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新片《第二十条》能否解“秋菊”之困？

原标题：《第二十条》能否解“秋菊”之困？

细数春节档的几部电影，《热辣滚烫》真诚励志，“贾玲减重一百斤”的话题霸屏许久，这背后不光是艰辛与转型，也是流量与资本，可是，就我自己看来，胖与瘦各美其美，那才好。《飞驰人生2》是韩寒又一部赛车题材电影作品，同样的人与事演绎出不同内涵，实现了从“少年叙事”走向“中年突围”。《熊出没之逆转未来》则是一部合家欢动画电影，拥有稳定的受众群体，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我把自己的那张电影票投给了《第二十条》，想看看它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中，怎样讲述一个反映严肃现实的故事？

《第二十条》聚焦刑法第二十条，第二十条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究竟是不法侵害还是正当防卫，现实中有不少典型案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正当防卫”法律背后潜藏的公理人情，使得一些学者、律师站出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工作。《第二十条》的出品方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但它并非就是一部法治片，而具有喜剧特色与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剧情片，尤其在思想上彰显出平民意识与正义伦理。

电影由三个案件组成：公交车司机见义勇为，被判故意伤害罪；王永强被村中恶霸胁迫欺凌，捅伤对方；高中生韩雨辰目睹校园霸凌，挺身而出，因打伤了霸凌者从而陷入了被动境地。三个事件因永恩市挂职检察官韩明（雷佳音饰）而串联了起来，第一个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案件，司机获刑三年后，坚持上访；第二个是他在挂职工作中正要面对的案件；第三个是他儿子正在遭遇的处境。过去与现在，事业与家庭，法理与人情，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一个微胖、略油的中年公务员捉襟见肘。

该片完全摒弃了个人英雄式的创作方式，将平民意识贯穿于普通人物的塑造与日常生活的表达之中。作为从县到市挂职的检察官，韩明在体制内生存，盼望官升一级，大部分时间他唯唯诺诺、瞻前顾后，是一个现实且懦弱的普通人。如果说韩明在片尾听证会上激情洋溢的陈述让他有了一点英雄气概，我也更愿意将其视为普通人受到诸如初恋、儿子、证人等多种感召后的应激反应。

副检察长、刑警队长、主审检察官等人物没有超越体制的权力或者救济苍生的能力，而是在现有结构中小心翼翼地活着，显得具体而真实。由马丽饰演的韩明妻子，通过演员的喜剧素养有效增强了影片的喜剧色彩。韩明夫妻间的拌嘴承担了该片的大部分笑料，虽然场景略显聒噪，但也正是这种咋咋呼呼的唇枪舌战化解了一部分沉重、压抑的气氛。以喜感包裹严肃内核，不失为进军春节档的一种安全策略。

正义伦理是这部影片最根本的思想内核。如果说影片的平民意识是一种生活关怀，而正义伦理则是一种生命关怀。刑事案件的背后是生命冲突，参与者孰是孰非，需要给出公正的审判。法律条款简洁而权威，而案件的具体情境各不相同，均涉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与人伦关系，需要根据实情予以判断与裁决。影片中，郝秀萍夫妇的悲惨处境惹人疼惜，也最能代表情与法之间的制衡。光天化日之下，郝秀萍的丈夫被拴在自家院里，而她长期被恶霸凌辱，无力反抗。丈夫失手杀死恶霸，她带着女儿四处逃窜，为了息事宁人，她站在楼顶决绝一跳，用生命当作最后的筹码。

20世纪政治哲学家罗格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并要考虑到差异原则。正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想的部分，确立了组织良好的社会原则；第二部分是非理想部分，即解决现实中的不正义问题。郝秀萍是被不正义伤害的个体，而她又是被侵害的弱势群体的缩影。在电影《第二十条》中，正义没有让步。检察官强调：“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绝望的人在死亡边缘被拯救，善良的人在冰冷囹圄被解救，影片将法律、伦理、正义巧妙融合，回应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影片结束，屏幕上显示“张艺谋导演作品”，突然觉得有些魔幻。整个观影过程中并没有太明显的“张艺谋色彩”，导演对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在片中也不见踪迹。有人说，张艺谋把“秋菊打官司”打到了“第二十条”。实际上，2024年的《第二十条》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都在寻求正义，但故事背景、叙述方式与观众心态已大不相同。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作品。二十多年过去，《第二十条》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标志？那就是，愈加成熟的中国电影产业不再过度依赖导演的个人风格，而是更加注重集体生产与产业操作。（作者：周才庶，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