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含和文艺电影的海外之路

提及中国当下值得关注的年轻制片人，徐佳含是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

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她，在短短几年内，便积累了令人惊艳的履历。她曾参与了《漫游》（2019）《福冈》（2019）《漫长的告白》（2021）《白塔之光》（2022）等艺术电影佳作，新片也已经开机。她多次带着自己的影片入围国际顶级影展，将中国电影展现给世界观众。

2016年，徐佳含参加了美国大学的交换项目，来到法国巴黎学习一年。在这里，她遇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立了媒体品牌深焦DeepFocus。随后，她休学一年，回国专心经营公司，并将之发展为一家集媒体、国际发行、电影制作为一体的公司。在她研究生毕业前，这家已经初具规模，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展露头角。一路走来，徐佳含轻描淡写地用“幸运”形容自己的，但是我相信在这二字背后，是眼界、天赋、努力在默默支撑。

徐佳含说：“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往前走，要前进”。

新片开机前夕，我有幸采访了制片人徐佳含，听她分享了自己从媒体负责人到制片人这一角色转变的心路历程，和对中国艺术电影生态敏锐而富有洞见的深刻观察。

疫情之后 国际市场上创作的活力回来了

笔者：《白塔之光》刚刚在纽约电影节完成了北美首映，再次回到美国你有什么感受？

徐佳含：当我还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就曾作为影迷、作为媒体多次参加纽约电影节。我记得2017年，我在林肯中心的影院看了卢奎西亚·马特尔导演的新片《扎马》，映后她和主持人有一个很长的对谈，她一直是我的偶像，那次观众对话对我启发很大。没想到几年后再次回到纽约电影节，竟然是以制片人的身份。这次真的算是圆梦之旅了。

笔者：看到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了吗？

徐佳含：我看了托德·海因斯导演的新作《五月十二月》，个人非常喜欢。他又回到了自由、先锋的创作状态，用非常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婚姻与父权社会，非常大胆。而且整个片子只拍摄了23天，简直不可思议。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开幕之夜，在放映了这部电影后，托德·海因斯邀请了几乎所有主创上台和观众打招呼并回答主持人的提问，有造型指导、有作曲、有美术……我能感受到他们都非常热爱这部影片，是真真切切的通过电影产生的连结。

笔者：回顾去年的三大电影节，只有《白塔之光》和刘健导演的动画片这两部华语片备选入主竞赛单元，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徐佳含：去年确实算是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节亮相的“小年”。一方面，我绝不提倡迷恋、讨好电影节，甚至主张电影人应该对电影节的偏好保持警惕。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我们应该关注世界电影界在发生什么。他们在讨论哪些议题？他们在关心什么？电影节不应该是一种虚荣的荣誉，而是真正让市场、让文化发生交流与碰撞的地方。

去年的电影节上还是诞生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比如《坠楼死亡的剖析》，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对于中产阶级婚姻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反省，实在非常难得。总体而言，今年三大电影节上亮相的国际影片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充满活力和多样性。三大电影节的市场部分也明显热闹了起来。

笔者：您觉得华语好作品匮乏的情况，是源于哪一个环节的问题？ 是投资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鉴别好的作品，还是说我们的环境或市场接受度也还没到那个阶段？

徐佳含：我觉得各个层面的原因都有。从末端来说，电影市场——或者说观众的品味——还不够成熟、不够细分，艺术电影或者作者电影还没有足够坚实的观众基础。在售票和影院这个环节，由于艺术电影和商业片混在一起，影院经理必然会优先那些他认为更易懂、更“好看”的作品，而高昂的宣发费用也令作者电影缺乏在市场竞争的信心。从融资角度来说，投资人只能根据现有市场的表现判断，而缺乏远瞻性，这导致了一些“剑走偏锋”的独特电影难以融资。

最后，从创作者的角度讲，国内的电影教育完善程度不高，或者比较片面，导致从学校毕业后，创作者们确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坚持职业选择 从上游介入制作

