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庆松

Ching-Song Liao

有片源
2018年
导赏:《宝贝儿》是一部现实题材影片,电影通过江萌的故事,探讨了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和关爱。江萌作为一个先天缺陷的弃儿,长大后对先天患儿十分上心,她竭力拯救一个被父母放弃的缺陷婴儿,其中她不断的尝试与努力,即便是与法律背道而驰。影片通过江萌与寄养家庭的母亲之间的感情,展现了亲情之间的牵绊和努力生活的精神,这种平淡的叙事手法也让观众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影片用冷静、疏离的客观视角叙述故事,镜头始终围绕、跟随着江萌,现实就从她的所见所闻里逐渐被构建,被感知。在自然实景里采用长镜头手持晃动跟拍,减少使用调动情绪的配乐,这种有纪实感的视听风格既可以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见到,在法哈蒂的电影里见到,也能在一系列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作品里见到。拯救被弃婴儿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重要催化剂,过程中江萌也受到了多重阻力,她因为成年要离开寄养家庭,因为帮助受助儿主张权利而失掉工作。在感情方面,因为要救助女婴,她不得不求助自己的哑巴男友,而哑巴男友一直对她的诸多选择不理解,原本可以拥有平静幸福的生活,但因为彼此自身的经历,最终决定一起救助。因为伦理道德的救助,选择偷偷抱走孩子,引发媒体的关注,使得本来不幸的家庭引来更多的网络暴力,矛盾升级,将剧情推向高潮。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杨幂饰演的江萌,头发散乱,满脸雀斑,灰头土脸又弱不禁风,不仅颠覆形象,还在戏里挑战说南京话,比手语。在对于救助女婴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温暖与人性的光辉,影片中配角们的表演也非常出色。王院长的琐碎与温暖,在生活的残忍中尽己所能关照着不幸的群体。每每发生冲突的时候,她充当双方的润滑剂。马鞍山的片警也非常真实,貌似严厉的外表下,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也给予了各种方便。面对无肛女婴的人伦悲剧,他的身份能做的非常有限,法理与情理之间也很难平衡,但是一次次出警也表现了他的尽职尽责。看似强硬的外壳下,也有着温暖的保护色。郭京飞扮演的女婴的父亲也可圈可点,对于这个人物的表现,影片没有把他简单变成一个反面形象,他的疲惫、他的茫然、他的纠结和痛苦,使得这个遭受打击的中年男人形象真实可信。江萌让他一次次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使他在情绪上彻底崩溃。电影的结尾或许并不是大众期待的完美结果,但这也正是导演通过现实化的创作展现出生活的真相,同时引发观众对这一人伦悲剧进行思考。(编辑:王晶)
2016年
导赏:《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1943年发表的同名短篇小说,梅峰导演最大程度地保留小说原作风格气质,采用近年来少见的三幕寓言式黑白影像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树华农场在主任丁务源(范伟饰)的管理下走向衰败的故事呈现给大众。基于原作的三位男性角色外,梅峰在改编上增加了几位女性角色,为影片增添了不少新的看点,著名女演员殷桃饰演的尤太太明霞、著名京剧演员史依弘饰演的许太太沈月媚,以及王梓桐饰演的佟小姐,三位女性角色的加入让原本的男人之间的故事变得更为丰满,也更有趣味性。在美学追求上影片借鉴了《小城之春》《早春二月》《城南旧事》等经典文人电影作为美学坐标。影片的叙事节奏平缓而有力,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动人心魄的情节桥段,而是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微妙的情感变化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形成了静水深流的表演风格。范伟在塑造丁务源这一角色时,非常注重分寸感的拿捏。他既要表现出丁务源的圆滑世故和八面玲珑,又要避免过于夸张和做作。梅峰导演的美学诉求驱动了影片的摄影风格,在镜头语言上追求知性克制,通过大量留白和隐喻的手法,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和故事的深层含义,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诗意美学。通过画外空间的运用,拓展了表现空间,使故事脉络向多方面延伸。丁务源入骨的市井情态。秦妙斋口吐莲花的轻薄荒唐,尤先生不懂人情世故被打压排挤的无可奈何,全是春秋笔法的国人常态。