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钢
有片源
1995年
导赏：滕文骥是中国“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电影风格多变、创作激情持久扬名海内外。他的作品既传承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精髓，又贯穿着新颖独特的艺术表达手段，以质朴、厚重、深沉的创作心态反映出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出现了关于变革与守旧、文明与愚昧的讨论，掀起“历史文化反思运动”的热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滕文骥尝试对杨争光的小说《流放》进行改编，创作出以清朝中叶白莲教大起义为背景的影片《征服者》，展现了起义和教徒们因失败流放的完整过程。在演员人选上，滕文骥考虑到了商业运作因素，最终选择了陈红和巍子作为主演，以白莲教运动最终失败后“留种”作为主题，对相关题材和主旨进行了一定的艺术探索。也可以看做是“第四代”导演在面对商业片的冲击后进行的创作尝试。作为演员，由陈红作为主演的电影并不多，不少观众通过《征服者》认识到了陈红的表演，也见证了她从演员转变为制片人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对白莲教的深入研究，已经认定清代白莲教的活动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并不包含反封建的革命因素，在观影时还需进行思考和甄别，更不能将影片与真实历史混为一谈。纵观滕文骥导演的创作历程，《征服者》并不是最为著名的一部，但他基于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和对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照始终贯穿在作品中，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在1995年举行的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征服者》一举夺得最佳美术奖和最佳音乐奖两项荣誉，证明了这部电影在相关领域做出的成绩。（编辑：刘方舟）
1993年
导赏：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由滕文骥执导，张洪量、陈红主演，于1993年在中国大陆上映，以细腻多样的音乐编排、自然诗意的影像风格和民族风情的独特展示为观众呈现一个情感丰富、波澜壮阔的影像世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影像风格自然而富有诗意，陈红饰演的江雪身着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服饰，展示了大量不同民族的积极生存状态与淳朴的风土人情，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呈现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使本片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民族风情的视觉盛宴。自然主义的摄影风格以横移长镜头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一幅民族风情画卷，大全景下巍峨壮丽的雪山与广袤无垠的草原展示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和宁静祥和的自然景色，移动摄影记录下藏族青年雄姿勃发的向上生命力，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婚礼习俗与民族服饰亦一一呈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音乐总监由罗大佑担纲，主题曲与插曲悠扬动人且富于民族风情，展示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情感细腻，旋律不仅动人更成为表情达意的载体，通过巧妙的变奏和重复推进情节发展与情绪升温，加深了观众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五朵梅送别江雪与黄钟时，终于唱起的花儿悠长婉转又散尽离别的忧愁；黄钟被关在门外为取悦江雪而唱的《青春舞曲》轻快甜蜜，配合两人在阳光下相视而笑的场景令人心生愉悦；卓玛救起黄钟在草原上随口哼唱的藏族民歌清澈嘹亮，拥有净澈心灵的力量；黄钟得知买买提杀了情敌巴依后被处死的悲惨结局后，《半个月亮爬上来》的轻声复杳，唱尽两对情人被迫分离的怅惘与哀伤；黄钟与江雪重逢后轻柔温暖的管弦乐，与绿草如茵、阳光明媚的场景渲染温馨宁静的氛围，而影片结尾《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吟唱将影片引向情感高潮，曲调哀伤而庄重，令人感受到黄钟痛失所爱的无奈与对爱人的深深怀念。各个民族对江雪与黄钟这对命运多舛又感人至深的情侣所给予的无私帮助，各民族之间的善良友爱传递了民族团结和大爱无疆的精神。（编辑：刘若能）
