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苏菲·玛索合影的他 自称是世界排片第一人

上影节审片排片人王佳彦

1905电影网专稿 6月20日，是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最后一天。像往年一样，审片排片人王佳彦会离开艺海大厦20楼的电影节办公室，结束他一年一度，为期大半年的审片排片工作。

王佳彦戴着一副眼镜，和蔼、爱笑、易接近，微博昵称“四眼老王”，上海影迷无人不晓。

拜访老王的这天，上影节进入第四日，恰逢端午，大部分同事都回家休假。今年没有设置加场，现场观影问题也有分管同事负责，他说要比以往轻松一些，但只要电影节还在进行，他就会坚守在岗位上，有始有终，直至闭幕。

每到年初，他就会来到这里，先审片、再排片。从1993年参与筹备首届上影节到1999年接手排片工作，老王服务上影节将近30年，为观众排片超过20年。在采访的不经意间，他呢喃了一句，“我算是世界排片的第一人”。

每天工作超12小时，只为完美的排片表

在上影节排片表出炉前，老王每天早上6点半就会来到办公室，整栋大楼只有他一个人。

“在安静的环境下，可以静下心来排”，他说往年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现在有了助手，稍微提前到8点、9点下班，“没有花上这些时间，解决不了审片排片的问题”。

老王的办公环境空间不大，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台电脑，一只暖水瓶，一个茶杯，以及一摞摞打印出来的排片校对表。

每年上影节的排片日程，都是由他来安排，从这里诞生。

今年他一共审看了833部电影，最终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405部影片进行展映，这些影片要在10天内分布在40家影院，45块银幕，总共放映1423场。

距离电影节开幕第14天，老王在微博上自勉，“加油，我最后一搏必让电影节像夏花一样绚烂”。倒计时第8天，他自信写下，“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月3日晚，在展映排片表终于公布的那刻，他兴奋地向翘首以盼的影迷们报喜，“排片表出炉了，轮到你们做功课了，排的不好请多多包涵，预祝你们抢到票，过一个快乐的六月天”。

老王今年72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开票前的半个月，他才能收到大部分确定展映的片目，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排片，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必须要做一稿、二稿、三稿，最后拿给观众的排片表已经是第三稿了。”

排片这份工作看起来简单，实操过程要面对重重细节，需要很多细心和耐心。

“第一稿是最惨不忍睹的，基本上大致排一排。我知道哪些片子放大厅、中厅和小厅，但是最后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同一个国家的电影，可能在这个厅排得多了，那个厅排少了。剧情片、动画片、纪录片，或亚洲片、欧洲片、美洲片的比例也要尽量均衡分布。”

每一次审片，老王都会和同事商量哪些影片应该放在哪些规模的影厅，也会询问电影研究专家的意见。每次电影节官方发布展映片单后，他也会依据文章的网络点击量，来判断影迷的选择偏好。

王佳彦和影展部的同事

即便积累下来二十多年的经验，他还是无法准确把握住一点——“知道观众都想看什么”。

“大多数都能知道，比如4K修复的《胭脂扣》肯定一票难求。《早春二月》这样的老电影，以为就放在一个中厅，两、三百多人差不多了，《海上钢琴师》公映过了，可能看得人不多，也没有排很大的厅，结果全都卖光。有的电影排了大厅，买的人却很少。”

《海上钢琴师》售罄

每一年的展映影片都不同，每一年的观众喜好也不同，这永远是个变数。但老王每年还是会做归纳总结，“当然要不断学习，把它做得更好，这个是没有止境的。每次都会有遗憾，每次都会有错误，这都很正常，对自己也是个挑战。” 

所有的精益求精，都是为了最终排出一份完美的排片表。

追求更合理、更科学、更艺术的排片

刚做电影节排片工作时，老王面对的只有十几家影院，100多部展映片，“那时候排片很简单，要求不高。”随着展映电影、影院影厅和观众数量的不断增加，排片工作也就逐渐提高了难度。

