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在追求功名的征途中修炼自我

《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动画电影或许并不适合低幼年龄段的孩子观看，因为它并不追求儿童情趣，而是在表现高适和李白的半生蹉跎中，融入了厚重蕴藉的人生沧桑和岁月感慨。同时，影片在情节设置上也不迷恋因果式线性结构的单纯明朗，而是让处于人生暮年的高适，在即将被吐蕃大军围困的绝境中，向监军徐公公讲述前尘往事，进而展开双线的迂回与缠绕：情节向前溯洄，高适回顾了他和李白聚散有时的全部过程；情节向前进展，观众看到高适如何巧妙布局，绝处逢生，大败吐蕃，迎来人生的翻盘。当情节在“现在”和“过去”不断跳切，这对观众的观影门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影片虽然选择了动画片的形式，但讲故事的方式比较成熟，历史背景比较宏阔，思想内涵比较深刻，这都不是一个孩子能轻易接受并理解的。影片中虽然出现大量观众耳熟能详的诗句，但我们不能仅仅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感受唐诗传承千年的经典魅力，而应结合诗人的处境和心境，探寻这些诗句中的情绪逻辑和时代隐喻，进而完成对于诗人心路历程的细腻捕捉和对人生哲理的敏锐把握。

高适和李白并非挚友，只是彼此人生匮乏的镜像

一般来说，影片要表现两个人之间情谊的深沉绵远，会强调两人有共同的爱好，有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会在对方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会对对方有真诚的关心和热心的帮助。高适和李白两人看起来情同手足，互相引为知己，但两人实则有太多“貌合神离”之处。在个性上，高适踏实沉稳，坚韧内敛，李白则狂放洒脱，奔放不羁。高适对于李白的放浪形骸心存异议，李白也没有真正视高适为挚友。李白与高适在黄鹤楼离别，相约一年后的扬州之约时，显得颇为诚挚，但一年后待高适真的到访，李白却已经全然忘记了这个约定；李白在长安短暂发迹时，写信邀高适到长安共图大业，等高适满怀期待赴约，李白却沉醉于醉生梦死中，对高适的到来颇为惊愕。这就证明，两人根本谈不上情投意合，心有灵犀。

高适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苦心修炼，只为提升自己；他耿直仗义，默默忍受贫苦单调，但一旦有机会，他会全力以赴，不惜其躯。对比之下，李白虽然才高八斗，实则活得感性和随性，他会在一次碰壁之后洒脱一笑，会在多次碰壁之后消沉麻木，会在偶尔得志时纵情声色，会在内心苦闷时遁入道门，又会在修道无所成之后消极避世，并终于耐不住寂寞投靠叛军。可以说，高适与李白虽然都曾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窘迫与愤懑，但两人实非一路人。

两人之所以会产生一生的羁绊，除了机缘巧合，更因为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匮乏和渴望。高适为人拘谨，心事重重，羡慕李白身上那种潇洒不羁的气度，以及在作诗上似乎毫不费力的才情，因而对李白有着深深的仰慕和钟情。李白为人不拘小节，大开大合，做事缺少定性，思虑过于随性，因而也渴望像高适那样能够沉静专注于内心的渴望，从而成就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因此，我们对于高适与李白之间的友情，不能简单地用性格互补，或者有过患难真情来解释，而应看到两人对人生的态度、对理想的追逐，有着内在的不同。高适作为一个心思单纯坦荡的人，看到李白在扬州的糜烂生活后极为不屑，看到李白在长安花天酒地心生厌恶，看到李白为了改换出身，情愿入赘为婿极为痛心，尤其看到李白不分是非，为叛乱的永王做幕僚而极为震惊。

也许，影片中的李白是谪仙人，高适则是世间的普通人。但是，才情过人的李白，输在没有毅力，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更没有为某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决心，因而有一种浑浑噩噩的虚度；高适看上去木讷笨拙，实际睿智通透，能够一眼看穿永王的狭隘与短视，同时也能在哥舒翰的悲剧中看到一代忠臣武将的宿命，并用极深的思虑布下绝妙之局，并在功成之后将功劳全部让给别人。

影片对于高适与李白，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褒贬，这不仅是影片对于观众的一种人生警示与告诫，实则也是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依照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固有印象，只会想到李白身上浪漫飘逸的一面，却无法洞察他人格上的缺陷。或者，我们对于高适的仕途成功，从历史书写中也只会得出“时也运也”的感慨，却无法烛照高适身上的性格优点。影片超越对历史人物的刻板刻画，揭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为观众提供了诸多人生况味和启示。

高适和李白的半生蹉跎，映照的是大唐百象

既然《长安三万里》的主题并不是礼赞高适与李白的友情，那就说明影片在别的地方藏了机锋，即通过两人的追逐功名之路，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情和内在机理。高适武功盖世，怀有光耀门楣的强烈冲动；李白才华过人，渴望实现人生抱负，但两人过得颠沛流离，人生之路泥泞崎岖，再加上同时期的伟大诗人大多落魄，这足以证明大唐盛世背后的僵硬和腐朽。

