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温

Zongwun Hu
有片源
1982年
导赏：1982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茶馆》，是文学、戏剧与电影三大艺术领域交相辉映的杰出典范，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历史意义。它并非依靠地理的迁徙或时代的闪回来构建史诗感，而是创造一种“静态史诗”形式——将浩瀚的历史压缩进北京裕泰茶馆这一方固定的物理空间。影片的序幕在清末的暮色中拉开，茶香与喧嚷交织；而当尾声在抗战胜利后的凄清中落下，同一空间已物是人非，满目疮痍。茶馆的桌椅、招牌与墙上的标语，如年轮般记录着从帝制崩塌、军阀混战到抗战动荡的每一次社会变迁。如果说剧本结构是电影的骨骼，那么角色与表演便是其血肉与灵魂。《茶馆》中的众多人物，即使是出场时间很短，行为有写意色彩，但对于性格和性情的点化却是工笔式的，精到而鲜活。人物在茶馆里的具实与生活背景的虚化、行为的实在与对于人生的迷茫不解、人生中某一细节的密集展示与一生的大而化之，等等皆是对生活的艺术提炼。电影版汇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黄金一代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演绎不仅成就了这部戏，更共同树立了中国表演艺术史上的一座集体丰碑。于是之先生塑造的掌柜王利发，已入化境。他从青年时的精明圆滑、中年时的疲惫挣扎，到老年时的绝望悲凉，其蜕变轨迹清晰如刻，尤其最后与老友自我祭奠时那份看透世事的苍凉与控诉，震撼人心。郑榕饰演的常四爷，一身“铁杆庄稼”养出的硬骨与爱国正气，贯穿始终；蓝天野诠释的秦仲义，从志得意满到产业尽毁后的心灰意冷，其悲剧命运令人扼腕。此外，黄宗洛饰演的胆小鼠辈松二爷、童超饰演的庞太监等，哪怕戏份不多，也都以极其精准的细节塑造了令人过目难忘的典型形象。这是一场“没有小角色”的群像演出，每一位演员都深深扎根于角色，使得这近七十个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鲜活、饱满的“历史众生相”。谢添导演对于原剧的台词做出了正确的处理，还配合对话的重点与节奏，运用镜头的推、拉、摇、移等手法，既符合电影特点又加强了对话的表现力。特写镜头使观众得以清晰看见王利发在应对各路势力时，脸上那瞬间闪过的无奈、惶恐与强颜欢笑，极大地增强了人物的悲剧感染力。同时，电影将视野从茶馆内部延伸到门外的大街，用几个简洁的外景镜头——如军阀过兵、难民流离——生动具象了茶馆所处的动荡环境，让这个“小社会”与外面“大时代”的关联变得更加真实可感。而一切电影化的艺术创造，最终都服务于原作思想的传递：对个人尊严在历史激流中的深切凝视，以及对一个古老文明转型阵痛的深刻寓言。正是这双重关切，让“茶馆”这个微小的时空容器，超越了剧情本身，成为映照一个民族精神历程的永恒镜像。（编辑：明慧）
1980年
剧情： 1973年秋，患病的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的会议，给生活在“四人帮”猖獗年代里的亿万人民带来了力量的希望。在“人大”会议期间，总理还关注地向著名老中医方凌轩了解了防治冠心病新药的研究工作。这给年迈的方凌轩很大鼓舞。他回到家中，向家人和多年知友丁文中说起了这一喜讯，人人都感到心头热乎乎的。  　　    　　
1950年
剧情：刘胡兰生长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在反动的封建军阀阎锡山统治的黑暗年代，恶霸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刘胡兰的心灵里从小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红军来了，把地主吕善卿家的财物分给了穷人。刘胡兰从红军战士孙同志讲的故事里，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刘胡兰渐渐长大了，为了担负家庭的生活重担，她和邻居家的孩子小青，一起去山里驮炭，俩人渐渐产生了爱情。日本鬼子占领了文水县，地主吕善卿又当上了村长。孙同志回到这里，领导农民们建起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刘胡兰担任了妇救会的领导。小青要参军了，刘胡兰鼓励他要勇敢战斗，争取入党。刘胡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反扫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刘胡兰经受了严峻的斗争考验，党组织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日本投降，小青所在的八路军回到山西，将日本军队的武器收缴。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小青的部队奔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刘胡兰带领着妇救会的姐妹们送慰问品，救护转移伤员，积极支援前线。回到村里，她听到支部书记石德辉和几十个乡亲被反动派抓起来的消息后，勇敢地参加了营救行动，把他们救了出来。但是，在转移的途中，刘胡兰不幸被捕。蒋匪军和地主吕善卿对刘胡兰严刑逼供，刘胡兰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终，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