1988年
导赏：影片《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执导。1988年《红高粱》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还斩获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在张艺谋的影像世界中，《红高粱》以其粗犷的生命力为第五代导演的亮相奠基。故事里有两股对抗性力量：一边是压抑人性的旧规矩，一边是追求自由的本能。比如患麻风病的酒坊老板象征着腐朽的旧制度，九儿的改嫁本质上是对宗法权威的僭越，而余占鳌抢夺掌柜棺木的行为，则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符号的彻底摧毁。影片中，轿夫们抬轿时汗水滴入黄土的镜头，高粱地里野合时压倒的高粱形成天然祭坛，这些充满原始力量感的场景，都隐喻着整个民族生存的韧性和活力。影片里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设计：粗野的颠轿仪式把婚礼变作闹剧，用尿酿酒打破雅俗界限，嘶吼的祭酒歌让庄严仪式变得狂放。这些看似荒诞的安排，实则构成了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自觉疏离。这些仪式大多并不存在于现实，而是为了荒诞感虚构出来的“伪民俗”，以此服务于影片的哲学表意。导演无意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模糊和淡化了具体人物背景和空间信息，让故事超越某个特定时代，成为关于人性解放的民族寓言。在美学层面，张艺谋将红色推向极致——红盖头表意禁锢，红高粱外显欲望，红日张扬生命，最终的血海则成为集体祭献的圣坛。这种极致的色彩使用彰显着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最后漫天血红的超现实画面，把个人故事升华为整个民族抗争与重生的象征。反复出现的太阳意象，从开篇穿透晨雾的朝阳，到结尾日食时天地同暗的悲壮，就像生命的轮回——毁灭与新生永远交替。《红高粱》的先锋性在于其将民族叙事从传统话语中解放，还原为生命本真的狂欢。在血红的高粱地与灼目的太阳之间，张艺谋完成了对中国电影美学的重构，让中国银幕上如此赤裸地展现出原始生命的壮美与残酷。（编辑：王梓苡）
导赏：1988年，作家王朔的四部小说被默契地搬上银幕，包括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黄建新导演的《轮回》、米家山导演的《顽主》和夏钢导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从而在80年代末形成了电影史上著名的“王朔电影年”。对此，邵牧君认为“电影界一哄而上争相改编，反映了电影界在巨大商业压力面前某种无所适从的混乱心态。”而饶曙光则认为“巨大商业压力只是‘显’的方面，而更深的‘隐’的方面则是市民话语及其价值观念和时代情绪与传统的精英话语格格不入，因而要求着一种全新的姿态和表达。”后者牵引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峙，王朔改编电影以“众声喧哗”挑战“精英独白”，四部影片皆继承了王朔小说的游戏气质，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顽主”，他们表面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内心深处藏着对世界的独特见解；他们特立独行、放浪形骸，却以一种叛逆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多样与不羁。王朔以其独特的黑色幽默，完成了对神圣与权威的消解。在解构的过程中，旧有秩序轰然倒塌，而新的秩序却并未在废墟中崛起，留下的是一片思想的荒漠，等待着新的绿洲涌现。《轮回》中的石岜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人物，深陷于人生的无意义和颓废虚无，最终在穷极无聊中选择终结自己年轻的生命。影片呈现了80年代末的都市空间。有繁华喧嚣、车水马龙的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行色匆匆，充满了现代生活的紧迫感；有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社交场，灯光下人们身着华丽的服饰，脸上洋溢着或虚伪或真诚的笑容，释放着欲望的讯息；有寂静冷清的楼间小巷，收容着白日里四处游荡，而此刻落寞空虚的人们。导演暗喻性地设置了先锋绘画展览馆这一场域，在影片中数次出现，成为了现代性的意指，石岜在这个空间中经历了反叛也经历了怯懦，他在迷宫般的展览馆中闪躲和迷失，成为了个体在80年代激进又踟蹰的显影。在影片结尾处，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石岜一个人站在墙边，他拿起一支笔，在墙上勾勒出了一个有着宽阔、健壮臂膀的男性身体轮廓。石岜凝视着这个幻想中的自己，他的左臂颤抖着抬起，像是风中摇曳的枯枝，右臂努力地伸直，却显得不协调和脆弱。而墙上的那个强壮的身影，双臂肌肉隆起，仿佛能撑起整个世界。身体被现实击垮，灵魂在困境中挣扎，曾经那个健康、充满生命力的石岜究竟去哪了呢？于是，他万念俱灰，在浓重的夜色里从高楼一跃而下。（编辑：王梓苡）
