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华

Choui Khoua
有片源
1984年
导赏：电影《蓝色的花》根据李国文的获奖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生动地表达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热情颂扬了革命战士铁骨铮铮的高尚情操，以及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导演水华在创作生涯晚期又一次施展了自己的艺术特长，以细腻抒情的笔触、工笔重彩地塑造了伊汝、妞妞、郭大娘、毕部长等“熟悉的陌生人”。塑造人物十分重要的一点，要使人物凝聚着时代的投影，照见出时代的风云。《蓝色的花》中，情节所显示出的时间跨度是十分惊人的——自抗日战争起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止。熔四十年风风雨雨，四十年兴衰遭际于一炉。正是这种向历史纵深的执着开掘，使影片的立意一下跃出了伊汝个人的狭小天地，具有了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规模。只有具备了这种高瞻远瞩的历史思考，人物命运才能紧紧地扣住时代脉搏。具体、个别的艺术形象才能深刻地反映出历史的经验教训，趋势和必然。这就是为什么同类题材的影片近几年已经拍了不少，而这束《蓝色的花》仍能给人以新意——新的思考和新的启示的重要原因。有了深邃的立意，就有了一种凝聚的力量。即使是长达四十余年众多、零散的意象，都全被这种力量，综合一处、浑然一体。但这中间有一个重要条件，即综合必须以情感为轴线。正如刘鳃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水华导演是深谙这一创作奥妙的。他们在影片中，巧妙地把军民、干群、夫妻等各种感情扭结到一起，贯串始终，而且表现得炽热、浓烈。这样，尽管它从情节脉络上是片断的、不连贯的，但形散神不散，自始至终，都能紧扣观众心弦。（编辑：大陆）
1981年
导赏：《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在文学领域享有极高的赞誉，也成为众多艺术家争相改编的宝贵素材。从立意上看，“伤逝”是悲悼、悔恨失去的东西。导致“伤逝”悲剧的不仅有封建伦理道德，也有缺损的爱情观、经济的困顿。从小说到电影，自1958年第一部《伤逝》改编作品诞生，《伤逝》开始被广泛改编。在众多改编作品中，水华导演的电影《伤逝》是最具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一部。这部作品是水华导演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改编的同名电影，水华导演对原著文化价值的深度研读，成就了电影《伤逝》银幕呈现的成功，也斩获了多项大奖。从小说到水华导演电影《伤逝》的改编是一种誊写式改编，这“通常被认为是最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它“保留原著中绝大部分故事元素，只删除或增加很少部分元素，改动幅度很小”。电影《伤逝》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在于其对于电影艺术价值的坚守和追求。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具有更高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尤其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重提电影的“文学性”，唤起人们对于电影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为了取得票房的胜利，往往会过于注重画面和娱乐效果，而忽略了对电影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然而，电影《伤逝》却能够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这得益于导演对原著的深入理解和挖掘，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独特见解和执着追求。（编辑：婧怡）
1965年
剧情： 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带领游击队下山，营救江姐。她拦劫了押送江姐去重庆的囚车，但狡猾的敌人已将江姐从水路押走，囚车里是可耻的叛徒甫志高，双枪老太婆当即处决了这个卑鄙的家伙。 　 江姐被押往重庆，敌人妄想在江姐身上打开缺口，获得重庆地下党的线索。无数次的审讯，日日夜夜的酷刑，江姐的身体被摧残着，但是江姐以顽强的意志反击了敌人，保卫了党组织。 　 在监狱中，许云峰和江姐还带领难友们，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9年4月，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加紧迫害被囚在重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把许云峰囚在一座阴森的地牢里，企图将他和狱中的其他难友隔离开来。解放军日益逼近四川，敌人预谋屠杀狱中的共产党人，狱中的党组织积极地策划着越狱行动。 　　 为了尽快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在狱中做杂工的老犯人、疯老头华子良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华子良在15年前是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被捕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利用陪法场的机会，佯装疯子，蒙混了敌人，长期隐蔽下来。华子良借与敌人一起去买菜的机会，机智地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把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带回狱中，交给江姐。许云峰虽然被禁锢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但他用尽全力，日以继夜地用带着镣铐的手，挖开了狱墙的砖石，为同志们越狱突围准备了洞口。 　 敌人在死亡前夕疯狂屠杀政治犯，江姐和许云峰被敌人杀害了；华子良率领难友通过许云峰留下的地洞，冲出牢狱，与前来接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及华蓥山游击队员们会师，这时，华子良也与分别15年的老伴、华蓥山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团聚。
1961年
导赏：《革命家庭》是水华导演于1961年执导的经典革命题材影片，该片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将一个共产党员家庭在革命斗争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其深刻的主题、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制作水准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故事改编自陶承口述、何家栋与赵洁执笔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家》，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家庭——江梅清和周莲一家。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和艰难困境时，依然坚守信仰，进行对敌地下斗争，甘愿牺牲小家的幸福换取千千万万家庭的平安。影片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描摹这个五口之家的悲欢离合，呈现母亲周莲在革命过程中人格的转变与成长，深刻揭示了革命事业的艰辛与伟大，同时也讴歌了革命者之间深厚的亲情与挚爱。简洁凝练的镜头，考究的构图，朴实又不失生活质感的布景，既尊重了原作的现实，也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真实且充满艺术感染力的世界。水华导演在《革命家庭》中延续了他对普通人在革命洪流中的命运和选择的关注。于蓝饰演的周莲一开始是一个没有任何革命斗争精神的普通妇女，她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恬淡生活。孙道临饰演的江梅清温文尔雅、坚定不移，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革命者的崇高信仰和无私精神，周莲受到了丈夫的感召，爱国之心逐渐觉醒，不仅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了党组织和家人的安全，显现出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坚韧与勇敢。影片将个人的成长置于时代的变迁之中，展现革命精神与家庭情感的交织与碰撞，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革命画卷。（编辑：海边淡鼠）
1959年
导赏：《林家铺子》诞生于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由水华执导，夏衍担任编剧，改编自茅盾1932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更是中国电影民族化探索的重要里程碑，其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至今仍为影坛所推崇。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1年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以“林家铺子”这间小商铺的兴衰为主线，展现了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开场的镜头语言极具诗意：一桶污水倒入河中，随着涟漪荡漾，浮现出“1931年”的字样，这一画面既暗示了社会的污浊与动荡，也为全片奠定了沉重的基调。导演水华通过细腻的镜头处理和细节刻画，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使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叙事结构上，影片采用了“赋比兴”的传统美学手法。影片通过林家铺子的倒闭过程，揭示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引发人们对权力与金钱夹缝中普通人命运的深思。林老板这一角色的塑造尤为复杂深刻。他为人处事圆滑，具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道德底线，但在上层权贵阶级的层层剥削下，不得不违背内心将压力向下传导。这个人物既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也不是单一阶级的代表，而是处于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体。他的挣扎与妥协，折射出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迷茫与无奈。影片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更在于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和民族美学追求。作为“十七年”时期电影民族化探索的代表作，《林家铺子》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注重中国传统美学的融入。导演水华采用“化身神游”的运思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处理和细节设置，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具象化。这种处理使得影片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述，更成为一幅展现1930年代中国社会风貌的生动画卷。影片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1959年正值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影片通过回顾1930年代的社会状况，让观众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历史回望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审视，思考社会变革中个体的处境与选择。影片所展现的社会全景，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录，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纵观整部影片，《林家铺子》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成功地将文学深度与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商铺兴衰的故事，更是一幅展现人性复杂性的画卷，一首吟唱时代变迁的史诗。（编辑：赵敏）
1954年
土地
土地