《长安三万里》虽然有着非常浪漫恣意的一面，那是关于高适与李白的多次相逢与告别，是李白等诗人在长安、扬州的得意尽欢。但是，影片也有非常敏锐辛辣的一面，那是关于大唐盛世表象之下的腐烂与固化的揭示。虽然，大唐为天下有才之人提供了多种晋升的渠道，如科举、行卷、制举等，但是，李白作为商人之子，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也不可能得到行卷或制举的机会，这就使李白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放浪形迹；高适虽是名门之后，奈何家道中落，空有一身武艺和报效国家的忠心，但读书的资质过于平庸，同样不能受到重用。

李白和高适的半生蹇促，实际上就是对大唐的用人制度、官僚制度、文化生态和等级制度的一次近距离观察、体验和透视。由此，我们深深地理解了高适、李白这些人的苦闷，他们为了“上位”，不得不费尽心机，只为在王公贵族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尤其是高适，一度觉得是自己不够优秀，所以回老家潜心求学，奈何虽年岁渐长，仍是一事无成。这说明，李白、高适、王维、哥舒翰这些文人雅士、贤臣良将，只是那个时代的弃儿，他们不受重用，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他们受重用，是因为缝补乾坤时需要他们用血肉去填充。可见，影片对于大唐盛世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有志之士的人生浮沉也充满了感慨和同情。

在《长安三万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许多诗人，也可以听到许多经典名句。影片试图表现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境遇中，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要么潇洒，要么孤高，要么放浪，要么忧郁，要么麻木，但一无例外都比较潦倒。这是诗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影片并不想回到历史现场，而想回到诗作创作现场

影片的另一重野心就是回到诗人创作那些名篇的现场，为观众还原某些诗作创作的真实情境，让观众能够更为真切地领悟那些佳句背后的真情流露和深层意蕴。如李白的《将进酒》，是他通过道士考核之后，与众友人纵情饮酒时所作；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表达的是他在流放路上遇到大赦的轻快心情；高适《燕歌行》中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亦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如此一来，我们明白，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绝不仅仅有工整的对仗、华丽的词藻、绝妙的修辞，也不只是抽象的文化传承，而是融注了诗人的诸多人生感悟和世事感慨，当然也折射了诗人丰厚内蕴的情感。它们才是这些诗作的灵魂，也是这些优秀文化的内在血肉和筋骨。

影片中，黄鹤楼多次被毁，但高适觉得不必悲伤，只要那些诗句还在，黄鹤楼就会在；同理，只要那些有关长安的诗句代代相传，长安就永远不会消失。但是，这些散落在诗、书中的时代印迹，终究会随着一次次的传播而变得轻浅和模糊，最后成为空洞的文化名词。在此背景下，《长安三万里》的创作就极具诚意和野心，分明想穿透历史的尘埃，让观众与诗人完成心灵交汇和情感共鸣。

当然，影片在大军被困的惊心动魄形势中，让高适向徐公公讲述他与李白的往事，固然可以营造节奏和氛围上的强烈对比。但是，由于这段回忆涉及的人生经历太长，这些经历又过于跌宕起伏，节奏或舒缓平静，或张扬豪放，或痛苦憋屈，与超叙事层的情绪实在相差太远，气质上难以统一，难免会让观众觉得，高适所讲的内容有些琐碎，节奏拖沓，又缺少相应的冲突和张力，松散冗长。同时，对于高适在超叙事层的布局，由于铺垫得不够，没有留下伏笔，许多细节交代得不清楚，当高适突然运筹帷幄时，会让观众觉得最后的转折和揭秘显得有些突兀。更重要的是，徐公公作为唯一的听众，出场有些仓促，观众在对徐公公了解有限的背景下，也难以估量高适所讲的故事对于徐公公的内心触动，最后只能由徐公公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此外，高适的讲述分成了几条线索：高适致仕的坎坷，高适与李白的友情，李白洒脱悲情的一生，大唐边关的困境，等等。在这种多线索的交织中，固然可以体现一定广度的社会辐射面，但同时也容易使叙事失去焦点，最终流于平淡散乱。

当然，这些不足都不足以折损影片的光芒。《长安三万里》看起来是由无数诗人、诗句包装起来的大唐悲歌，是由时代的盛极而衰作为背景勾勒的友情绵延轨迹，但影片明显更着力于刻画中国文人的风骨，咏叹中国文化中那种刚健质朴的家国情怀和个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不朽。影片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切片，让观众由高适的眼睛，去发现大唐内在的诸多弊病，还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范本，让我们把李白和高适作为一反一正的两种人生答卷，得到诸多人生警示和借鉴。（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