1986年
导赏：如果说在众多成吉思汗题材电影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最为接近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族的史实，最少艺术化地演绎，那无疑是《成吉思汗》。影片以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来贯穿全片，向观众娓娓道来发生在12世纪末蒙古草原上统一复兴的传奇史诗。这部詹相持导演执导的《成吉思汗》有着客观的史实基础和纪录性的影像风格。影片中铁木真被塔里忽台兄弟追捕、被锁尔罕失刺一家所救以及结交孛斡尔出等人、发动几大战争的情节都来自《蒙古秘史》，甚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中，铁木真脖子被剑擦伤，者勒蔑竭力救护，为其吸允污血、舍命到敌营中偷取马奶，这些细节在《秘史》中都有据可循。影片以《秘史》为依据来进行影像叙事，力求客观再现成吉思汗的命运。对于成吉思汗，本片既表现了他的谋略和胆识，也展现了他的杀戮和狡诈。臣服王罕，离间王罕和桑昆父子的关系、残杀蔑尔乞部等事迹都在影片中得到再现，旁观立场展现出来的成吉思汗形象显得更为复杂。影片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导，写成吉思汗从求生到复仇，从认识到统一民族、结束杀戮之乱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实现统一大业。影片牢牢地把握成吉思汗的命运，一切场面、人物、事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与此同时，电影采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旁白贯穿故事始终，比如在铁木真称汗后使用旁白：这或许是长生天的安排，既赋予他成吉思汗的美名，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说不清楚是喜悦、沉重还是对未来的渴望。这是创作者以旁观的立场对“他者”的成吉思汗的描述与心理猜测，也是对于创作者“他者”身份的指认。（编辑：大陆）
导赏：《老井》是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推出的作品，由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执导，改编自作家郑义的同名小说。该片一举斩获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国际影评人特别奖三项大奖，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重要里程碑。吴天明的视听语言使用极有震撼力和隐喻性。电影开场的“定井仪式”中，村民们跪在干裂的土地上，道士摇铃诵经，红布幡在灰黄的山坡上刺眼地飘动。这个场景没有一句台词，但飞扬的尘土、麻木的面孔和刺耳的铜铃声，已经道尽了村民对“水”的绝望与迷信。全片以黄、黑、红为主色调，黄土代表着贫瘠，村民的黑棉袄像沉重的枷锁，而血迹、喜字、盖头等红色元素，则暗示着暴力、欲望与宿命。作为摄影出身的非职业演员，张艺谋的表演毫无技巧痕迹，完全靠身体本能征服观众。有一场戏是旺泉背着200斤石板下山，麻绳深深勒进锁骨，脖颈暴起的青筋，脚步踉跄却始终不卸下重负。这场戏让人直观感受到，祖辈传下来的打井使命，早已压弯了人的脊梁。在打斗后满脸血污的特写中，张艺谋贡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他的眼神十分空洞，血水顺着皱纹流成沟壑，整张脸像风干的泥塑，趋于静止的表演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演绎出一种彻底认命的麻木。“井”在电影中不断变换角色，开篇坍塌的老井像张着血盆大口，吞没了旺泉的父亲；村民用血汗浇筑的新井，也逐渐变成吞噬生命的怪兽，村民每次向下挖掘都在重复“挖井-塌方-死人-再挖”的循环，这种无力的悲壮感在暴雨夜达到顶峰：所有人在泥浆中翻滚，俨然一幅集体受难的残酷图景。结尾刻满156个死者名字的石碑，成了竖立在黄土坡上的巨型墓碑。“死个人算甚？这山上的黄土，哪一捧没吃过人血？”老支书的这句话，揭开了拥有原始信仰的人们最悲壮的生存逻辑——用无数条命去填一口井，只为证明“我们不是窝囊废”。这种近乎残酷的坚持，亦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旺泉是传统枷锁下的牺牲品，他为了打井放弃爱情，娶了不爱的寡妇，最后变成一台“打井机器”。巧英的离开象征着对宿命的反抗，而她留下的水文资料，又暗示着科学理性终将冲破愚昧——这种矛盾正是80年代中国农村的缩影。（编辑：王梓苡）
1984年
