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军

Jun Chao

有片源
2019年
导赏:《如影随心》是一部探讨现代都市情感关系的电影,展现出现代都市中亲密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爱情真相的残酷性。从视觉美感的角度来看,影片一开场,观众就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世界。巴黎的街头,古老的建筑、绚丽的色彩和浪漫的氛围,为故事的展开奠定了唯美的基调。霍建起导演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将巴黎的美景与人物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如梦如幻的视觉效果。影片中的色彩运用也十分精妙,高饱和、高对比,增强了戏剧性,表现出了爱情的热烈与美好和其中残酷与挣扎的冲突感。在主角们相爱的场景中,画面常常充满了柔和的暖光,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浪漫的氛围;而在他们面临矛盾和困境时,画面则会转为冷色调,给人一种压抑和不安的感觉。此外,影片的构图也非常讲究。每一个画面都仿佛是一幅精心绘制的油画,人物与背景的搭配恰到好处,将人物的情感状态和环境氛围融为一体。在这段爱情中,有甜蜜和浪漫,也有争吵和痛苦;有欲望和冲动,也有责任和理智,观众可以同时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残酷。除了爱情,影片还探讨了人性中的欲望与成长,陆松和文罂在欲望的驱使下,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他们渴望爱情的滋润,渴望被理解和被爱。然而,他们的欲望也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让他们在爱情幻觉中迷失了自己。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痛苦之后,两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他们逐渐认识到,爱情不仅仅是欲望的满足,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他们开始学会面对真实,面对自己的过去,放下心中的执念,努力成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被欲望所驱使,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伤害别人,然而,只有当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才能真正地成长和进步。(编辑:许雨婵)
2011年
导赏:《秋之白华》是霍建起导演创作于2011年的作品,影片取材于革命家瞿秋白的真实经历,在聚焦于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浪漫爱情的同时,牵连出瞿秋白坎坷、爱国、坚定的人生旅程。影片充满了诗意,以情动人。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相较于其他革命家,他身上更多显露出一种文人、诗人气质,具有更丰沛的情感,对世界有更多悲悯与爱。影片并未为了追求戏剧化的行动而牺牲人物自身的特性,反倒通过突显情感在片中的占比,来辅助人物形象的呈现。影片前半段以杨之华的视点讲述她与瞿秋白的爱情、革命往事,后半段则以瞿秋白的视点为主,两种视点互相映照、彼此补全,形成了如倒影般的和谐圆融之美。着墨于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并不是偷窥革命家的风月往事,而是从这名无产阶级战士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出发,探寻他在当时情境下做出坚定信仰、永不言弃选择的原因,并将这份对爱人的深情、对国家的热望传递至21世纪的当下,“让理想照亮历史,让诗情穿越历史”。影片迷恋于捕捉美的、情绪的、含蓄的瞬间。杨之华与瞿秋白初遇时,两人虽互相欣赏,却必须克制、忍耐。杨之华温吞的旁白已事先对瞿秋白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唤起观众的好奇。然而当瞿秋白终于现身,摄影机却不过惊鸿一瞥,匆匆略过,展现出杨之华内心的慌乱与爱慕。杨之华在桥上以“他”相称,间接表白,镜头从荡漾着两人倒影的水面向上攀,空气在画面中涌动,风吹乱了头发,而乱也是美的。就义前,瞿秋白在遗作《多余的话》中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影片的最后,他倒在一片鲜花草丛之中,影像与现实终于呼应、交叠。(编辑:海边淡鼠)