笔者：在成为电影制片人之前，您已经作为联合创始人运营了一家非常知名的电影媒体，就是深焦。想问一下您为什么选择放弃了这家媒体？

徐佳含：其实也不能说是放弃，只是从职业选择上来说，我更喜欢制片人做的事情，我也认为自己的性格比较适合做这件事。媒体需要你时刻关注这个行业发生的一切，但是从个人性格上来说，我确实不是很关心……我有比较强的个人偏好，也擅长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并没有在这两个选择之间纠结。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媒体的天花板太低了，缺少想象空间，也能看得到未来。从新闻的中立性考虑，我也不是很认同现在自媒体普遍的变现方式。

笔者：您是如何选择自己合作的导演的？他们身上的什么特质会吸引到您？

徐佳含：从合作导演的选择上来说，我会试图兼顾新导演和成熟导演，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优势。成熟导演在剧本的创作上和拍摄上更有经验，但新导演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无论对错——是会惊艳到我的。而这两类导演所面对的苦难也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制片人做的事情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成熟导演来说，很难做到每一部作品都超越前作，或者说每一部作品都让你的合作者感到耳目一新，充满动力，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笔者：您是否会从项目初期就考虑到市场因素？比如，考虑观众会不会喜欢这部电影并为之买票？该如何营销这部电影？

徐佳含：作为导演，他可以完全忽略市场，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 制片人不行。从融资的阶段，我就必然要跟投资人讨论到市场的问题。只是我的经验是，票房并非回收的唯一途径。我会在一开始就帮投资人算清这笔账，有哪些渠道可以回收，大概的周期是什么样，我也因此才能维持许多良好健康的投资关系。

无关介质 保持敏锐最重要

笔者：作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在过去三年有没有感到行业生态的一些新变化？

徐佳含：最大的变化当然是所有公司现金流的萎缩，这是非常现实的。当大家都有钱的时候，很多公司还愿意投入一些资金来支持艺术电影或者作者电影去获得电影节的赞誉或者奖项、荣誉。但是在大家整体都比较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确实这样的机会会少很多。说白了，电影节的奖项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只是雪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个行业的迭代本身就非常快，而疫情更是加速了这样的迭代。但也许，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留下的人我想就是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行业的人，我们真的认为只有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才能将所思所想传达给更多的人，才如此坚定地选择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来进行表达。

笔者：新的观看模式也是时代快速变化一个体现，您排斥流媒体吗？

徐佳含：我并不排斥流媒体。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也算是 Netflix的资深用户啦！我个人确实很少看电视剧和短视频，但是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尤其是中国电影，流媒体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进入院线发行的成本本身就非常高，而流媒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方面流媒体平台的现金流好，他们可以比较快速的进行采购和投资决策，另外一方面很多电影也许能够在流媒体这种成本更低的发行方式上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

笔者：我们看纽约、巴黎有那么多艺术院线，也会有很多的观众想去看这类所谓比较小众的作品。

徐佳含：是的，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还是在巴黎上学的时候，在拉丁区一条小街，街上有很多家艺术影院，策展人会在这些影院常年策划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节目，有围绕国别的，也有围绕导演的。而排队在看这些电影的观众比我们国内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或者法国文化中心排队观影的观众年纪要大很多。他们确实是有艺术电影的稳固发行渠道以及艺术院线稳固的观众群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没有什么可可比较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国情，我也相信中国的电影市场会越来越细分。前几年，我们有了全国艺术电影发行联盟，从一定程度上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最近也有更好的消息说，可能中国院线也会引入分线发行的方式。我认为这些方式都会给艺术电影更多的空间。简而言之，电影市场的多样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笔者：对艺术电影的接受度是不是也跟时代环境有关？是不是也因为我们当下娱乐的选择太多了？

徐佳含：我们确实被短的讯息、短的视频占据了很多时间，我们的时间似乎被分割成了无数个小碎片。我觉得电影和游戏、VR的融合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许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百花齐放。有人选择在一个黑暗的电影院，度过一段没有手机的时光，感受光影的魅力，也有的人喜欢更沉浸式的游戏体验，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关键是观众不能失去感知的能力，你被一个雕塑感动，被一部电影感动或者被一部游戏感动都是可以的，但我们应该保持这种敏锐和感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