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好看、耐看的建党历史新书写

恰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为主线的影片《1921》，以恢弘而浪漫、青春而崇高的全新方式，书写了那段可歌可泣的中国革命史，带领观众深入历史现场，沉浸于那段峥嵘岁月，获得继续坚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新的历史形象：光影答卷

建党百年之际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创作，无疑是情绪昂扬而又考验技巧的。如何用光影重现那一段辉煌历史？如何让观众重回历史现场并获得新的历史体验？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讲，《1921》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纵向来看，同类题材已有珠玉在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波澜壮阔的近代社会发展史是主旋律电影中的常见内容，尤其是“逢五”或“逢十”的大庆之年。自《开天辟地》（1991）以来，《湘江北去》《建党伟业》（2011）等影片，主题均聚焦于1921年建党。在电视剧领域，也已有《日出东方》（2001）、《开天辟地》（2011）、《觉醒年代》（2021）等家喻户晓的成熟之作。作为影片《建党伟业》联合导演的黄建新导演，需要对这一段历史事实进行一次全新的银幕再现、赋予时代新意。

横向来看，宏大叙事具有互文本性。以年代为片名意味着作品内容与观众的历史认知之间早已达成某种互文现象。中外电影史上，以年份为片名的电影屈指可数，且几乎均在影史上留下了经典的痕迹，它们大多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巨大转折点，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大历史交汇点，甚至是人类命运的宏大抉择点。

比如美国的《1917》用“一镜到底”的摄影艺术探索表现了一战末期英国士兵穿越敌境传递重要情报的英勇，《1941》用戏谑方式嘲讽了珍珠港事件前美军的散漫，《2012》用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描绘了末世之际本真而珍贵的人类情感；匈牙利的《1945》表现了二战期间国家的罪恶；中国的《一九四二》聚焦的是1942年河南大饥馑这一历史真实事件。如何能在一众宏大叙事的中外杰作中以新的艺术手法和美学高度长留史册，让那一段历史更广泛传播，是《1921》必须突破的创新点。

正是在这两条脉络上，《1921》成为电影界为党的百年大庆交出的一份新答卷。

《1921》尽管延续了黄建新导演自2009年《建国大业》以来开创的大主题、小叙事、群像式主旋律电影新模式，但与此前的同类题材相比，《1921》用了更诗意化、生活化、戏剧化的手法。影片以国内的北京、广州、上海、长沙和国际的维也纳、巴黎、东京、莫斯科等多个城市交织为叙事的网，每个城市发生的故事最终交汇到上海“一大”召开这个点上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置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视野中。细节具象化了思想性：“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志同道合，以大特写拍摄陈独秀狱中凝神为引子；共产党始终心怀人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抱负，以李达去印厂将“百姓”改为“人民”一词为点睛；前清秀才何叔衡决然告别旧时代、求索新思想的坚毅，以片尾纵身跳崖时的“临危一剑不返顾”（谢觉哉语）为定格……

敬畏提升了艺术性：剧组对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上海景象如石库门、博文女校等场景进行了1:1复原，几个海外场景也十分逼真，无论是都市风貌还是市井生活，都体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尊重事实、还原史实的本分。冲突提升了观赏性：《1921》在法租界探长、青帮头目黄金荣的破坏这条副线之上，又辅以两条副线来交叠出国际局势的复杂——一条是日本特高课对在沪日籍共产党人的绞杀，一条是欧洲反共势力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阻挠与监视。在加入爱情、谍战等商业元素之后，影片具有较强的戏剧张力。

新的革命形象：青春成长

电影是传承民族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也是高度市场化的文化消费。所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要义，仍然是“好看”和“耐看”。讲好故事，把历史唯物主义、主流价值观、艺术表现力和接受美学相结合，让观众在两小时的影院时间内沉浸于党史中，进而继承党的革命传统、传播党的精神方针，才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使命。也就是说，它既要受得起党史专家和广大党员的品鉴，又要经得起当代观众和后世挑剔的眼光考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921》是一个好看而且耐看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它既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故事，又是关于年轻人成长的故事。主要出场人物是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再加上王会悟、杨开慧等，大多都是稚嫩而心怀远大理想的年轻人。开篇，毛泽东试图到法国留学寻求救亡之路。但在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的指引下，在志同道合者的鼓励下，他坚定扎根中国大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片中，毛泽东想随着高唱《马赛曲》的法国人进入上海法租界复兴公园，却与旁边的国人一样被作为二等公民拦在门外。在烟花与霓虹的闪烁中，他愤懑地跑过南京路，跑过外滩，回想起童年的叛逆、父亲的严苛和母亲的守护，回想起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求索，他逐渐迈开了乐观向上、一往无前的奔跑脚步。一段长镜头与蒙太奇的交错，塑造了他成为中国革命领跑者的形象。