导演/

导演：水华/
主演：陈戈/里坡/裴然/胡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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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30年秋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土地革命运动，也震动了这个偏远的乡村——竹林乡。共产党员谢友生，领导当地贫苦农民举着红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革命政权。但是，由于竹林乡远离革命根据地，他们很快地就受到了反革命势力的摧残和镇压。地主谢子斋和他的弟弟恶霸二阎王又回到了竹林乡。他们把谢友生活活地烧死了。面对着亲人的死亡和革命的失败，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20年以后，毛主席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有着革命传统的竹林乡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和…
1950年
导赏：电影《白毛女》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奠基之作，由王滨与水华联合执导，于1950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这部影片不仅承载着延安文艺的精神血脉，更以革命现实主义手法重构民间传说，成为中国电影从战时宣传迈向艺术经典的里程碑。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个人悲剧升华为阶级叙事的宏大史诗，通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辩证结构，构建了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革命寓言。影片的创作根源可追溯至晋察冀边区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贺敬之等艺术家将民间善恶观转化为新旧社会的对照叙事。1950年电影改编时，王滨与水华延续了集体创作传统：他们邀请熟悉河北农村的作家杨润身加入编剧，并深入平山县采风，使地主逼债、农民自杀等情节具有泥土般的真实质感。这种从传说到歌剧再到电影的演变，实则是知识分子对民间资源的提炼与重构，体现了“大众文艺”运动中艺术与政治的深度结合。导演创造性地解决了歌剧改编的难题。一方面保留《北风吹》等经典唱段，将民歌融入叙事肌理，形成“歌唱故事片”的独特样式；另一方面通过电影写实性弥补舞台局限：例如，开场的田园牧歌长镜头，远山、麦浪、牧羊人赵大叔的民歌以视觉符号构建阶级压迫前的和谐幻象。而田华饰演的喜儿从天真少女到“白毛仙姑”的蜕变，依靠肢体语言多于唱词。被黄世仁凌辱后，她撕碎红头绳的哑剧式表演，将个体屈辱转化为阶级仇恨的视觉宣言。这种美学实践，既延续了秧歌剧的民间活力，又吸纳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表现力，使影片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范本。至今，《白毛女》仍以多重艺术形式延续生命，其根本魅力在于用电影语法将地方传说淬炼为人类共通的抗争寓言。当喜儿在朝阳中褪去白发，镜头缓缓升向解放军的红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重生，更是一个民族通过艺术对自身命运的寓言式书写。王滨与水华的伟大成就，正是让政治叙事在歌声与蒙太奇中获得了永恒的诗意。（编辑：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