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滨

Bin Wang
有片源
1988年
剧情： 在SOS儿童村，有这样三个家庭。白瑾家的大儿子皮涛，是全村有外的淘气鬼，他以前是个流浪儿，习惯于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到儿童村以后总想逃跑，不认白瑾做妈妈。一天，他抓到了几只麻雀，在炉子上烤着吃，结果，弄得煤气泄漏，熏倒了弟弟、妹妹。妈妈回家后训斥并打了他。他开始怨恨并报复妈妈，偷走了妈妈的金戒指埋在小树林里。孟巧玲是个粗壮有力的妈妈，她有三个最让人操心的宝贝儿子。小儿子大壮夜游症，夜里做梦竟爬上高高的屋顶。巧玲为了防止万一，为他缝制了脚铃。大壮学习不好，巧玲命令两个哥哥帮助他，不许看电视。结果，三个儿子觉得他们的他们的妈妈又丑又厉害，真想换个妈妈。在皮涛的指点下，他们真给妈妈找了个对象，气得巧玲找到了白家。方芳是个漂亮的妈妈，是个学心理学的大学毕业生，由于爱情受挫，她来到SOS村。开始，她对孩子极理智，以研究孤儿心理学为目的。但经过和那些天真无邪、需要母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后，方芳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为孩子们献出了自己的爱。当她的男友重新回到她身边时，她犹豫了。白瑾在皮涛的生日晚会上，向儿子道歉，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皮涛得知金戒指的来历后悔恨交加，但戒指找不到了，他痛苦至极。为给妈妈买一只新戒指，皮涛拿着卖废品得来的钱，四个打听，结果被人骗了。他追赶骗子时，又被汽车撞倒。病房中，皮涛双手捧着那只戒指惭愧地说："真对不起，妈妈。"这是他长久以来第一次喊出"妈妈"，母子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1958年
剧情： 巧姐和庄哥本是一对相爱的恋人。皇帝选美选中了巧姐，便派巫臣带兵抢亲。巧姐不从，跳崖自杀，幸被仙姬所救。仙姬把巧姐变成“画中人”，把画卷送给了庄哥。这样，每当庄哥白日外出劳作和晚间睡眠时，巧姐就从画上走出，替庄哥料理内务。一日，庄哥趁巧姐下画时，悄悄收起了空画。经他再三请求，巧姐下画与他结成夫妇。就在他们拜堂时，巫臣又带兵赶到，将巧姐抢走。为不被皇帝所辱，巧姐复入画中。皇帝无奈，便将此画幽囚于密室中。庄哥念巧姐心切，夜人密室，与之相会，不料被皇帝发现。皇帝调兵抓人，庄哥奋力反抗，烧毁了…
1950年
导赏：电影《白毛女》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奠基之作，由王滨与水华联合执导，于1950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这部影片不仅承载着延安文艺的精神血脉，更以革命现实主义手法重构民间传说，成为中国电影从战时宣传迈向艺术经典的里程碑。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个人悲剧升华为阶级叙事的宏大史诗，通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辩证结构，构建了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革命寓言。影片的创作根源可追溯至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贺敬之等艺术家将民间善恶观转化为新旧社会的对照叙事。1950年电影改编时，王滨与水华延续了集体创作传统：他们邀请熟悉河北农村的作家杨润身加入编剧，并深入平山县采风，使地主逼债、农民自杀等情节具有泥土般的真实质感。这种从传说到歌剧再到电影的演变，实则是知识分子对民间资源的提炼与重构，体现了“大众文艺”运动中艺术与政治的深度结合。导演创造性地解决了歌剧改编的难题。一方面保留《北风吹》等经典唱段，将民歌融入叙事肌理，形成“歌唱故事片”的独特样式；另一方面通过电影写实性弥补舞台局限：例如，开场的田园牧歌长镜头，远山、麦浪、牧羊人赵大叔的民歌以视觉符号构建阶级压迫前的和谐幻象。而田华饰演的喜儿从天真少女到“白毛仙姑”的蜕变，依靠肢体语言多于唱词。被黄世仁凌辱后，她撕碎红头绳的哑剧式表演，将个体屈辱转化为阶级仇恨的视觉宣言。这种美学实践，既延续了秧歌剧的民间活力，又吸纳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表现力，使影片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范本。至今，《白毛女》仍以多重艺术形式延续生命，其根本魅力在于用电影语法将地方传说淬炼为人类共通的抗争寓言。当喜儿在朝阳中褪去白发，镜头缓缓升向解放军的红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重生，更是一个民族通过艺术对自身命运的寓言式书写。王滨与水华的伟大成就，正是让政治叙事在歌声与蒙太奇中获得了永恒的诗意。（编辑：赵敏）
1949年
桥
桥

导演/

导演：王滨/
主演：陈强/杜德夫/吕班/王家乙/于洋/
类型：剧情/
剧情：　　1947年冬，东北某铁路工厂为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开始，总工程师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对完成任务持怀疑态度。有的工人群众也存在雇佣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厂长主动深人工区，深入群众，启发动员大家为修复大桥出谋献策，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为制造修复铁桥需要的桥座和铆钉，他们先修复了炼钢炉；第一次炼钢失败受挫，工人梁日升又想出了用耐火砖代替白云石的办法，并获成功。此后，工人们也克服一系列困难，造出了桥座和铆钉。为按时完成修复铁桥的任务，铁路工厂的工人们群策群力，响应上级号召，投身修桥工作，终于在松花江解冻之前，将大桥修复。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不寻常的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片的首创意义在于第一次在银幕上正面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新中国主人公的崭新形象。剧中人物梁日升和老侯头大公无私、勇于创造，具有新时代工人阶级的特点。该片艺术上追求在平易中见真实、于朴素中显亲切的创作风格。刻画人物、表现生活多用白描式的手法。 这种朴素的具有纪录风格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新中国电影质朴自然、接近生活的创作新风。对于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