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凌子风导演

凌子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四大导演之一，我们俩同一年出生，都属龙，性格脾气也很相似，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战友、知已。

他在北影厂共拍摄了十二部（含一部译制片）影片，在外厂拍摄五部影片，可以说部部都是精品。凌子风的艺术才华在50年代就已得到了证实，他的《中华儿女》1949年获得国际自由斗争奖。他创作的黄金年代第一阶段是“文革”以前五六十年代；“文革”以后是他创作的第二黄金段。他拍摄的《李四光》《骆驼祥子》《边城》《春桃》都获得了多项大奖，他是北影厂的骄傲，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

1946年解放战争一开始，凌子风和石联星也来到了晋察冀，他们夫妇共同排演了《跟着聂荣臻前进》《母亲》等多部话剧。凌子风和石联星是在延安结婚的，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轰动的事。在我眼里，凌子风夫妇都是艺术界的大“才子”。

新中国刚成立时，凌子风和我同在北影厂，我们两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关系非常好。我也经常请石联星来厂看样片，提意见。毕竟她也是内行，而且了解凌子风的导演特色和他的艺术构思。

六十年代初，凌子风导演了根据梁斌的长篇小说改编的故事片《红旗谱》。最初，这部电影是按照上下集拍摄的，总时长为3个多小时。但是，在审片的过程中，很多领导提出这部影片过长。听到这种意见，我们又将这部影片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感觉在内容和艺术性上都无可挑剔，只是，在个别情节上有些拖沓。

考虑到，如果不缩短片长，这部影片很可能难以通过审查，这样一来，这么好的作品就无法和观众见面了，于是，我一再说服他进行删减。凌子风是一个有傲骨的艺术家，他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从事艺术工作，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充满信心，同时，也非常珍视。他坚决反对将《红旗谱》进行精简，说要保持这部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

迫于无奈，我和罗静予亲自上剪接台，不眠不休地将这部片子剪接为2个多小时的成片。 我拉着凌子风来看《红旗谱》最后的成片，对于自作主张剪辑他的影片，也向他道了歉。他看完后，觉得这一版本算是保持住了影片的精髓，但是，毕竟这不是他心甘情愿去做的，心里还是有些不愉快，于是，他气呼呼地说：“《红旗谱》是汪洋的《红旗谱》，不是我凌子风的《红旗谱》。”所幸，这部影片审查通过了，并在观众中反响热烈。

这件事丝毫没有冲淡我们的友情，“文革”以后，因为我们两家住得近了，来往反而更加密切。

我对他的艺术创作非常敬重。凌子风拍摄《李四光》的内景时，我把办公室腾出来借给他用。1983年凌子风导演正在筹拍《边城》，我极力推荐刚刚拍完《陌生的朋友》电影演员李羚，去担任《边城》的女主角，李羚在我的办公室里说，一是和其他剧组已签约，二是自己年龄稍大了一些，所以就不能拍。为这事，我找李羚谈了二次。

我相信他的远见和眼光。决定在北影搭建老北京一条街等外景地，就是听取了他的建议，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为北影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4年《边城》刚刚拍完没多久，就听说石联星病情加重，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在我的印象中，石联星和凌子风共同生活了近40年，感情非常好。后来，石联星去世了，这在北影厂，甚至在电影界都反应很大。凌子风心情极为沉痛，此时，他岁数也不小了，我对他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担忧。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让大女儿妮妮和青艺演员刘宪一去看望韩兰芳。当时，在文艺界很多人都同情韩兰芳，她丈夫刚拍完《精变》就去世了，她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很苦。我还嘱咐妮妮给韩兰芳买些奶粉、水果等营养品。女儿回来说，韩兰芳给他们看了她丈夫生前的照片，还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他们走过的路。女儿感觉到韩兰芳心情十分不好，很清瘦，很忧伤。

女儿的描述，使我联想到了凌子风，我不禁叹息：这是两个同样孤独而伤心的人。

隔了一段时间，我和凌子风到电影学院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惊讶地发现韩兰芳也来了，这时，凌子风才告诉我，他们俩结婚了。我心中感到十分欣慰，觉得冥冥中这两个人就是应该结合的，在晚年的时光中，他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退休后，我和凌子风都得了同一种病——哮喘。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学医的，他们经常会向我推荐一些擅长治疗这种病的专家或专科医院，有时，还会给我一些食疗偏方。我总会和凌子风分享这些信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两人一起住在香河医院看哮喘，闲来无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谈过去，谈谈我们共同的那些朋友们，谈谈中国电影的现状，也谈谈我们心中未完成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