导赏:《岁岁清明》以中华民俗节气“清明”命名,巧妙地借用这一传统节日,为影片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寄托。影片以杭州茶文化为背景,通过阿敏一家与尹家的交往,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杭州城的社会风貌和人物命运,在众多的抗战题材电影中,别具韵致。肖风导演展现了他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影像语言,画面构图精致而富有诗意,每一帧都像是一幅精美的水墨画。紫云山上的茶园、清明时节的细雨、江南水乡的青石板路……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影片独特的视觉景观。全片充满质朴的乡土气息,故事清淡似茶,但回味无穷。《岁岁清明》聚焦于茶农女儿与岁岁清明时前来茶庄的少爷之间的一种朦胧的爱情,并将爱情的凄美纯洁与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件相结合。年年清明,年年故事不同,瘦弱无力坐着轿子跟着爷爷来到茶庄的尹少爷被健硕的茶农的女儿阿敏从嘲笑到喜欢,由爱到恨到一生的怀念。无论是阿敏对尹逸白的暗恋、尹逸白与病妻天巧的婚姻生活、阿敏与天巧之间的诚挚友情,都被视作人间温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故事在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岁岁清明只留下阿敏年年上坟的镜头,从年轻到白发,乡村女孩子内心的纯净和家国情怀自然流露出来。抗日行为中尹少爷和阿敏所展现的“杭铁头”的精神为一向以精致纤细著称的杭州文化增添了几分血性和刚性,使人性中的的柔弱与坚强形成强烈反差。在馥郁诗意与乱世茶香交织中,观众不自觉走入了这温润而充满力量的杭州城。(编辑:明慧)
2003年
导赏:《美人草》是一部以七十年代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生活为背景的爱情片,改编自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石小克的小说《初恋》。石小克曾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在他的笔下,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优美动人。影片以舒淇饰演的叶星雨和刘烨出演的刘思蒙的爱情为线索,贯穿起了对历史人生、青春理想这些主题的思考,将一代知青们的人生轨迹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对于影片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导演吕乐避免了传奇化、批判化的描述方式,以关于知青运动的文字介绍和知青生活的黑白照片提醒观众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并开启了故事的讲述。在《美人草》中,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多次出现,叶星宇和刘思蒙的关系每到转折点都伴随着一场雨出现。雨不仅帮助他们打开心扉,走近彼此,也成为两人诀别的背景。该片选在云南省昆明和红河地区、怒江大峡谷等地拍摄,充分展现了中国西南部壮丽动人的自然风光。潮湿的热带雨林气候营造出暧昧的氛围,提供了萌生爱情的最佳场所,湿热的环境也象征着知青们备受压抑的心理状态,叶星宇和刘思蒙的感情在这一空间的萌发显得极为自然。从主创角度来看,这部电影也颇具看点。该片导演吕乐是中国内地影坛的重量级人物,曾在1996年凭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奥斯卡电影奖最佳摄影奖提名,也是中国内地摄影师获奥斯卡提名第一人。通过《美人草》,吕乐将自己对于时代的反思以及亲历者的追忆表述在了大银幕上,刘烨也通过出现男主角的机会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殊荣。(编辑:刘方舟)
2000年
导赏:《夏日暖洋洋》是2001年宁瀛执导的影片,也是她“北京三部曲”的终曲,与前两部作品《找乐》和《民警故事》相比,本片在影像风格和主题探讨上都有了更为深入和细腻的呈现。宁瀛的镜头给人带来去伪存真之感,粗粝却不乏细节处理的影像令人印象深刻。片中长镜头、自然光和环境声的精妙处理,带来一种纯粹而肆意的新写实气息。影片不追求故事的连贯完整,也无意于事件来龙去脉的讲述和因果的解释,摄影机跟随出租车司机德子漫游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长镜头对时间的挤压和忠实的纪录性带来粗粝的影像质感和原生态的生活状态呈现,间断性的生活碎片拼接和突兀的跳切形成的间离效果带来形式上的意味,变焦镜头的使用匠心独具。《夏日暖洋洋》的流动性亦令人颇为惊喜。影片配乐经过精心编排,无论是动感的现代迪斯科、柔情的蓝调音乐、通俗的流行音乐,还是轻快的吉他弹唱,其音乐节奏和镜头内部的节奏韵律暗合,同时形成了情绪的配合表达。