。电影将夫妻关系的百态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六对夫妻，六种相处状态，每个家庭的矛盾都被不加装饰地呈现出来。这些矛盾难以避免，也不以彻底解决为目的。相反，它们成为了夫妻关系中的“磨合”过程，让双方在每一次分歧后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进而加深彼此的感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于真挚情感和和谐关系的追求始终是永恒不变的。这样的故事，虽然平凡，却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挚。
1984年
剧情： 易杰、暮珍与阿威合资开了一个\"老知青粥粉铺\"，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很兴隆。但易杰一直安不下心来，海南岛那片橡胶林，时时搅动他的心。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将自己在海南的经历写成小说。校庆那天，易杰将已写好的章节带给麦老师征求意见，麦老师认为作品的调子有些低沉。麦老师的女儿小汀从文稿中看出易杰心中的矛盾，指出易杰过去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快，但又不能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她带易杰去参加\"诗歌朗诵会\"。会上，易杰过去的同班同学丽荣朗诵了易杰中学时的一篇作文《南方的岸》，引起了小汀的共鸣，也唤起了易杰新的思考。小铺子里的顾客南来北往，时时传递着新生活的信息。海南橡胶连的老连长路过这里，讲了农场的发展规划、人们的生活变化以及当年易杰他们救活的\"希望一号\"橡胶树的生产状况。老连长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短短的几句话，在这几个曾经生活战斗的海南的老知青心中引起了波澜。当年的割胶能手暮珍沉默无言，陷入对海南橡胶林的深深思念之中。经过反复思考，易杰征得暮珍的同意，决定与她一起重返海南。易杰与暮珍登上开往海南的轮船，易杰不由得回忆起作文《南方的岸》的片断：\"我希望有一天，登上双桅船，亲手拉起帆索，让风儿把我带往南方。在一个香甜的梦里，我出发了，去寻找南方的岸。\"
1983年
导赏：1982年，李翰祥回到中国内地，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摄制《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此举首开香港电影业与中国内地正式合作摄制影片的纪录。李翰祥作为华语影坛著名导演,曾先后拍摄过80多部电影,横跨四十余年。凭借敏锐的艺术嗅觉与纵横捭阖的商业智慧，他先后引领中国港台电影史上黄梅调戏曲电影、古装片、风月片、历史片等众多美学潮流。李翰祥的清宫历史系列电影具有相当明确的创作理念，惯常采用情节剧叙事模式，强调伦理故事中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并融入小品式桥段的叙事技巧，将现代社会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放置在宫闱的特殊空间之中，更能引发观众的共情，符合电影观众的通俗审美趣味。在《垂帘听政》中，李翰祥从慈禧个人视角出发，整体情感逻辑严密真实，浓缩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具有典型的情节剧特征。片中精彩设置了慈禧“争宠桥段”，时为懿贵妃的慈禧拜会咸丰帝，看似劝诫皇帝保重身体，实则暗查端倪，有夺权之心。李翰祥还使用了悚然刑罚名曰“骨醉”，这一桥段篇幅并不冗长，却堪称宫闱之内的隐秘奇观，“争宠”桥段丰富了慈禧的性格层次和情感特征，为全片大量篇幅讲述慈禧从一个深宫妇人到权倾朝野的霸权者的发展过程增加了华彩段落。可见李翰祥电影具有鲜明的传奇性与通俗性，往往以家庭伦理关系来对应政治权力关系，人物关系的搭建侧重于集合日常化的矛盾冲突。因而，李翰祥尤为擅长利用极具辨识度和俗趣的重点事件，放弃宏大叙事，专注人物行动，着眼历史秘密吸引眼球，以此成功打造出李氏清宫历史电影的独特韵味。片中，咸丰死前密会顾命大臣肃顺问政，肃顺建议咸丰效仿汉武帝诛杀钩弋夫人，此处咸丰帝“临死托孤”的事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不得而知，但李翰祥不仅加以戏剧性展现，还援引了汉武帝“母强子弱，杀母留子”的历史典故，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此外，李翰祥另辟蹊径，运用主观色彩浓重的引导性旁白在片头、片尾、剧情中间简明扼要进行交代，陈述事实、交代结局和阐释人物落点。让观众在无形中形成对历史的自我认知：国难当头，国家的权力中心依旧内斗，实在可悲可叹。化有形为无形，教化引导观众形成感性的价值判断，彰显了李翰祥清宫历史电影的高明之处与艺术魅力。李翰祥半生都在港岛飘零，总有寄宿寓居之感，魂牵梦绕的还是对故乡北京挥之不去的眷恋思念，这也是一代南下影人的中国文化情结。他们电影中大量的灵感、意象与桥段，都来源于经历或印象中的中国想象，以此内在的方式，回应着心灵深处的文化乡愁。诚如影评人焦雄屏所言：“李翰祥虽然在港数十年，但他擅长的是饶富中原性格的中国电影。”（编辑：赵敏）
导赏：《火烧圆明园》是由李翰祥导演的历史剧情片，它不仅是一部电影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次文化的反思。影片通过讲述清朝末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焚烧，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而惨痛的记忆。影片的叙事手法尤为巧妙，通过慈禧的视角展现了清朝宫廷的内部斗争和权力的更迭，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动荡。影片中的慈禧形象复杂而立体，既有对权力的渴望，也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而咸丰皇帝的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无奈和悲剧。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双线并行的方式，一条线索是英法联军的侵略行为，另一条则是慈禧的发迹故事。这样的结构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加了细节的趣味性。影片中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如曾格林沁怒摔英国侵略军官巴夏尔、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前民间义士的奋勇抵抗等，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展现了影片的戏剧张力。