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好看，背后的真实更值得关注！

1905电影网专稿 如果说“祖国”是以时间为序、“家乡”是以空间为轴、“父辈”则是以世代为章，用四个家庭的温馨故事串联起父辈们的奋斗篇章，将祖国发展与时代变革融入其中。

同时，《我和我的父辈》也延续了这一系列笑中带泪的风格。目前，影片票房已破10亿，备受市场认可。

坚持从现实出发，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我和我的父辈》背后同样有不少鲜活的原型人物。他们的故事让影像多了几分厚重与温度。

《乘风》

“冀中骑兵团”

“快快地跳上战马，挥动着皮鞭，带着战斗的心，勇敢地向前冲，翻过高山，越过平原，赶上最前线…勇敢无敌的，勇敢无敌的，我们的铁骑兵！”

这是流行在冀中地区的一首抗战歌曲——《我们的铁骑兵》，描写的是英勇无畏、飒爽英姿的冀中骑兵团战士，也是吴京执导的《乘风》单元的原型。

冀中骑兵团是一支典型的枪骑兵队伍，擅长以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等战术，穿插于平汉铁路线之间，打击侵略日军，共计作战50余次。

吴京饰演的马仁兴团长也确有其人，1924年底从军，1938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率部起义，随后担任八路军冀察晋军区骑兵第二团团长。

马仁兴骁勇善战，战功赫赫，有“辽吉功臣”、“燕赵英雄”的美誉，1947年，在四平攻坚战中不幸中流弹牺牲。为纪念他，中共四平市委还将最繁华的四道街命名为“仁兴街”。

《乘风》单元的故事发生在1942年“五一”反“扫荡”期间。原本骑兵团已成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但为了牵制敌人，解救被围的机关干部和群众，稍作喘息后，又奉命返回根据地腹地坚持斗争。

60多天里，冀中骑兵团在数万敌人的“铁壁合围”中拼死冲杀，用传统的骑兵冲击战术在日军封锁线上撕开一道血的缺口，英勇地完成了任务。

但经此一役，队伍伤亡亦十分惨重，团长马仁兴之子马乘风、政治处主任杨经国等壮烈牺牲，政委汪乃荣负重伤饮弹自尽，1200人的骑兵团，最终只剩下不足400人。

略显遗憾的是，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战史存世，只能从党史、军史记载和存世极少的知情人回忆录中，追寻冀中骑兵团的吉光片羽。

这也正是《乘风》的意义所在——透过鲜活的影像，为故去的英雄们“立传”。

如今，解放军早已有了坚不可摧的“钢马”“铁马”，但“父辈”们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如马仁兴团长高举的旗帜，屹立不倒，代代传承。

《诗》

“几代航天人”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中国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和垄断，开创了航天史的新纪元。

在《诗》这个单元中，章子怡也将目光对准了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第一代航天人，并选取了火药雕刻师这一少为人知的群体作为切入口。

故事的人物原型之一——国家高级技师、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正是一位火药雕刻师。他坚守岗位30余年，曾获得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多项荣誉。

火药雕刻师的职责是“微整形”，只不过对象不是人体，而是导弹发动机的固体燃料。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战略战术导弹装备的心脏，也是发射载人飞船火箭的关键部件,它的制造有上千道工序，要求最高的工序之一就是发动机固体燃料的微整形。

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

目前，在这一领域，再精密的机器都无法完全替代人工，徐立平等火药雕刻师负责的正是这项既艰巨又危险的工作。

就像电影中展现的那样，由于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使用的燃料含能量越来越高，操作人员在为火药整形时就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

因此，人们也常常用“与危险为伍，与死神作伴”形容这一特殊职业。

更值得一提的是，徐立平的母亲也是一位火药雕刻师，是中国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整形车间最早的员工之一。

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徐立平走上了火药雕刻师的岗位。

徐立平的妻子同样是一位“航天二代”。全家十一口人，除了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八口人都是航天人。

电影中的小女儿最后也成为了一名航天员。中国历史上，女性宇航员共有两位。2012年，刘洋搭乘神舟九号飞船进入天宫一号执行我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2013年，王亚平乘神舟十号进入太空，成为我国首位80后女航天员。

2015年，徐立平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写道：“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这份“工匠精神”则在电影中被赋予了诗意内涵。“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这句质朴的台词满载着航空人独有的浪漫情怀，也支撑着几代航天人在黄沙戈壁中苦中作乐，上下求索。

“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这是电影人写给航天人的“诗篇”，也是航天人写给星辰大海的诗篇。

《鸭先知》

“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

“上海电视台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傍晚17点05分，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时刻：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参桂养荣酒”广告。

广告时长1分30秒，内容非常简单，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去商店买参桂养荣酒孝敬老父亲，父亲收到酒后喜笑颜开。

如今，这条广告的影像资料已经丢失，只有凭记忆绘制的四张“分镜图”，徐峥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改编出了《鸭先知》单元的故事。

“参桂养荣酒”是当年上海中药制药二厂生产的一种补酒，由上海市药材公司经销，单瓶售价在十五六元左右，价格不菲，但当时有电视机的家庭大多经济宽裕，又适逢春节，这则广告可谓“正中下怀”。

虽然，广告只在上海电视台播了五六次，但反响极佳，参桂养荣酒在各大商店迅速销售一空，展现出广告的强大效应。

当时，《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这样评价，今天应该为上海电视台发一枚金牌，因为突破了我们国家的电视，新中国的电视从来不播广告的这个不成文的禁令。

3月12日，人民日报也刊文《上海恢复商品广告业务》，肯定了上海电视台播放广告的做法。

在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诸多思想禁锢亟待打破，广告也因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一度遭到抵制。

在这样的环境中，拍摄和播出第一条电视广告，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也可以说是电影中频频提到的“敢于第一个下水”的“鸭先知”精神。

与前两个单元相比，徐峥饰演的赵平洋，没有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位普通的上海市民，却也是千千万万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平凡人的缩影。

这一单元结尾，燕舞收录机、柯达胶卷、健力宝、南方黑芝麻糊等经典广告轮番登场，共同汇成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从第一支广告到如今中国广告市场接近万亿元的规模，广告产业的发展也同步见证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

如果说，前三个单元都在回望历史，沈腾执导的《少年行》则是立足当下，眺望未来。

“少年强则国强”、“科技兴则民族兴”。这一单元虽然没有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原型，却紧扣着新时代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让科技创新精神在“父子”之间传承。

从《祖国》到《家乡》再到《父辈》，用影像唤起全民共振，以小人物书写大时代，一直是这一系列创作的出发点。也正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原型人物，让我们在欢笑和泪水之余，更多了几分震撼、回味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