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过风暴》：家暴叙事的“深”与“浅”

作为展现女性遭遇婚姻家庭暴力为主题的华语影片，《我经过风暴》在上映前便吸引了众多舆论眼光。然而，影片上映后票房和口碑双重撕裂的表现，源于影片立意精“深”和叙事轻“浅”的错位所造成的接受偏差，也折射出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处理现实素材问题方面的不足。

立意精“深”：抽丝剥茧揭开女性家暴困局

在前期剧本创作阶段，电影采撷了多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家庭暴力案件作为素材，试图以公司女高管徐敏在婚姻中遭受家庭暴力并艰难离婚，以至于杀夫入狱的坎坷经历为中心，串联起当下女性在反抗、逃离家庭暴力时面对的重重阻力。

作为施暴者的陈均，既有着高校教师和“好父亲”的光环，也有因熟知人体结构从而施暴不留痕迹的暗黑标签。当徐敏因不堪暴力向外呼救时，这些光环和标签就成为陈均自我辩白并谋求旁观者同情的有力武器，更成为徐敏无法突破的第一道防线。

当家暴冲突成为家庭事件时，除施暴者和受害者外的家庭成员则默契地成为家庭暴力的掩盖者。正如《红楼梦》“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一回中，王熙凤撞破贾琏私通仆妇后的遭遇一样，“磕磕碰碰是难免的”“熬一熬就过去了”，成为一些家庭成员劝解受害者的常用话术；施暴者则常常在“以后可不许这样”高举轻放的训斥中，获得了除受害者之外的集体谅解。徐敏和陈均所在的两大家庭对于家暴问题的有意或无意轻忽，成为徐敏无法突破的第二道防线。

随着家暴冲突走出大家庭范围，发展为社会性问题，基层治理机构也有可能成为屏蔽家暴受害者求救诉求的第三道防线。在影片中，面对徐敏的家庭冲突，居委会大妈除了劝告徐敏“把你的丈夫送进去有什么好处”外，只是把施暴者陈均叫来当面调解，并没有认可家暴的“可关注性”“可讨论性”，致使基层机构未能及时阻止家暴的进一步发展。

而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家暴，也可能因为取证困难，无法为受害者提供有力的援助。徐敏在遭受家暴后，因为不好意思而未及时进行有效的司法鉴定，造成证据不足，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受害者的共有心态。陈均移除徐敏的取证设备，却最终因自己的监控设备而坐实了施暴者的罪名，只是影片理想化的艺术想象。

上述四重防线层层围堵，织成了困住家暴受害者的社会之茧。正是这样的困境，一步步将主人公徐敏逼上了绝境。影片虽然拼贴了诸多社会热点案件，但其立意依然是展现女性在家暴问题中遭遇的诸多求救障碍。从结构层面来看，这一立意也确实得到了较为明晰的表述，为影片赋予丰富的社会内涵。

叙事轻“浅”：主次失当消解影片冲击力

然而，立意精深并不能保证影片最终形态的尽善尽美。影片在叙事设计中的主次失当，使得本具爆点的故事未能爆发出应有的冲击力，进而降格为社会新闻的肤浅挪用。

首先，影片虽然提供了展露女性家暴诉求困境的指向，但在剧情方面，却沉溺于对家暴“暴力性”的一再申述，未能提供对该问题应有的社会反思，剥除了“爆点”问题的启示性内核。同样是讨论女性维权的困境，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将重心放在了“污名化之后”，通过李雪莲的维权之路展现社会体系存在的问题。而《我经过风暴》大部分聚焦徐敏遭遇的家庭暴力，通过对肢体暴力、语言暴力、跟踪威胁等多种暴力场景的视听表现，不断提升影片的“恐怖”观感，对于徐敏在摆脱家暴过程中遭遇的阻力却着墨不足，最终使影片成为“远离家暴男”的公益宣传片。

其次，对家暴诱因的含混追诉，不断弱化影片女性主义立场的正义性，未能完成影片价值理念的有力建构。作为表现女性遭遇家暴的作品，影片先天具有女性主义的色彩，本应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家暴进行强有力的谴责，构建独立女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宣教。要实现这一目的，必然是要拆解家暴这一冲突核心的正当性。然而，影片虽然透露出原生家庭对陈均暴力行为的影响，但在冲突事件中，又一再通过陈均之口指出徐敏换工作后不顾家以及在商业应酬中与客户交往失仪等行为，将家暴行为的发生与徐敏的职业行为挂钩。这些行为虽然大部分属于工作所迫，却为施暴者陈均的暴力行为提供了道德和情感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观众的共情感召力。

最后，辅线叙事的全程崩溃，消解了主线叙事的合理性。影片以徐敏的遭遇和反抗家庭暴力为主线，律师李小萌的成长故事为辅线。两条叙事线本应相辅相成，完成故事进程，然而错漏百出的辅线叙事却直接消解着主线叙事。面对离婚与否的选择徐敏有过多次犹豫，这是符合家暴受害者的现实处境的。然而，作为律师的李小萌从头到尾都未能理解同为女性的徐敏，而是一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看和批评徐敏，甚至直言徐敏离婚后重回家庭是对她们事业的背叛。为企业高管、职场精英的徐敏配备李小萌这样全程“傻白甜”且缺乏专业素养的律师，无疑属于导演的“强行降智”，并进一步促使观众怀疑主线设置的合理性。

近年来，国产影片日益关注现实问题，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强大生命力。《我经过风暴》虽有诸多不足，但其对家暴问题的直观展现和讨论，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不断介入现实的艺术勇气。然而，如何以光影为媒，在整合现实的基础上推动美好生活的畅想与构建，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以文化人”的社会功能，依然有待更为丰富的探索性实践。（作者：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杜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