在视觉美学上该片做得非常成功，美仑美奂的影像构图、精雕细琢的道具和布景、史诗式的视觉风格，都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特别是对圆明园的再现，无论是建筑的宏伟还是园林的精致，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真实感。影片中的圆明园“大水法”一景，其考据严谨、置景精致，获得了观众的好评。李翰祥导演则再次展现了其纯熟的技艺。影片通过长短远近不同的镜头，展现了故宫的实景和搭建的圆明园，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宫殿的建筑和人物华丽的服饰，烘托了影片庄严的历史画面。影片中的默片段落，如懿贵妃用一曲缠绵小调吸引咸丰皇帝的戏，几乎完全用动作、音乐、构图、剪接、摄影机运动交代，极少使用戏剧性的话语对白，体现了导演的功力。这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一次唤醒。《火烧圆明园》作为一部历史影片，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再现，更在于它所传递的深刻意义和启示，提醒人们珍惜历史和文化，反思历史和人性，坚持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延续历史记忆并思考未来的发展。（编辑：赵敏）
1981年
导赏：《邻居》是“第四代”导演郑洞天的杰出作品，影片以“十年动乱”结束三年后建工学院居住在筒子楼中的六户人家作为切入点，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弊端，赞颂了以“刘力行”为代表的老革命甘于奉献，在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尽力发挥余热的故事。影片的现实主义表达力图还原生活本来面目，极富生活气息，引起中国观众对住房问题和生存状态改变的共鸣，荣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故事剧情围绕“分房”展开，描绘的人物，可以用“守规矩”和“违反规则”两类进行区分，按资排辈等待分房的筒子楼居民属于“守规矩”的一类，而市委陆部长的侄子陆小兵和学校房管科的吴科长则属于“违反规则”的，主要的戏剧冲突也正是来自对不合理现象的对抗。原本奉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前党委书记刘力行在受到大家需要“有人领着干”的感召下，决定发挥余热，不顾年迈和病体积极为改善住房奔走，演员冯汉元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作为一部群像戏，导演对几位“邻居”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从学院党委书记、校医、助教到工人，涵盖了学校几乎全部教职工群体，每一个家庭还背负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人物背景在电影开始的时候通过画外音的形式介绍，随着故事发展，不同人物间的对话则透露出了更多的细节。为了符合角色的性格特点和社会地位，剧组主创在设计每位居民的屋内陈设时也动了一番脑筋，体现出即时性的特点成功复原出筒子楼里的生活。《邻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片中提及到的社会现象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丰富的内涵和对社会的关切使其成为郑洞天作品谱系中的代表。（编辑：刘方舟）
剧情： 粉碎“四人帮”后的某地高姜生产队，高、梁两大姓多年来一直不和。队长高正忙制止姜姓社员搞副业，引起了一场牵动高、姜两姓的纠纷。忠厚老实的高广乐被大家一起哄选当上乐队长。他判姜太写检讨，高二婶赔偿姜太治伤费用，接着，又与姜太商量成立队里的草编副业组，派二婶的儿子高正元当副业组会计。在姜太的主持下，编织副业搞得轰轰烈烈。高广乐在社办企业招工表一事上也施行择优选送工人，深得人心。
1979年
导赏：电影《向导》反映了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斗争历史，时间跨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个历史时期，表现了依卜拉因和巴吾东祖孙二人不惧列强、顽强斗争的高尚品格。影片情景交融，善于从心理和社会自然环境内外两个角度出发塑造人物，使两个有血有肉的维吾尔族农民形象突出而生动。本片改编自《老猎人的见证》。电影剧本选取的三个横截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解放初期正是新疆风云突变，动荡不安的50年。清末，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下层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不仅要受封建主的剥削，还要承受清朝官员和英俄两国入侵势力的压迫；民初，沙俄对于新疆的觊觎之心不死；新疆解放前夕，外国势力伙同民族分裂势力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向导》中设计了三组塔里木的“外来者”形象: 英国探险家、俄国军官、人民解放军。前两组外来者对于塔里木而言就是践踏土地压榨人民的“魔鬼”，他们打着“勘测”“科考”“探险”的幌子，实则是为自己寻宝、掠夺文物、绘测地图以备入侵之用，在他们眼中塔里木人民命贱如草芥。这也是巴吾东见到勘测用的标杆就以为见到了“魔鬼”的原因。而人民解放军勘测队的出现则是为了帮助塔里木“治沙漠、种庄稼，要让塔里木变个样儿”。勘测队里有一位医生，正是这位医生救治了小阿米娜，为赢得老猎人巴吾东的信任奠定了基础。这种两种身份混合的人物设定其实是新疆“十七年文学”里十分常见的人物设定——解放军意味着保护者，医生意味着救助者。前两组英俄“外来者”的形象与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产生了强烈对比，更衬托出解放军开发塔里木的目的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电影开篇的长镜头有着深刻的美学意味，在广袤的沙漠中，祖孙二人快乐的嬉戏，无拘无束的幸福生活着。开篇用了三个大全景的长镜头表现人物活动的自然风貌：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祖孙二人出现在远景处的沙漠中，小孙子活泼好动，奔跑跳跃，爷爷一直在孙子身旁，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这样的长镜头使得观众更能积极地思考影片的内容，二人欢快的场面与后来遭到列强的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欢快的场景一边是惨绝人寰的迫害。对比效果明显，真实场景的再现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在富有异域风情的沙漠上，观众仿佛同影片中的祖孙二人共同置身于沙漠之中，共同置身于那个动荡的年代，对于他们的亲情和爱国情怀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