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挥毫大唐盛衰史，泼墨长安万里情

7月8日，追光动画又一全新力作《长安三万里》准时登陆2023年“暑期档”，为国漫崛起之路再添一块基石。与其此前开辟的“白蛇宇宙”以及“封神宇宙”系列电影注重奇幻不同，《长安三万里》更强调史实。主创团队以虚实相交的叙事策略，多元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饱具唐风的美学风格，挥毫写下大唐盛衰史诗，泼墨描绘长安万里情思。

虚实相交的叙事策略

《长安三万里》故事始于安史之乱后危机重重的边塞之地。彼时监军程元振为证高适的忠义爱国之心，引其回忆自己与李白的一生。至此，主线剧情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一诗中展开。古与今、虚与实一同构筑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其间的真真假假、万般变化也自由后世评说。如此安排，既给足了观众参与感，又增添了影片的传奇性。

《长安三万里》的虚实相交之感主要源自其独特的回忆叙事视角。影片采用双男主叙事模式，借由晚年高适之口，回溯他与李白的一生，并以二者友情作为契机，阐述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赋予影片一种间离效果。观众以旁观视角凝视唐史与唐人，为大唐写下传奇史诗，为李白写下传奇诗篇。作为叙述者，高适务实且“接地气”，他不像李白一样高谈阔论天宫、神仙、道法，而是尽可能描述那些真实存在的、有实质性的东西。于是，影片突出了叙事空间的重要性。从微观上看，《长安三万里》采用了重复的叙事手法，多次呈现不同情境下的同一空间，展现大唐盛衰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情绪的起承转合。片中，高适曾三回梁园，三上黄鹤楼，三入长安，两下扬州，每一次的前往与离去都与李白和时代进程息息相关。“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无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作为高适成长之地，梁园是高适寻找自我、提升自我的心灵之所。但是梁园的岁月静好总是被李白所惊扰，他的成名与落魄不断激荡着高适的内心，从而将其牵引出梁园。或赏盛唐明面的三千繁华，或叹大唐暗地的波涛汹涌。最终高适看见盛唐诗歌的流光溢彩，知晓自我偏安边塞的报国之志；看见战火硝烟中舞于高阁的女子，明晰还大唐百姓盛世长安的悲悯之心；看见李白视悲怆于无，重赤诚豁达的一生，确定归于天地山水间的自然之道。从宏观上看，《长安三万里》打造出了回忆与现实共存的双重叙事空间，将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合为一体，从而勾勒出时间的流动曲线，描绘出历史的斑斓画卷。在其间，长安盛世阴阳之间的张力汇聚成一条叙事线索，道明盛唐之衰与门阀之见、宰相当权、贤才流失等原因休戚相关。影片不示因果，却满是逻辑，似在意料之外，实在情理之中。

影片较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首先，影片情节安排详略得当。《长安三万里》虽然讲述盛唐转衰之事，却将主要篇幅集中在高适和李白的成长和友谊上，朝堂大事几乎舍去，只讲与高适直接相关的边关之难。如此安排，将时代与人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次，影片悲喜交加的叙事节奏，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较好地服务影片的叙事主题：盛世有华章，乱世出英豪。总体而言，影片以意象化长安的方式，呈现出强调个人的寻道之路和赞颂文章的传承之功两大叙事主题。一方面，长安是有志者施展抱负的宝地，以高适为代表的人们怀揣着鸿鹄之志意欲前往长安。但所谓“三万里”实则是天涯之距，盛世太平如梦幻泡影，长安衰败只在朝夕之间，甚是无奈。然为人臣子，当忠于君王所托之事，最终高适大退敌军。了却君王天下事，填得自我赤子心，却赫赫然归于天地，望在山水与诗歌间，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寻己道，行己道，以文章显道。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唐诗名篇的容纳之所，彰显盛唐气象。影片结尾处，高适怀抱《河岳英灵集》，与随侍玩起“长安”飞花令，描绘出“长安”诗背后的人与物，史与事，道与法，诉说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真谛。也正因此，影片传递出一种悲情，这种悲，既是情绪之悲，即大时代下人物身不由己的宿命之悲；更是情感之悲，即反抗宿命而寻求自我的悲壮；还是情怀之悲，即兼具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的悲悯。这种悲怆掩藏在乐观主义与豁达心境之下，并随着长安的故事层层递进，圈圈晕染而开，最终在文与道的和谐图谱中化为人文关怀，给人以温情之感。于是，故事寥寥几笔道出一众盛唐名人的悲惨结局；将杜甫置放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静好岁月中；让李白肩比彩云，同仙鹤归，在声声猿啼间，踏轻舟拍绿浪，乐辞白帝城。

