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dine Jeanson
1969年
剧情：　　1968年，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成功。 这一年，电影界前辈、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郎格洛瓦提出了整个电影史应该以"戈达尔前"与"戈达尔后"两个概念来划分的论点。在他看来，38岁的哥达尔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时代。 着名作家路易·阿拉贡早在1965年就已经说过："今天的艺术就是戈达尔。"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宣称："在戈达尔的影片里，学问太多了。"     　　其实，除了处女作《筋疲力尽》获得1960年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狂人比挨洛》获得196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青年评论奖、《中国姑娘》获得1967年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外，戈达尔导演的其他几十部影片，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好的声誉，大多数观众看戈达尔的电影，不是不知所措，就是焦躁不安。 或许，戈达尔生来就是电影的敌人。     　　在1967年拍摄的《周末》里，他让动作停止--两个倒垃圾的人直接对着一部摄象机谈话，长达7分钟之久。在这部影片的开头部分，一个仅仅穿着乳罩和短裤的女人，坐在半明半暗的一张桌子上，直接对着一部推近拉远的摄象机说话，详细的叙述她参加的一次狂欢。这个段落也持续了好几分钟。思想激进的戈达尔，用这种方式与好莱坞抗衡。因为在他看来，好莱坞电影流畅的剪辑和快速的节奏，是为了迎合观众，进而麻痹观众，使他们沉湎在白日梦中，甘心情愿的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他甚至认为，电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要反抗资产阶级，就需要把电影的传统全部粉碎。这样不象电影的电影，才使值得拍摄的好电影。  auess
1968年
剧情：《我略知她一二》描写相当一部分法国妇女在那个年代为了应付高额生活费而不得不从事兼职妓女的事实。本片是戈达尔最具有社会学形态的实验片，影片一开头的两次旁白分别引指电影中的人物和女演员本身，“我就是珍森……我就是玛莉娜·佛拉迪……，”这概括了本片的思考方式，支离破碎的叙述体向来是戈达尔不变的立场，但《我略知她一二》被叫好的理由还有对现代化城市的多重审视。
1967年
剧情：　　60年代下半期的某一天。巴黎某区。银行家的女儿维络尼卡在一位已同双亲外出度假的女友处借来的住宅里，召开“马列主义共产党"支部会议。房里堆放着一大批小红皮书，墙壁上醒目地挂着一些手写的毛泽东语录。在从北京传来的无线电广播声中，维洛尼卡宣布支部正式成立，并以“阿登-阿拉维亚"的命名，以纪念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这一同名小说的作者波尔·尼赞。支部成员包括青年演员吉罗姆、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维洛尼卡给支部规定的任务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正值此时，原先缺席的亨利走了进来。他血流满面，是在巴黎大学同法共党员们进行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辩论时被打伤的。这使维洛尼卡更有理由宣布她的“路线"的正确性，即不仅不与法国共产党为伍，而且视其为主要敌人。   　　接下去一大段，影片并没有去作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发展，而是让各个人物轮流以特精写镜头出现，面对摄影机镜头现身说法。   　　先是演员吉罗姆上场，他说道：“现在我向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新戏剧。中国学生在莫斯科街头散发小册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阻挠。第二天在中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头缠绷带对资产阶级记者们高喊：''你们瞧，这就是修正主义者对我们干的好事！''他们兴高采烈地同《生活》杂志和《巴黎今晚报》的记者会面，然后解开绷带，原来他们的头脸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受殴打的痕迹。记者们受到愚弄后大为恼怒，却不懂得这就是新戏剧。"   　　银幕上打出字幕：“什么是新戏剧？那就是实验。"吉罗姆继续讲：“真正的戏剧就是对现实的思考。我想说，这类似布莱希特（银幕上出现布莱希特的照片）或莎士比亚（银幕上出现莎士比亚的肖像画）。是啊，是啊，毛的思想可能没有什么助益：在任何情况下需要的是真诚和狂热！"此时吉罗姆已不是在说话，而是朝着摄影机大声吼叫了。接着他又喊道：“你们会以为我像小丑那样在扮鬼脸，就因为他们在拍摄我；完全不是这样，我所以真诚，是因为摄影机就在我面前。"这时摄影师库塔尔和他的摄影机出现在银幕上，传来了导演戈达尔的声音“停！"，镜头号码的字样又一次显现。   　　在这幢房子里当女佣的姑娘伊沃娜也是这样上场的。