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河边的错误》来袭，原著作者有话说！

1905电影网专稿 “第一次看后我就很喜欢，第二次看完后，我拍了拍魏书钧的肩膀，然后又跟朱一龙握了一下手，对他们两个人表示祝贺！”看到自己36年前所写的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终于被搬上大银幕，作家余华对主创不吝赞美之词，称赞导演魏书钧拍出了生活的质感，男主角朱一龙的表演更是无懈可击。

带着各大电影节的荣誉归来，《河边的错误》目前豆瓣评分达到7.6分，公映三天票房破亿，创造了导演魏书钧的个人票房新纪录，在艺术片的维度中表现不俗，也成为又一部改编自知名作家小说的成功之作。

与此同时，“谍战之父”麦家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也频频曝出新动态：由高群书执导，张译、黄志忠主演的谍战片《刀尖》宣布定档11月24日上映，另一部作品《解密》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近日正式开机。

作为谍战小说的领军人物，麦家曾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成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影视翻拍的成功，“我感谢电影电视剧，让我的文字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让我获得了足够的体面和尊严。”

而这一次，他的“谍战封笔之作”《刀尖》和历时11年写成的《解密》，如此大部头的两部巨作将如何被浓缩、改编成电影，让人着实捏一把汗。

影视化改编与原著的关系一直微妙，是还原、超越还是颠覆、魔改，原著作者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学与电影的关系？

改编的空间

语言和影像各有所长

“很难改很难改，这次康春雷和魏书钧把他改编出来，我还有点惊讶！”作为原著作者和电影爱好者，余华深知《河边的错误》的改编之难。而导演张艺谋、陆小雅及另外两家公司都曾买过改编权，却都相继放弃，也足以见得难度之高。

在余华看来，魏书钧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好了尊重原著与合理改编的平衡。一方面，“魏书钧比张艺谋更尊重原著”，拍出了原著的精神气质和个体与时代、命运的关系；另一方面，多处巧妙改编也让余华自认：“比原著更好”。

比如，对于钱玲、王宏、许亮等人物的改造和丰满，将破败影院改成办案场所的精妙设计，都让那个年代的生活质感扑面而来。同时，增加了马哲妻子的戏份，以及结尾对于孩子的微妙暗示，都增添了角色的厚度和主题的深度。

对于影视改编，余华向来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语言叙述和影像叙述它们各有所长，有些东西在小说中可能是很精彩的部分，搬到银幕上却是没感觉的，但是有时候小说中没有的东西，在银幕上创造出来，也会完全不一样。”

正因如此，他认为魏书钧的“尊重原著”与张艺谋的“不尊重原著”没有孰优孰劣，关键在于是否能形成有效的影像表达，“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因为当导演改编一部小说的时候，他是要把这个小说拉到自己的感受系统里面来的。”

不仅是余华，莫言同样给改编自己作品的影视创作者留足了空间，他曾对张艺谋说，自己不是鲁迅、巴金这样的名家，不需要“忠实原著”。

“可以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研制秘密武器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刘慈欣也十分欣赏和鼓励郭帆对《流浪地球》的创造性改编，“电影融入了许多原来没有的内涵和深度”。到了《流浪地球2》，他更是坦言“和小说关系不大了”，但抓住了科幻电影的精髓——“历史片一般的沧桑感和厚重感”，在制作水准上更可以与好莱坞比肩。

更进一步，刘慈欣认为，科幻文学的内容尤其适合影像化的改编和呈现， “对于科幻艺术来说，影像的力量要比文字的力量大得多，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纯粹想象的东西通过文字，很难精确地传达给读者，影像却可以。”

遗憾与争议

作家跨界编剧靠谱吗？

文学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显而易见的“壁垒”，但作者作为“第一原著粉”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成为别人的创作原料，难免格外挑剔，对影视化改编留有遗憾，甚至公开表达不满的也不在少数。

影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阿甘正传》《闪灵》《欢乐满人间》《蒂凡尼的早餐》等等，个个都是俘获亿万影迷的经典之作，却偏偏不能收获原著作者的认可。

创作过《司藤》《西出玉门》的当红网文作家尾鱼也曾公开表示对影视方“魔改”其作品的不满，并宣布以后卖版权时要在合同中写明作者有剧本编审权，不然宁愿不赚这份钱。

莫言、麦家等也曾表达对电影改编美中不足的“遗憾”，都与电影的时长和篇幅所限有关。莫言曾说过：“《红高粱》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那么丰富多彩的故事，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了200多个镜头，很多宝贵的东西，没有弄进去。”

麦家同样感叹《风声》小说中很多经典的内容没能在电影中呈现，“原著作者就希望不停地翻拍，把里面更多的东西交给观众。”

从动辄几十万字的小说到仅有120分钟左右的电影，取舍是必然的过程。这一点，既是作者也是编剧的刘震云深有体会，“用一个电影去诠释整部小说，本身这个理论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小说的主题一般是越丰厚越好，但电影只要一个主题就足够了，有流失就对了。”

也许是为了避免作品“变味”，也许是想打开创作新领域，像刘震云这样从作家“跨界”编剧为自己的作品保驾护航的并不在少数，结果也各有成败。

在创作电影《左耳》时，原著作者饶雪漫就在换了26个编剧后，决定亲自操刀跨界编剧，只为“留下小说最纯粹的地方”，也由此开启了影视之路，从编剧到策划、制片、发行，参与越来越深入。

南派三叔同样选择深度跨界，顶着压力把影视版图越做越大。他对自己的定位是要从“单纯的写作者成长为IP运营专家”。

饶雪漫与电影《沙漏》剧组

另一位影视改编“大户”马伯庸同样迈出了“跨界”的第一步，网剧《显微镜下的大明》成为他的编剧首秀，接下来还将与导演曹盾合作担当电影《敦煌英雄》的编剧。

谈到首当编剧的体验，马伯庸用了“放得下、退得出”六个字。“放得下”，是指放下自己作为作家的表达欲望；“退得出”，是指习惯了镜头语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有风险。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好的作家不一定是成功的编剧，即便面对的是自己的作品，也要尊重影视创作的规律。

一直以来，文学与电影都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就像导演张艺谋所说，“文学是驮着电影走的”。文学的沃土滋养着影像的创作，而影像的翅膀也能带着文学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还原与改编中找到平衡，是《河边的错误》打动余华的原因，也是我们对电影版《刀尖》和《解密》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