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伟

Wei Qu
有片源
1980年
导赏：《刑场上的婚礼》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经典革命爱情剧情电影，以“广州起义”为背景，深刻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二人在共同的生活和斗争中萌发的真挚爱情，并最终为了革命事业一起英勇就义的故事。刑场上，这对青年人庄严地宣布结婚，将反动派的枪炮当作婚礼的礼炮，“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成为了他们诚挚的结婚誓词。面对生死离别，他们没有悔恨的眼泪，没有缠绵的伤感。他们有的，只是闪闪发光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展现了革命者在严峻环境中所展现的人性光辉和爱情力量。“碧血染烈骨，铁窗炼忠魂。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这首写在陈铁军送给周文雍手帕上的诗，浓缩了周文雍和陈铁军为革命事业牺牲奉献的一生，木棉，这种被称为“英雄花”的植物盛开时颜色火红，就像英雄的鲜血染红一般。木棉花既象征二人纯洁、忠贞的革命爱情，也象征他们为争取胜利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志。正如片中歌曲《花儿朵朵报春来》唱的那样：我爱红棉深如海，花儿朵朵报春来。《刑场上的婚礼》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因其取材于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故事。1962年，周总理在紫光阁曾专门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并特别动情地讲述了周文雍与陈铁军悲壮的刑场婚礼，直言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他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聂荣臻元帅也曾对本片的编剧张义生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教育青年人，很有意义。让青年人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编辑：路明慧）
导赏：《客从何来》是由广布道尔基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于1980年在中国上映。这部电影以1970年代某年秋季物资交流会开幕前夕的花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系列围绕中外客商展开的故事。导演广布道尔基，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电影人，他是新中国第一位蒙古族导演，被称为“牧民导演”。而广步道尔基对艺术的追求又不仅仅限于民族题材，他曾说过：“我拍的影片，面向亿万中国观众，当然也包括我们本民族的观众……”他的成长经历正是党的民族文艺政策的最好体现。同时，广步道尔基还培养影响了一批蒙古族电影人，可谓民族影人楷模。在这部影片中，广布道尔基巧妙地将悬疑元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展现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外界的新奇。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客从何来》采用了多线索并进的方式，通过不同人物的故事交织，展现出了一个立体的社会画卷。影片中不仅有中外客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生活状态。这种多线索的叙事方式使得影片的内容丰富而饱满，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生活。在影片的拍摄手法上，广布道尔基导演运用了多种技巧来增强影片的观赏性。例如，在表现麦格利克发现笔记本失窃的场景时，导演通过紧张的音乐、快速的镜头切换以及演员的精彩表演，营造出了一种紧张的氛围，让观众感同身受。此外，影片中对于花城的街景、宾馆的内部环境等细节的刻画也非常到位，使得影片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影片的主题曲《迎宾曲》由雷雨声作曲，李谷一演唱，是一首富有广东音乐韵味的歌曲，传递出对五洲四海宾朋的热情欢迎与真诚问候。这首歌曲不仅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也成为了影片的一个亮点。《客从何来》这部电影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且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通过一个具体的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影片中所蕴含的对于商业诚信、人际关系等主题的探讨，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客从何来》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它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精彩的演员表演以及深刻的主题内涵，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编辑：赵敏）
1953年
剧情： 庄的团支书田春生和柳林村的女团员杨小青相爱多年，俩人准备秋后结婚，双方的父母早就盼望他们赶快成亲好抱孙子。不料就在结婚的前两天，杨小青为了开展村内的妇婴卫生工作，决定到县里学习新接生法。在春生的同意下，他们推迟了婚期。
1950年
赵一曼
赵一曼

演员(饰 妇女抗日会会员)/

导演：沙蒙/
主演：石联星/张平/张莹/王炎/欧阳儒秋/刘儒/安琪/方荧/傅杰/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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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赏：在中国电影史上，《赵一曼》（1950）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传记电影之一，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宏大叙事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影片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以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真实事迹为蓝本，通过严谨的历史还原与克制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个既崇高又鲜活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影片的叙事结构以时间线性展开，从赵一曼早年的家庭生活切入，逐步过渡到她投身革命、领导抗日斗争直至英勇就义的过程。这种平实的叙事手法避免了过度戏剧化的渲染，反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人物内心的成长轨迹。例如，影片通过书房中刻苦阅读的场景，暗示新思想如何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她日后坚定革命信念的源泉。而闺房中剪断长发、刻下誓言的细节，则生动展现了她对封建传统的决裂与反抗。这些场景不仅服务于人物塑造，更折射出时代变革中个体觉醒的普遍意义。在表演艺术上，石联星的演绎堪称经典。她以内敛而深沉的表演风格，刻画了赵一曼沉默寡言却意志如钢的特质。尤其在狱中戏份中，她通过眼神的坚定与肢体的隐忍，将革命者的尊严与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避免了口号式的煽情，反而以静默的力量震撼人心。石联星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的美学追求，使得角色既有革命者的刚毅，又保留了东方女性的温韧。影片的视觉语言也值得深入品鉴。黑白影像的运用不仅源于技术限制，更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机部分——明暗对比强烈的画面象征了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而大量自然光效的采用则赋予历史真实感。例如雪原游击战的场景中，苍茫的林地与渺小的人影形成强烈对比，既突出了斗争环境的艰苦，又隐喻了个人融入集体事业的崇高性。此外，影片巧妙运用空镜与特写：前者以辽阔的山河暗示民族精神的永恒，后者则通过刑具、书信等物象深化情感张力。尤其是赵一曼临终前写下家书的片段，镜头聚焦于颤抖的笔尖与斑驳的纸页，将私人情感与家国大义交织为一体，成就了全片最动人的时刻。《赵一曼》的创作深深植根于195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语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作品肩负着构建民族记忆与价值导向的双重使命。影片通过对英雄事迹的颂扬，强化了集体主义与牺牲精神的时代主题，但难得的是，它并未将人物简化为符号化的宣传工具，而是保留了其作为“人”的复杂性。这种处理使得角色更具可信度，也体现了早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与同时期的《白毛女》《钢铁战士》等作品相比，《赵一曼》的特殊性在于其女性视角的凸显。影片不仅展现英雄的抗日事迹，也通过性别视角探讨了女性解放的命题。从闺房中的抗争到战场上的指挥，赵一曼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这一维度使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战争叙事，成为对现代女性主体性的一次早期银幕探索。纵观中国电影史，《赵一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开创了革命英雄传记片的范式。其以真实历史为根基的创作原则、以人物内心驱动叙事的手法，以及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探索，均为后来《董存瑞》《雷锋》等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使是在今天，影片中那种克制的抒情、庄重的叙事以及对信仰与牺牲的深刻诠释，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并非因其完美无瑕，而是因其在黑暗中仍选择燃烧自己的决然——这或许正是《赵一曼》跨越时代的精神回响。（编辑：赵敏）
导赏：响应上级号召革新解放思想创造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