令人叫绝的是,导演竟没有在丁务源与尤大兴这两位立场鲜明、风格迥异的角色之间安排直接正面冲突。一个代表“做人”一个代表“做事”,两者在职场文化中往往被视为难以调和的矛盾体,但影片却以秦妙斋这一角色的介入,巧妙地避开了直接的碰撞,实现了冲突的间接化解,实乃匠心独运之举。如同片名和主角丁务源的台词“不成问题”一样,在人情社会中“不成问题”和“问题”似乎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看起来都是似是而非的。电影刻画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层面新旧交替时的遇冷尴尬,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同时融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价值观的探讨。(编辑:明慧)
2015年
导赏:电影《德兰》是一部关于男性在情感启蒙中逐步成长为真正男人的故事,也是一次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个人情感与社会习俗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影片巧妙地以外来者“小王”的叙事视点切入,将藏族人旧有的“一妻多夫”婚俗这一文化奇观展现在观众面前,挑战观众的认知边界的同时激发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故事的开篇,小王接替父亲工作的设定,为影片铺设了一条明确的行动线索,也暗含了小王背负的家国责任与个人成长的双重主题。随着小王踏上旅程,一场对多元文化的探索也逐渐开始。然而,随着小王与德兰在路上的关系升温,影片的叙事动力悄然发生了转换——从最初的替父工作、完成家族使命,转向了个人化的情感追寻。小王与德兰之间因落水而引发的亲密接触,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靠近,更是心灵与情感上的深刻触碰,预示着小王内心世界的转变,也为影片的情感与伦理叙事奠定了基调。影片的片名是女主角的名字,“德兰”是一位嫁到藏族的女性形象,是影片中连接伦理与爱情的关键人物。这一角色继承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典型特征——单纯美丽、勤劳质朴、敢爱敢恨,同时《德兰》在这一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民族韵味与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她与她的两个丈夫的存在,是小王情感成长的催化剂,也是影片对少数民族女性独立、自主精神的一种颂扬。相比之下,小王作为一名较为年轻的汉族男性,初时显得稚嫩、未成熟,性格中透露出几分懦弱与胆怯。逐渐的,在与德兰的相遇与相处中,他逐渐学会了勇敢、担当与牺牲,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编辑:婧怡)
2013年
导赏:一部厚重又幽默的青春题材电影,它带着一股夏日的清凉,但全无脂粉和造作;它暗示了现实的残酷,但又没踏入残酷青春的老路;它保留了刘杰以往的真实风格,但并未刻意向纪录片靠拢。在这个以玩极致为时尚的年代,《青春派》一点也不极致,它兼有各种同类题材的优点,但到头来却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青春派》荣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和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影片,主演董子健也荣获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和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本片是《山河故人》主演董子健处女作,也是《碧罗雪山》导演刘杰青春佳作,更是侯孝贤导演客串的惊喜之作。本片是真正从片中的那些学生的角度出发,真实地再现他们历经高考前后那段日子的生活。而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观看影片的过程则更像是一次重温自己学生生涯的过程,高考前后的经历几乎都会成为每个当事人心目中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青春派》中出现的大量学习气氛紧张的教室、宿舍学习场景以及严师、口号、决心等等元素都在这一段记忆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甚至影响到了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人的一生。这些熟悉场景的再现无形中使得影片贴近真实生活,显得自然亲切,更具说服力。
2011年
