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河边的错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错误

原标题：《河边的错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错误

电影《河边的错误》上映一月有余，票房不错，讨论不少。电影海报上赫然写道：“没有答案，不如发疯。”影片结束后，观众或许一头雾水，更禁不住要问：河边的错误是什么？凶手是谁？许亮怎么死的？警察马哲怎么了？102分钟的电影，确实让人找不到答案，而“没有答案”似乎是一种辩解，可以为空洞叙事提供一种合法性。

电影《河边的错误》由90后导演魏书钧执导，朱一龙主演。该电影改编自余华同名中篇小说。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首次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1988年第1期，具有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特征。导演将80年代置换成90年代，影片开场便是几个淘气的小男孩在破旧的房子间穿梭，穿着雨衣披风，拿着玩具枪，玩起游戏来真是威风凛凛。一个小男孩奔跑着，在雨中的小巷，在废弃的楼房，他气喘吁吁地推开一扇门，猛地收住脚步，房门打开，是通往外界的悬空之处，再往前一步就掉下去了，由此带给人一丝惊悚的寓意。影片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表现出90年代的怀旧气息，只是影片的画面有时不甚清晰，尤其是在采用远景镜头的画面中，演员的面孔是模糊难辨的。

当一部影片更多地表现出艺术倾向，更强烈地表达艺术风格时，相较于商业大片，我们可以降低对它在画面和音效上的期待。那么，好吧，模糊一点没关系。我们更多地注意它所讲述的故事与表达的理念。在暗流涌动的河边，镇上么四婆婆被杀害，脖子上有刀痕。这位婆婆常年养鹅，几年前收养了一个疯子，并未与镇上他人有利益冲突。刑警队长马哲负责侦查此案。证据表明，疯子就是凶手。公安局局长说可以结案了，让马哲好好写报告。马哲则认为，事情还没这么简单，于是，他继续追踪。轮到王宏与钱玲出场，他们之间有不可公开的恋情，至于应该是或者可以是什么曲折的恋情，影片并无详细表达。王宏配合警方调查，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在河边看到了一个烫着长波浪的女人。后来，王宏死在了河边。理发店里的许亮大概是那个烫着长波浪的“女人”，因为马哲在许亮的房间里搜到了长波浪假发以及一套女装。许亮自杀未遂，马哲介入抢救工作，代替家属签字送医，康复后的许亮送了一面锦旗给马哲，开开心心地离开。就在马哲走出办公场所时，“啪”的一声，许亮恰好掉落在马哲的车顶，死了。

同样令人揪心的是，马哲那未出生的孩子，有百分之十的可能存在智力缺陷。要不要这个孩子，成为夫妻俩争论的一个焦点。马哲买菜接妻子下班，两人在家吃饭喝酒跳舞，氛围既浪漫又伤感。马哲调侃同事的特长是“劈叉”，还有唱歌，随后在妻子的邀请下哼起歌曲：“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这是周华健在90年代末流行一时的《花心》。烟气缭绕，意气消沉。影片尾声，马哲立下三等功，郑重地接受表彰，而在家里，夫妻俩为已出世的孩子洗澡，画面定格在孩子脸上，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脸。

错误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绕错误而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以及无意义的反抗。疯子疯不疯，杀人动机是什么？许亮是怎样的人，有什么特殊倾向，他怎么死的？马哲开枪击毙疯子了吗？孩子出生没有，是否健康？马哲立下三等功没有？没有确切答案。

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整的起承转合。

影片围绕一起谋杀案，牵扯出不同人物与事件。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碎片。碎片式的故事与零散化的表达使得这部作品充满荒诞主义色彩。它像文艺片、悬疑片、侦探片、恐怖片，又什么都不像，在这个层面上说，它作出了反类型的尝试。但是，这部影片的硬伤在于它没有巧妙地讲好故事，没有对不同维度的人物作出清晰描摹，没有对不同疑点进行深刻辨析。

影片采取散文化叙事与开放式结尾。开放式结尾能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但它并不代表让观众一头雾水。沈从文在《边城》结尾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中郝思嘉相信：“不管怎么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对“这个人”明天回来，白瑞德明天再次出现抱有期待。但是，来或不来，岁月依旧。结尾如何，不再重要，故事依然精彩。反观这部影片，故事并未讲完，结尾不清不楚，它的“开放式”只是增加了迷惑。影片将真相与幻觉展开交叉叙事，而在画面色调上并未作出区分，实际上是难以让人辨识不同影像片段的真假叙事的。如果在踏入影院之前读过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或者在走出影院之后搜罗各种解说再做些过度阐释，想必可以知道影片在怎样讲一个故事。可是，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是借助影片这个单一文本就传递出意义，而不是借助小说或者影评等其它伴随文本产生意义。

许多作家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也如是说，这是朴素而真诚的创作立场。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讲清楚了故事。很遗憾，魏书钧影片《河边的错误》并没有，它在改编过程中丢失了故事，标出了形式。影片作出了很多形式的探索，包括复原90年代的真实感，暗示影院的萧条感，营造阴森的气氛，刻画无力的人物、怪异的偏好与衰颓的爱情等等，进而揭示凶杀案背后的凋敝人生与荒谬现实。可是它在“讲故事”这个基本要素上失去了诚意。这个关于真实与幻觉、秘密与情感、持守与牺牲的故事，本可以启发我们反思置身的世界，引领我们回顾已经发生和无法改变的，想象不曾确证和未曾拥有的，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中回避荒谬。可当故事变得破碎，讲述方式变得凌乱，我们又该如何认同创作者反逻辑的意图，并且深切共鸣有效反思？（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