她直接朝着摄影机镜头谈起她出生的农村，谈到她为何来城市谋生，因为赚的工资不够用，只得在业余时间去当妓女，说她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活生生的证明。   　　然后是“中国姑娘"维洛尼卡本人现身说法。她声称，她就像凯洛尔童话中的爱丽丝揭开通向奇境的帷幕那样，给自己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我有足够勇气，我就要炸掉巴黎大学、卢浮宫和法兰西喜剧院……是啊，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跟工人阶级脱节，但这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出身于银行家家庭。"   　　这时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随后在影片进程中一再重复出现的字幕：“帝国主义者还活着！"  　　伊沃娜继续在她的三个听众面前发表演说：“革命者教会我们，研究情况要从客观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为图解她这段话，接着演出了以越南战争为主题的哑剧：吉罗姆戴着眼镜，代替镜片的是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和英国的国旗；伊沃娜换成妇女装束，做出端碗吃米饭的样子，有几架玩具飞机开始在她周围盘旋。伊沃娜满脸涂上红色油彩，用玩具自动步枪射击；吉罗姆则面对摄影机念着关于“两种共产主义"的台词：一种是莫斯科修正主义的蜕化变质的共产主义，另一种是越南式的共产主义。美帝国主义被扮成一个带老虎面具的人，他正在用红色电话和克里姆林宫通话。这段戏中戏以维洛尼卡的“采访"而告终。她宣称，她已对法国共产党彻底绝望，要在北京寻找自己的理想。   　　收音机传来《国际歌》，睡在地板上的支部成员们在北京无线广播中醒过来。他们和着这歌声在阳台上做操。然后，这个组织的另一名成员、画家基里洛夫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他其实并未创作过任何画，只是重复了汉堡某位画家的实验，把涂满各种色斑的条幅到处悬挂，以示对“压制现代派艺术的虚假自由"的抗议。他的政治信条是，“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存在，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允许。"   　　基里洛夫用粉笔在黑板上信手写上一些政治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然后一个个擦掉，从萨特开始，一直到谷克多、伏尔泰、索福克勒斯、大仲马、博马舍、拉辛、拉比什及其他人，只留下了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名字。镜头外有人念着毛泽东的语录：“我们应该在文艺领域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最后，基里洛夫歇斯底里地大喊：“没有炸弹的革命者就不是革命者！给我炸弹！今天我们人数虽少，明天就会很多！"   　　夜里，在充满浪漫情调的轻柔的音乐声中，维洛尼卡对试图向她求爱的吉罗姆说，她不能和他发生关系，因为爱情会妨碍她的革命活动。银幕上又出现了“帝国主义者还活着"的字幕。整个支部弯弓向“人民敌人"的画像射箭。戴眼镜的亨利说了几句试图维护法共的话，马上被连喊带叫地赶出支部：“滚到莫斯科去，修正主义分子！"维洛尼卡破口大骂法共领导人，还捎带骂了蓬皮杜、加罗蒂、密特朗和威尔逊。她宣布，进行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恐怖。   　　维洛尼卡坐在列车车厢里，在窗外飞驰而进的景物的背景下，与天主教工会某领导人和《当代》杂志记者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话。维洛尼卡列举了自己所有敌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战争制造者、官僚主义者、企业家和反动知识分子。她对当前中国关闭大学欢呼雀跃，认为在法国也应该如此行事，一切应该“从零开始"。维洛尼卡认为现在应该往大学里扔炸弹，还援引上一世纪俄国虚无主义者的经验，说扔炸弹最后扔出了1917年的革命和伟大的十月。她对谈话者产，如今已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苏联文化部长肖科洛夫应法国政府邀请即将前来巴黎，应该把他杀死。   　　为对杀死肖科洛夫承担责任，经“支部"讨论决定，基里洛夫应该牺牲自己。基里洛夫写了遗言，说明他杀死苏联文化部长，一是为了制止他在南特大学新学系成立会上发言，二是以恐怖行动消除政府使法国各大学陷入的文化冷漠状态。当维洛尼卡和吉罗姆念着这字条的时候，邻室传来一声枪响，基里洛夫自杀了。吉罗姆小心地从他手里拿出枪，用一块布把它包起，以免抹掉他的指纹。   　　维洛尼卡偕同吉罗姆驾车来到苏联代表团下榻的旅馆。她让吉罗姆待在车里，自己跑进旅馆大厅，向守门人询问了一下房间的号码，在二层楼的一个过道里消失不见了。接着，她在大玻璃窗里出现，向吉罗姆挥手示意，又跑往旅馆的另一侧。录她再次出现时，她举起拳头做出胜利的记号，走出旅馆。坐进车子后，她向吉罗姆解释，开头她看错了房间号码，把“23"看成“32"，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把苏联部长解决了。   　　在“支部"已离去的那所房子里，主人们已从外地回来，从墙上取下“条条道路通北京"的标语并开始清扫房间。维洛尼卡在画外向观众说出最后一句台词：“……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