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云
有片源
2008年
剧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部数字电影是再现艾滋病儿童生活的影片，该片通过一个7岁的男孩---冬冬，讲述了一个悲惨而又幸福的故事。影片反映了无辜的艾滋病儿童，渴望理解、渴望帮助、渴望生活对一切充满希望的情感。同时，我国政府对这些孩子的关爱，及我国教育工作者、医护工作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社会好心人给予他们的帮助和理解。 　　某城市郊外的阳光家园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一天深夜这个孩子突然不辞而别，到城里寻找他的远方亲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姨夫。姨父才知道冬冬的父母早已去世了，冬冬被好心人送入了阳光家园。当姨夫把冬冬接回家时，遭到了姨妈的极力反对，姨夫不知内情，看到这可怜的孩子，就坚持留下冬冬。姨妈无法阻挡他，只得把冬冬安住在小阁楼里隔离起来。冬冬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变，但精神却更孤独、寂寞。冬冬的姐姐蓉蓉很喜欢他，但是被母亲严厉阻止姐弟之间的往来。姨夫实在看不下去姨妈这么对待冬冬，逼她说出实情，姨妈被迫无奈只好道出冬冬是艾滋病携带者，姨夫和蓉蓉听后很震惊，可又无法来解决，为此姨夫在百忙之中查询了解艾滋病常识。蓉蓉在学校也学到了如何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并当上了“红丝带爱心小使者”。与此同时，当姨妈发现冬冬在蓉蓉房间玩时，极度恐惧，同时还发现冬冬拿着他母亲和姨妈的合影，而产生误解，两人在争夺照片时，一不小心把照片撕碎，冬冬一气之下离开了姨妈的家。 　　当冬冬回到阳光家园，他真正地感到了家园的温暖，阳光家园的高园长是个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在自己晚年志愿承担起抚养艾滋孤儿的任务。园长、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在冬冬生日的时候为他举办了生日晚会，在晚会上冬冬含着热泪，激动不已。 　　第二天冬冬突然病倒，被送进医院，病情十分危急，园长只好通知冬冬姨父全家，姨夫全家得知冬冬病重，急速赶到医院，全家人深感愧疚，痛哭不已。姨妈递上了她和冬冬母亲的合影，冬冬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姨夫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挽回冬冬的生命，冬冬却想要的是姐姐带给他的书包，姐姐把书包递给他时，冬冬紧紧地抱在怀里，恼中闪出了幻影：自己上学了——冬冬衷心地笑了！
1995年
导赏：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战士尤江在退伍前夕坚守荣誉、英勇救人的感人故事，作为一部表现英模人物的军事题材影片，以往影片热衷着重表现人物的行为动机以展现其英勇无畏的精神，谱写一首英雄赞歌，然而此片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之上，以士兵作为叙述对象，表达“士兵的荣誉”，将焦点放置在“荣誉”二字身上，从而对士兵的精神发起挑战，对士兵的价值观进行严峻拷问。影片通过尤江这一角色，展现了军人对荣誉的执着追求再到领悟其真谛的转变过程，尤江作为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未能在战场上立功受奖，在探亲假回村期间，面对刘老三等人想借助军功章假公济私的行为，拒绝与其同流合污，将借来的军功章归还，迸发出了自己也要获得一个军功章的念头。之后在与歹徒的殊死搏斗中，尤江见义勇为的行为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全县人民的称赞与嘉奖，获得了诸多荣誉与爱戴，面对三舅刘老三的再次刁难依旧严词拒绝，并从中理解了荣誉的真正内涵，领悟了其背后所代表的为民为国的真正情怀。影片中的老兵与尤江之间具有深厚的忘年交情谊，在某种程度上老兵化身成为了尤江的精神引领与榜样，成为士兵精神的标杆。“老兵”的称谓本身就是一种军营锤炼的标志，一种荣誉感的自我认定，即使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件，但仍有着英雄本色。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退伍之后在连队附近开设油坊，他的军人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尤江，使其承接着老兵的精神和品格的传统。老兵在影片中的出现形成了首尾呼应，某种程度上使得尤江对荣誉观念的转变变得更加可信，以一种无形的精神引领着尤江的信念与选择，形成了一股强大而又震慑心灵的力量。（编辑：州文）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影片设置了一组第五代电影叙事的经典坐标——欲望与权威的矛盾。酒坊掌柜的麻风病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是父权制度溃烂的肉身化呈现。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导演通过欲望与权威的角力，展现原始生命本能对制度性压迫的解构。影片刻意消解具体时空坐标，将高密东北乡虚构成原始欲望的试验场。第五代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选取远离现代政治生活中心的、非现在时态的边缘空间，以此来消除叙事时空的历史确定性，挖掘潜藏于历史深层结构下民间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红高粱》里，“我爷爷”和“我奶奶”仅作为身份符号出现，承载着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当轿夫们颠轿时的汗珠砸在黄土里，当野合场景中倒伏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个体生命史被升华为民族生存状态的隐喻。这种抽离具体性的处理，使故事挣脱历史枷锁，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寓言。张艺谋导演的早期作品中常出现一些“新民俗”或者“伪民俗”，并因而赋予了影片以荒诞感，诸如野蛮的“颠轿”仪式嘲弄嫁娶制度的严肃性，用尿酿酒的桥段打破崇高与卑俗的界限，祭酒歌的嘶吼消解了仪式的神圣性，这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在高粱地这个原始之地，规训让位于本能。影片结尾天地皆红的超现实图景，构成震撼的视觉寓言。当个体叙事消融于集体记忆的血色长河，“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便获得了神话学意义——这不是某个人的传奇，而是一个民族关于生存、反抗与重生的震撼叙事。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太阳意象在电影中反复出现，极具酒神精神——开场时刺破晨雾的旭日，直至结尾日全食时天地同寂的悲怆，红色的太阳见证着生命狂欢与毁灭的永恒循环。《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