手持镜头带来纪实性的同时增加了动态感,造成了开放的构图和晃动的影像,多变的镜头运动和手持的不稳定性与生活本真的自在节奏不谋而合;镜头跟随出租车,为观众呈现了动态的城市景观,如同默默注视的眼,温情地扫视着这座处于腾飞之中、日新月异的城市,目睹了都市的繁盛与衰败,也对个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关注。影片对德子这一小人物的聚焦,关乎个体和存在,更关乎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映射。环境音响的出色运用使德子无时无刻不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无法调试和关闭的广播所覆盖,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难逃被消费主义裹挟和顺从时代之音的命运;德子刚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就要欺压比自己更为无力的人,他所遵从的行为逻辑完全是基于对他人社会财富的累积和经济地位的判断,难免造成对权力关系的深切反思;德子在西餐厅受到漠视而后因为醉酒被赶出门外,则是个体被主流价值判断后被排斥和进行驱逐。影片中女孩对奢侈品牌充满向往、利益的追逐成为合理行为、世界富豪排行榜见缝插针地宣传——对都市生活嘈杂状态的原生态展现亦暗示了背后所处的鱼龙混杂之下的文化生态,宁瀛深刻而敏锐地捕捉了现代文化侵袭之下,民众的消费观念、传统道德和价值标准与传统之间所产生的偏移和游离,阶层流动与社会新变所给人带来时代下的焦虑,个体被排斥和放逐之后无所适从和迷茫的生存状态,因此,《夏日暖洋洋》具有强烈的主体反思性和现代性的探索意味。正如同电影海报上所写:“变化的女人,变化的自己,变化的北京”;在《夏日暖洋洋》的影像时间中,德子在偌大的北京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失恋和失败的寻觅,这是一场看似徒劳的找寻,却也是对于个体反思的必经之路。在新旧交替的世纪之交,新生的正在异军突起,旧有的正在沦落消亡,宁瀛在片中展现了对现代人精神的贫乏状态、寻觅的无力和情感转瞬即逝的深入探察和深切思考。(编辑:刘若能)
导赏:《蓝色爱情》以忧郁抒情的蓝色为影片基调,把莎翁式的心灵独白与电影的蒙太奇叙述相结合,不仅以巧妙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极致的视觉表现增强了电影的文艺气息和感染力,更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鲜明的人物成长线索,表现了年轻人对于艺术与人生,感情与责任等问题的思考。原著小说《行为艺术》质疑了“真实”与“作秀”之间的界限,揭示了现代人相互制造厄运的悲剧性。导演霍建起和编剧思芜对原著进行了银幕化改编。故事情节的推进变得更加简洁,点到为止,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电影中人物情感的交流和性格的发展。此外,采用了话剧舞台与现实世界的套层叙事结构,用旁白式的、戏中戏的台词表达,将主旨深度开掘,起到间离的艺术效果,形成一种与事态的不断变化,与内心的孤独、反思相契合的艺术氛围。片中蕴含着由“行为艺术”延伸出来的哲理——生活中人无意识、不知道就参与了别人行为的一种普遍表达。就像片中刘云(袁泉饰)说的那样,聪明的人创造自己的艺术,凡人则生活在别人的艺术创作中。比如在影片中有一次他们上街看到有人打架,刘云大喊“警察来了”,结果那帮人就跑了,刘云非常高兴地说那是行为艺术的胜利。她与邰林(潘粤明 饰)之间复杂的行动、心理关系,更是对“行为艺术”内涵的外显。邰林一直是刘云创作的对象,也是刘云虚拟中倾诉的对象;同时又因为现实生活中邰林帮助找人、找到的却是刘云亲生父亲、刘云又成为部林破案利用的对象等出乎意料的情境安排,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哪个在寻找、哪个被寻找、哪个在实验行为艺术、哪个在被动参与等复杂关系的质询,也就有了片中刘云“我是不是又生活在别人的艺术过程中,又有谁会走进我的艺术过程里?”等自我追溯的心境表白。霍建起作为一位“诗人导演”,对视觉风格和镜头语言的运用有着独到的见解。《蓝色爱情》在视觉风格上采用了凌厉的淡蓝色调,营造出一种忧郁而浪漫的氛围。在镜头语言上,偏爱固定镜头和长镜头,通过细腻的构图和精准的剪辑,将演员的表演和美丽的海滨景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海风、大桥、城市中的街巷、码头和各种交通工具,一切都在这种诗意的氛围中发挥着魔力,使得整部影片情绪更加饱满,故事更加动人。(编辑:明慧)
1995年
