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洪

Hong Ding
有片源
1985年
剧情： 明洪武十四年，贵州水西一带大旱无雨，杂草丛生。民心凋困。但朝廷不顾民情，仍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奢香夫人到贵阳拜见封疆大吏马晔，恳请他转奏朝廷，减免粮赋。骄横跋扈的马晔根本不把奢香夫人房子眼里，打了她40皮鞭。当夜，水西48部兵马齐集殿前，准备杀向贵阳，为夫人报仇。水东宣尉刘淑赶到，把马晔之事呈报朱元璋，避免了战争。后来，马晔又兵临城下再战奢香夫人以解怒气，最后奢香夫人大度礼让，化干戈为玉帛。
1965年
导赏：这部电影从叙事结构来说，它是线性史诗与道德寓言的交织。影片采用编年体线性叙事，以雷锋生平重大事件为节点（入伍、抗洪、牺牲等），构建“平凡中见伟大”的叙事逻辑。之后采用三幕剧变体来展现他的一生。第一幕是雷锋神圣使命的觉醒。通过雷锋的童年苦难例如地主压迫、母亲自尽等来奠定角色“阶级复仇-报恩社会”的心理动机，之后就以参军作为“新生”的仪式化转折。而第二幕把雷锋的奉献具象化，以“螺丝钉哲学”为纲领，串联修车、捐款、扫盲等事件，通过重复性善举累积道德崇高感。到了最终的第三幕，就是雷锋的牺牲与永生——意外死亡被转化为精神不朽的象征，通过群众悼念场景完成“肉身消逝-精神永存”的升华。这样的叙事将个体生命史嵌入集体主义宏大叙事，通过“苦难-报恩-奉献-永生”的故事链，来实现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在冲突设计方面，采用了内在消解与外部强化的方式。内在冲突主要是规避。在影片里，雷锋的决策始终无心理挣扎如捐款时毫不犹豫，编剧用“本能式奉献”替代人性抉择，将道德困境转化为单向度输出。对比《孔繁森》中家庭责任与公务的矛盾，本片通过角色台词直接消解冲突例如“大家好了，小家才能好”等等。而外部冲突则是进行象征化。比如多次的自然挑战，在抗洪抢险、暴风雨中护送老人等场景，将雷锋的意志力与自然力对抗，隐喻“人定胜天”的集体精神。阶级敌人缺席：地主压迫仅存于闪回，现实冲突被简化为“与旧思想斗争”如批评战友浪费粮食，弱化戏剧对抗性。这样的冲突设计利于通过低烈度冲突维持角色神圣性，但也会导致叙事动力依赖事件堆砌而非因果推进。（编辑：婧怡）
1955年
导赏：《董存瑞》（1955）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由郭维执导的黑白战争片，以朴实而充满力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位普通农村少年如何在革命洪流中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并最终为夺取隆化战斗的胜利而献出生命的故事。影片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更因其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与影像表达上的突破，成为“革命传记片”的典范之作。影片的开篇并没有直接把观众带入炮火连天的战场，而是用近半小时的篇幅细腻地勾勒了董存瑞参军前的形象，那个被乡亲们亲切叫作“四虎子”的倔强少年。他渴望加入八路军，却因年纪太小被连长拒绝；他有着朴素的正义感，却也会因冲动而犯错。这样的处理让英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年轻人。电影通过一系列生活化的场景，比如他与战友争抢子弹、在行军途中与班长争执等细节，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他从“我想打仗”到“我为谁打仗”的思想转变。这种成长轨迹的刻画，使得最后那座桥下的壮举不再是突兀的神话，而是性格与信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艺术手法上，《董存瑞》打破了当时不少战争片对英雄人物的刻板化处理。导演郭维与编剧赵寰没有把董存瑞塑造成完美无缺的“高大全”，反而保留了他身上的棱角与稚气。他急躁、好胜，甚至有些鲁莽，但这些特质恰恰成为他后来在战场上敢于担当、不畏牺牲的性格基础。影片多次使用特写镜头捕捉张良那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让观众看到一名青年战士在战火中逐渐淬炼出的意志光芒。尤其在总攻前夕，董存瑞与连长、指导员之间的几句简单对话，已透露出他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想着“怎样才能把敌人的碉堡炸掉”。这种心理铺垫为最后的高潮奠定了真实的情感根基。《董存瑞》在1955年公映后，迅速获得了广大观众与官方的一致认可，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2021年，《董存瑞》入选国家电影局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的片单。它之所以能跨越时代依然打动人心，正在于它把“英雄”还原为“人”——一个有成长、有困惑、有血肉的普通人。董存瑞不是天生就想牺牲的圣徒，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关头，因对战友、对家园、对未来的信念，选择了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部电影不仅记录了一位烈士的事迹，更捕捉了一个民族在艰难岁月中迸发出的精神光芒。时至今日，《董存瑞》仍被视为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范本。它用朴素的电影语言证明：真正动人的英雄叙事，不需要夸张的煽情与宏大的说教，只需要真诚地呈现一个人在伟大理想面前的抉择。这也正是这部黑白片历经七十年依然闪耀着艺术光辉的原因所在。（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