女主角王会悟的成长故事也令人印象深刻。她想要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学生来沪的名义借博文女校宿舍给代表们暂住，可是年轻而老实的她不会说谎。在李达的多次训练下，王会悟终于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欺骗”女校校长。经过这一次次成长，在会议尾声，她在车站安排代表们分批秘密转移到嘉兴南湖时，已然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

这是一个关于浪漫的故事。李达与夫人王会悟这一对革命夫妻的伉俪情深，毛泽东和杨开慧这一对革命青年的甜蜜之恋，是贯穿整部影片的两条情感线。李达与王会悟之间的相识相知、相濡以沫，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中互道昵称“润”与“霞”，展现了伟大的革命伴侣之间的浪漫之情。王会悟搬家时手中的花，李达迷茫时碗里的汤圆，杨开慧送别时手中的伞，毛泽东离乡时笔下的字，构成了观众代入时代先锋们情感生活的秘密通道。

这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李达家的对面，住着一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片中，李达和她之间曾有过几次眼神和手语的交流。片尾，现代时空里一群小学生参观“一大”会址，镜头里出现了小姑娘的身影。她仿佛存在于李达的梦境之中，这场梦，是以这位小姑娘为意象的中国人民的梦，是关于改变中国命运的梦，是关于改变人民疾苦的梦。

新的女性形象：“她力量”

《1921》最吸引女性观众的地方，恐怕是“她力量”。与其他几部建党题材作品不同，《1921》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20世纪20年代一群女性时代先锋的形象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阐释。

导演用几组镜头和几场重头戏，赋予王会悟这位中共一大的“温柔卫士”以具有现代感的独立、坚韧、智慧形象。王会悟本就是奔赴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新女性。她与李达定情之日，镜头以李达的视角将走下楼梯的王会悟带到观众眼前，楼梯窗户赋予的顶光和摄影机的仰角塑造了她美好而进步的女青年形象。在协助李达筹备建党的过程中，影片通过她帮助选择会场、变更会场、守卫会场，安顿代表、掩护代表、转移代表的几场戏，凸显了她逐渐成长为伟大革命女性的历程。中共“一大”转移会场至嘉兴南湖，王会悟在烟雨之中的湖心画舫撑伞独坐放哨的大全景镜头，具有中国山水画的诗意美，将她柔弱的江南女子外表之下的机智勇敢衬托出来。但王会悟又是内心矜持而有烟火气的。波诡云谲之中，她不忘用精致的花瓶养着花草。时代洪流之中，她不忘盛好汤圆送到露台安抚丈夫的焦虑。颠沛流离之中，她时刻不忘作为母亲的朴素本分，平衡家庭与革命工作之间的智慧与艰辛。

与王会悟不同，影片中的杨开慧则代表了对爱情和理想坚贞不屈的青年女性。杨开慧的革命生涯与党波澜起伏的革命斗争历史紧紧相联。《1921》里甫一出场的杨开慧，是“自古湘女最多情”的形象：与毛泽东的情愫暗生，家庭教育赋予的书卷气息，追求爱情的大胆奔放，惜别毛泽东的依依不舍。影片末尾，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正是伟大的信仰和高洁的爱情升华了她的人格。

不仅如此。博文女校名称背后是那个时代女性渴望平等受教育权的风潮，支持毛泽东的洗衣场老板娘所代表的普通女性形象也立体鲜活。“妇女能顶半边天。”以王会悟、杨开慧这两位革命女性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女性，她们丰沛的个人情感和崇高的革命意志，可以说正是今日中国女性力量的源泉。

回顾党史，历久弥新，我们总能从党史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党史题材影视剧不仅承担着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重要使命，而且成为当代观众学习、重温党史的重要载体。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对文艺发展特别提出了“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要求。党史题材要常拍常新，难就难在一个“新”字。《1921》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使它能成为一部让人们在光影中体会党史、牢记党史的优秀作品。（作者：支菲娜，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