导赏:《找乐》中慢悠悠的胡同步行、红墙绿瓦下的吹拉弹唱,在《民警故事》中变成了骑着自行车的街道穿梭、警局里民事纠纷的唇枪舌剑。与代步工具更迭相应的,是城市生活的提速,那些曾经悠然自得、漫步于岁月长河的人们,似乎已难以抓握快节奏社会的衣袂。而与生活样态演变相关的,是城市变迁中的痼疾丛生,不适应的人们接连不断地生产着矛盾纠纷,民警们的精力就这样被分配给了万家灯火。《民警故事》延续着宁瀛对纪实美学的沉迷,她进一步削弱了故事性,如壁上观世相般搬演着民警琐屑、孤独而又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在昏暗的派出所办公室、北京拆迁中的空地、旧城区胡同、废弃的寺院这些最习以为常、缺乏视觉奇观的环境中,宁瀛的摄影机顽强地揭示着生存的社会的烙印和历史的痕迹。灰濛濛的天空、昏黄的阳光在旧墙上投下的阴影,堆置在旧王府大院里交叉横陈的箱柜旧木,居委会办公室里喋喋不休的大妈们,值夜班的民警们吞吐着缕缕不绝的香烟烟雾。这一切,营造成宁瀛书写的故事空间。不但是中远景景别造成的距离感,而且是自然光效的非修饰化和非艺术化,使动作和事件的展示获得了一种更加客观性、平凡化的品质。她把色彩控制在中性、单调和缺乏刺激的调性范围之内,如同一首曲调控制在有限的音阶和起伏节奏的限度之内。色彩化成了“灰色重复”的情绪语言,环境的单调、烦躁和压抑,促使叙事语境中的主人公们由烦躁渐变到爆发和失控的状态。影片中,民警们不仅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解者。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犯罪,更是人心的复杂与生活的琐碎。民警们的形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茕茕众生中的一员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每一个市民息息相关。处理案件时的无奈与愤怒、面对民众时的耐心、维护正义时的坚定,都体现着他们作为社会一员的多重身份。宁瀛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民警们在城市变迁中的困境与挑战,平凡的场景和人物,构成了城市生活的缩影,映射着社会的多样和复杂。(编辑:王梓苡)
1988年
导赏:摇滚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青年一代拥趸的迅速膨胀,成为了国际流行的音乐潮流之一,“它以节拍的模式强调音乐与感觉,用延长音的效果来扩大知觉、解放自我并发现世界。”大批青年人的加入,使得摇滚成为了一种前卫的青年文化热浪,标新立异的青年文化精神在摇滚意象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摇滚精神无疑可以被视为是现代化社会中的青年人生命状态的强烈表达。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正是新时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热的产物。1986年崔健在工体“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上以《一无所有》开启中国内地摇滚乐时代,从此,摇滚乐在中国不再一无所有,崔健“以西方摇滚乐的自由外衣夺人眼目,‘乐教’的沉重任务被暂时抛开,一种似乎是单纯‘表现’的美学目的被凸显出来”。《摇滚青年》中龙翔长期工作在传统的歌舞团中,自己的艺术理想始终不得释放。于是,他断然辞职,离开了“铁饭碗”,唱着“所有绳索都解开”开始了摇滚人生。显然,在影片中,摇滚成为了青年人带有现代性诉求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标榜着当代年轻人渴望个性独立、精神自由的现代性承诺。但独立并非是轻而易举的,龙翔在成长中所经历的观念与制度的藩篱,就像是那一代年轻人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一样,痛彻骨髓。在颠覆传统的蜕变中,一代人实现了成长中所必经的洗礼,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起社会对青年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影片中小小对龙翔说,“你得的这叫‘青春忧郁症’,第一,是与亲爱的人分手。第二,是工作没着落。第三,是父母管得宽。现在的年轻人,都犯这种病。”这种阵痛相伴的成长,彰显了新时期远非可以被简化为多元、缤纷、开放等语词,而实际上,反叛传统的力量始终和复归传统的力量同行,呈现出犹疑的复杂步调。“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是80年代青年人的普遍问题,他们对更深邃的生命问题产生好奇,关于人生和活着的意义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地开花。站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生命仿佛陷入了迷途,信仰失落的人们,要么成为虚无主义的悲观者和游戏者,要么重新赋予人生以新的意义。龙翔无疑是后者,他在摇滚、霹雳舞和摩托车的速度与动感中找到栖身地,捡拾起了新的文化皈依,重塑了自身价值。(编辑:王梓苡)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