剧情： 白平首先了解了这起车祸的经过：前不久一个晚上，化工厂青年工人刘明骑车赶赴约会，行至一路口正要转弯，一辆违章逆行的自行车飞驶而来。两车相撞，将旁边一位老太太撞倒在地，违章青年见势不妙拔腿就逃，刘明则好心地将老太太送进医院，但因老太太伤势很重，很快便死在医院。白平出席了其中一次调解会，进一步得知被撞死的老太太是个退休工人，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徐大同身有残疾，待业在家靠糊纸盒维生。 女儿徐雁在工厂当学徒，全家生活确实有困难。在会上，专门从贵州赶来帮助料理后事的薛通君是死者的弟弟，他除了提出要5000元的赔款外，还能照顾两个外甥为名要求将其全家迁回本市。死者的儿子徐大同则要求给刘明判刑。会议开得不欢而散。刘明被临时拘留，情绪不好，白平来采访时，他无心回答记者的问题。为了弄清刘明的为人和表现，白平去工厂找了他的师傅和班组工人，还找了他的女友华梅，以及死者的女儿徐雁，核实了一些问题。关于那封未署名的信，一时尚未查出是谁写的。徐大同自从母亲被撞死后，和妹妹徐雁相依为命地生活着，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但也有人火上加油，使烦躁的徐大同更难以平静。因此当记者、刘明的母亲、化工厂的工会干部来看望他，都被他误认为是来替刘明说情的，而遭到他的冷遇和拒绝。他和妹妹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 薛通君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多次到交通队纠缠李明道，当他受到严厉批评后，则又暗中支持徐大同起诉，企图扩大事态。又一次调解会上，李明道建议，鉴于刘明肇事后表现较好，决定不将此案移交司法部门审理，赔款总额定为2950元，刘明只承担其中1350元，那个逃跑的人一旦查清将另案从严处理。徐大同不服裁决，指责刘明也逃跑过。华梅为刘明辩解，但也无济于事。刘明承认自己确实有过逃跑的念头，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非但没有得到徐大同的谅解，反成了他进一步要上诉的理由。 刘明在悔恨之余离开了会场。李明道宣布维持刚才的处理意见，受害一方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法院起诉。深夜，刘明母子正在商量变卖东西交付赔款，谈话中刘明对生活、对人与人的关系流露出灰暗的情绪。第二天，白平把华梅一封充满深情厚谊的信交给他，并劝导他，生活中固然有虚伪，但更多的却是真诚。 果然，刘明上班后，团委书记发动共青团员捐钱帮助刘明赔款，这使刘明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为了帮助徐大同摆脱偏执、猜疑，白平在同他进行了一番争辩后拿出那封未署名的信，徐大同一眼认出是妹妹的笔迹，信中对以报复心理对待事故进行了批评。徐大同看后气得发抖，对徐雁大打出手。徐雁忍辱负重进一步劝哥哥要学妈妈的为人。 徐大同终于回心转意，白平目睹了这一切，深为徐大同的转变、也为无意中找到了那封信的作者而高兴。海面上，夕阳西下，风景无限美好。影片在《人生之路》主题歌声中结束。
导赏：《海滩》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滕文骥拍摄，是唱给古老渔业文明的一曲挽歌。昔日绵延不绝的十里海滩，如今只剩一里，这是现代城市对渔民生存空间的无情蚕食，也是对他们精神家园的悄然消融。影片萦绕着怀旧情愫，缅怀着古老中国天人合一、宽厚和睦的单纯。但影片又毫不留情指出寄生在乡土社会的痼疾，斥责世代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的吞噬。因此，影片在怀旧与批判之间游走，充满了徘徊和犹豫。学者戴锦华认为，当现代浪潮席卷中国，第四代导演群落以惶恐的眼神凝视着文明的交迭，“一边是理性，是对文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一边是情感，是对老中国生存独特韵味、人情醇厚、坚实朴素的留恋。一方面是对传统社会及其道德体系的仇恨厌恶，一方面是对现代化、商品化进程所感受到的惶恐和轻蔑。第四代在揭示愚昧的丑陋荒诞的同时，迷失在传统中国意趣中，呈现出一种矛盾、游移的状态。”谈及镜头语言与第五代的共通之处，滕文骥认为是顾长卫和智磊两位摄影师加入的结果，他们用成熟的镜语体系完成了导演想要实现的对比隐喻。在影片中，渔村部分用固定机位、正面构图，消灭纵深，多拍傍晚和夜景，压低色调明度和画面亮度。工厂部分采用灵活的运镜，利用复杂交错的管道形体丰富构图，用高调摄影保证银白色调控制下的色彩变化。通过这种画面设计，渔村晦暗、淤滞、凝重，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眼中闪烁着对逝去神话的坚守与哀愁。而城市则轻快、多变、复杂，犹如从海岸线跳出的红日，鲜活蓬勃。当三个遍体海风和烈日皴染痕迹的渔夫跪在退潮的污泥中，口中喃喃祝祷，感恩自然的馈赠时，他们身后新工厂盘结交错的管道在雾气中银光闪烁，这些管道如同钢铁藤蔓，紧紧缠绕着渔业文明的喉头。（编辑：王梓苡）
1983年
导赏：本片基于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进行摄制，以清新自然、乐观向上的风格基调，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新思想，展现出全新的时代风貌与人文精神。廖京生、傅丽莉两位主演的形象气质十分贴合人物，表演风格朴素真实、情感真挚。将片中男女主人公美好真挚的爱情故事与共同致富的事业完美演绎。影片将戏剧冲突淡化处理，使其自然流淌，沁入心灵。加之李谷一女士的倾情献唱，使观众颇感美好，沉浸其中，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