多元立体的人物形象

《长安三万里》之所以能在上映第二日就在豆瓣斩获超8分的好成绩，还在于影片塑造的多元且立体的人物形象。影片以高适晚年回忆，书写盛唐衰落景象。随着他与李白相交之谊的展开，那些为大唐飘逸风姿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一一登场，并以散点透视的绘画手法点缀在大唐画卷上，各自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轶事。如此，《长安三万里》又好似一幅只属大唐的清明上河图。这种散点透视式的创作方式，赋予影片一种共时感，张旭、贺知章、吴道子、王维、杜甫等人汇聚一堂，更显大唐之盛。但所有人物无一例外的悲惨结局，又再一次突出了影片的历史性。这不禁让人感叹，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纵然时间如过眼云烟，盛衰乃国有常事，华章看似东流之水，而凭借笔墨纸砚等媒介，历史不会被遗忘，文明也将接续长存。

《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

饱具唐风的美学风格

《长安三万里》借助高适之口带众人回顾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回忆自盛唐而起，以晚唐而终，片中尽显大唐风尚的民族美学。

初观此片，观众便会震撼于盛唐气象的飘逸之姿与不羁之态。以“狂”而出名的“吴中四士”中的张旭与贺知章终日与酒为伍，其“草书”作品也随其心而放浪形骸之外，不带红尘世俗之浊气。与书法重线条感相似，唐画巅峰代表人物吴道子也追求以寥寥线条勾勒出人与物的神韵。他曾说：“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诚然，他所画人物，笔势圆转，衣服飘带如迎风飘扬，这种“吴带当风”的风格将盛唐之人的风骨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让大众更好地体会这一风格，片中不时插入水墨画，以静代动，给予画面足够的留白感，充分调动观众想象力，计白当黑，空中见有，得其韵味。除去书画，诗歌更是唐代的标签。其中李白之作堪称盛唐之巅，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仙气满满，脱离世俗，是盛唐气象最为典型的代表。

唐朝是一个包容的时代，和而不同、兼收并蓄造就了盛世繁华。在片中，仅是舞蹈，就有柘枝舞、胡姬舞等。电影也承袭了大唐的包容性，将诗书舞乐画酒等文化相融合，具象化诗篇，在为观众带来饕餮奇观的同时，极力再现人物当时的心境与情思。以李白入道，与岑夫子、丹丘生等人饮酒而作《将进酒》一幕为例，当李白官场失意，勘破不了儒法之时，他决定入道教。尽管李白整个人沮丧至极，但是他在盛唐时期积攒的傲气与仙气仍使他创作出了千古名篇《将进酒》。影片具象化该诗，让“酒仙”李白在斑斓混沌中，见庙堂之远，叹人生之愁，但在尝过美酒之后，赫然豁达，回归赤诚。此时的他有如庄子逍遥游，看透世俗，见鲲鹏扶摇直上九万里而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若讲大唐，则必述诗。《长安三万里》分别从艺术和精神上呈现了唐诗的精髓。其一是意象美学。“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电影运用大量承载情思的意象符号，并在特定时刻群化，使其升为意境，让观众与主角同构，在有限的画面中观留白之处，从而能感其所感、思其所思、悟其所悟，体会到那一绵长的余味。《长安三万里》情思与形式相谐，意象俯拾皆是。如指代高适与李白迷茫心境而两次出现的杯中明月，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无奈之愁绪；知晓安禄山造反之心和力救郭子仪时，雪地盛开的红梅代表着李高二人的坚忍爱国之志与赤诚忠君之心；总是环绕在李白左右的空中仙鹤烘托着李白此生的恣意潇洒与自由心性；战火纷飞的长安，舞于高阁的女子不禁让人戚戚然而泪下沾襟。长安这一繁荣都市，就在朝夕之间火光冲天，似要成为废墟，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是诗兴精神。一方面，诗兴精神体现在“人人均能诗”上。即使是天生缺陷的高适也能作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千古名句。而黄鹤楼和边塞随处可见的诗板也表明唐人诗兴勃发的状态。另一方面，诗兴精神与李白的狂放不羁、超然脱俗和乐观豁达形成同构，影片自“天下谁人不识君”而起，以长安飞花令为终，将诗歌融入长安盛衰史中，道尽人与人、人与长安以及人与国之间的万里情思，展现出诗歌的无限生命力。

在大唐，人有进仕之喜，也有失志之悲；有扬名之喜，也有无为之悲；有交友之喜，也有孤独之悲，人之悲欢离合就像月之阴晴圆缺常在。影片虽未直接言情，却在叙事中处处露情。其主线即是从对友情、爱国情、忠君情的质疑开始，在回忆和历史的推进与展开中力证情谊之真，道出时代之悲。立足当下，回顾华夏文明发展史，《长安三万里》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又一力作。它打造出的“唐诗宇宙”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突出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因为有《长安三万里》久久激荡人心，我们更加坚信，在未来，国漫定将继续发力，弘扬民族美学，诞生出更多佳作杰作，促进“中国动画学派”实现高质量发展。（作者：张经武，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雯，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