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追光万里》：书写电影人的浪漫赤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优秀的电影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还能够在故事与生活之间创造一种颇具互文性的审美体验，进而构成属于电影人同观众的双向表达路径。如果说，电影的魅力在于历史记忆的留存与复现，那一部讲述电影的电影则更为深刻地串联起尘封故事与当下生活的烙印。电影《追光万里》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温情与感动，写满荣耀与沧桑，镌刻了属于电影人骨子里浪漫与赤诚的电影。

伴随着著名电影人卢燕老师的陈述，黄柳霜、黎民伟、蔡楚生、阮玲玉、梅兰芳、李小龙的故事呈现于银幕之上。这仿佛情景再现式的还原，使得这些静静躺在电影史书上的人物突然间活了过来。沉浸在偌大的影院之中，不仅没有给人以陌生感，反而以一种老友重逢的经验式观照，提振了内心的主体性意志与电影的内在冲击力。在张同道导演的镜头下，时代故事与过往记忆娓娓道来。在我看来，这不光是电影之电影的再命名，更是对于历史真实与记忆伦理选择的一种态度。回望历史，大多数人只记得宏大史述的表达，却选择性地遗忘了有关历史的微茫之地，连同那些富有生活细节、美好与疼痛兼存的时光。因之，《追光万里》给予观众这种情感的释放与抒怀的渠道，将故事的讲述视野横亘于东西之维，南北之向。

《追光万里》中的影人故事既是历史参照与现实关怀的情感投射，更是当代人试图了解自我与过去关系的具象呈现。从洛杉矶、上海到北京、广东，那代电影人代表的是个体身份的确证与面对冷眼旁观后的笃定；亦是在饱受战争蹂躏与民族危亡之际振聋发聩的呐喊与记录。对于当代人而言，或许这种演绎的历史更能够走进观众内心深处，不仅可以铸造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且别具外在的伦理感化意义。基于这层思考，《追光万里》的确是具有超越性思索的，这份超越既指向了电影人的主体层面，更折射了普通人内心世界一种乌托邦化的建构，向观众传递出理想主义式的生活常态并未远去的信号。

当然，作为一部纪录电影。《追光万里》必须要克服现有材料保存不完整、历史修复、真实选择等问题，最大程度地实现艺术性、真实性与纪实性的特点。张同道导演以五年之久的记录与创作，采取真人扮演式的情景再现，较为“柔化”地呈现了基于历史档案之下的某些真实场景。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真实性本体论思考的顾虑，但于整部纪录片而言却处理得恰到好处并相得益彰，不仅增强了电影的可看性与沉浸感，还很好地诠释了“追光万里”的路途颠沛与光影之美。

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阐述道：“人不是通过遗忘来摆脱压在其身上的过去，而是通过重新找回过去，完全有意识地接受它，以便整合它”。如此来看，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恰在于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填补我们在认识上的空白，而这种空白在《追光万里》中成为一种日常性的细节存证，得以使当代人回望那段有关光影的岁月，有关青春的日常，有关信仰的追问。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像是一种教育学，是我们学习自由的场地，也是我们自由的手段”。正因此，《追光万里》这封写给当代人的电影情书穿越了历史的场域，铺就了伦理之善的道路，书写了文化信念的选择，既可以在逝去过往之地得到回响，又能够在面向未来之时获得某些生活的答案。（作者：韩贵东，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