导赏:“家”是中国人心中最原始的乡土,情感最深处的寄托,“归乡”亦是漂泊无定的游子们最深沉的渴望,随着乡土逐渐渗入全球性的运作空间,乡吐与异乡的概念不再明显,人人均外客,无处是故乡。《到阜阳六百里》一片将视角对准春运、打工、乡愁、众生百态,讲述了阜阳女青年曹俐在上海的底层挣扎求生,同乡狗哥搞来一辆破旧巴士,邀她去推销阜阳的返乡车票,最终打工的阿姨们上了车,无家可归的她却留在了上海。影片中的对白、独特的上海地域色彩以及生活化程度非常真实。导演邓勇星是在上海工作了六年的台北人,这个回家的故事对于他来说有特别的意义,2009年母亲临终前,他允诺要拍一部电影给她看,《到阜阳六百里》成了他释放思念的含蓄方式,而从上海到台北也刚好是六百公里,冥冥中这也是他回家的路。为了仅用18天就完成的拍摄,导演花了一年拍摄纪录片,观察和记录这个繁华大都市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并启用大量非职业演员,以粗粝的质感呈现真实的巨大力量。创作源头是报纸上的一个故事,一群在上海打工的安徽阿姨因为买不到回家过年的票,索性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以后开回了家。导演被阿姨们迫切回家的心情深深触动,于是他着手开始拍纪录片,深入了解这群阿姨的生活,故事片的剧本就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成形了。影片的视听语言保持着自然清新的风格,导演用一种近乎执拗的忠实来记录异乡人在他乡漂泊时的真实姿态,大巴车座位缝隙中熟睡的人脸,女主回家时途径的小巷与门廊,人间百态,皆为人生。电影全片只有八十多分钟,但它讲的却是一批外出打工者的群像,是一群人的史诗。从钟点工、KTV服务员到街头派发小广告的小哥,他们从农村远道而来,涌入城市,建造城市,像候鸟一样迁徙。此外,导演也承袭了本片监制侯孝贤的写实美学,一直保持对时间的耐心,鲜少用剪辑来打断人物状态。他会用十秒的时间来拍野猫在弄堂屋檐上发呆,用二十秒的时间来拍人们推着自行车上坡,用三十秒的时间来拍窗外树荫在卧躺小孩身上的光影流遍。本片在真实呈现人物状态的同时,也重视光影的变化。三个在异乡相互依偎的孤独客在拥挤的小店中喝酒,散射着冷光的小店窗外是暖色路灯下飘雪的街道,冷暖色的前后景对比,暗示酒桌上的短暂欢笑后是三人融入城市的屡屡碰壁。异乡人在外乡中怎样谋取生存之道?怎么回避离开的过去和回不去的现实?怎么在日益分裂的自我认同中寻求统一?可能,影片的最后,每个观众都会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编辑:王斯笳)
2006年
导赏:《马背上的法庭》是刘杰的导演处女作。影片以云南省西北部几十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山区作为故事背景,通过淡然朴实的视听语言,刻画了老冯、杨阿姨、阿洛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讲述了“马背法庭”深入偏远乡村巡回办案的故事。影片并未将视角聚焦于风景名胜,反而深入乡村,通过“马背法庭”所遇到的案例,展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农村基层的法治的境况。影片的主人公很少,但都极具特点。故事一开始,刘杰便将法官职业化的大背景告知观众,不到50岁的书记员杨阿姨因政策变动接到了提前离岗退养的通知。在特殊历史时期,缺少相关文凭的她由于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的缺乏进入了这个行业,并在多年农村办案的过程中,成为了法官老冯的得力帮手。从另一角度来看,《马背上的法庭》讲述的也是杨阿姨最后一次跟随“马背法庭”工作。不仅进入偏远乡村的路途艰险,在这里用法律解决民众纠纷的维权之路也同样不易,但法官老冯却显得游刃有余。《马背上的法庭》在讲述农村法治问题上有着较为深刻的思考。基层不仅需要老冯这种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族习俗,能够既坚守原则又能根据案件灵活变通中的法官,也需要阿洛这种以法律为准绳,想要推动民间风俗改变的少数民族青年。通过“猪拱罐罐山”案,老冯为法律专业毕业的青年法官阿洛上了生动一课,阿洛曾以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的诉讼请求为由驳回了原告的立案申请。但熟悉当地民族习俗的老冯深知不妥善处理的后果,于是通过调解解决了赔偿问题,最后自己还穿着制服帮着农民去牵猪,最终化解了矛盾。《马背上的法庭》从一个小视角揭示出基层法律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艰辛,通过不同代际间主角们的“传、帮、带”,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刘杰通过这部电影也荣获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成为其导演生涯的代表作。(编辑: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