为此，上影节专门设计出了一套电脑排片系统，帮助他操作排片。直到现在，这套系统还在修改，“改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要求。每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想到新的问题，就跟设计系统的人反馈，根据要求不断的完善。”

电脑排片系统

这三年来，老王培养出了一名年轻的徒弟，帮助做排片校对。几百部电影，校对一遍要花很长时间，有了徒弟的帮忙，分担了以往他一个人要做的大量工作，“每一部电影都要符合它的放映要求，时间问题、票价问题、制式问题，影片帧数不同，有些影院的服务器还不能放，这些都要校对。另外还要配合片方见面会的时间、地点等等。”

仅仅是随口介绍，就罗列出了一堆校对中要注意的问题，他说，“各方面的要求，都是千变万化的。”

排片校对表

如今上影节的排片日程安排越来越受到影迷认可，这都要得益于从历史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其中就有两次“事故”，令老王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晚上，在天山电影院和永华电影院排了同一部电影，因为是胶片拷贝，两家不能同时放映。他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在永华电影院临时加上三部短片，等天山电影院放完后，再派车把拷贝送到永华电影院，算是及时解决了那晚排片撞档的危机。

以往排片不考虑拷贝安全问题，影片审核通过后就直接排期，导致有时会出现因电影拷贝未到，改放其他影片的问题。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金爵奖主竞赛入围影片《茉莉花开》到参赛首映当日，拷贝仍未到达，只好临时改放其它电影，引发现场观众不满。

经历这次错误，往后的排片顺序得以重新调整。凡是安全到达上海的电影拷贝，都优先排到展映的前几天，未到达拷贝的电影则往后排放。老王语重心长，“这些经验都是一点点从问题里得来的，没有前面这些苦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熟期。”

今年在排片日程上，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原本每天最后一场电影的放映时间是晚上9点，老王极力建议提前到8点50分。

“不要小看这10分钟，往往观众看完电影赶地铁，就是差一、两分钟的时间。”提前10分钟，让他的工作难度也增加不少。因为从前一场的6点半到8点50分之间，就不能排时长太长的电影。

老王说，能为影迷想得多一点，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排片就是把片子往厅里放就是了，难就难在把它排好。所有花的时间，都是为了把它排得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更科学一点，更艺术一点。”

“从第一届做到现在，就我一个人了”

每年上影节的开票日，老王都会来到主会场SFC上海影城。他曾经是这里的副总经理，会来看看影城的卖票情况，给线下买票的观众推荐好片。

即便现在改成了完全线上售票，往年影城在开票日的热闹人潮景象不再，老王也不会缺席。每年当日，他都会与影城的排片表背板合影留念。他说，“这是一种情结，已经养成了习惯。”

王佳彦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科教片导演王光彦，也是经典电影《白毛女》的副导演。今年是建党百年，《白毛女》入选了“百年征程·红色光影”展映单元，老王笑说，“今年是父亲拍的片，儿子来排片。”

受父亲影响，老王从小就是影迷，年轻时经常在杂志《电影故事》上投稿，他喜欢看国产片。这次电影节展映的《柳青》就受到他的大力推荐，“很多80后、90后不知道柳青是谁，但我们这代人都知道他和他写的《创业史》，电影的整个画面、音乐都挺好，成泰燊演得也很好。”

老王与电影的工作联结很深，他最早在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任职，1991年调入上海影城，1993年参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筹备工作。

上海影城开业以来的三十载，他是一路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上影节成立后的每一个部门，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与身影，“第一届我主要负责电影交易市场，第二届是大型活动办，第三届我是新闻部，第四届是影展部。我大概从第四届、第五届开始，一直排片到现在。”

上影节办了24届，走过了28年，第一届永远是老王印象最深的影节记忆。

“第一届办完了之后，国际制片人协会通知说，这已经是A类国际电影节了，当时吴贻弓（创办人）的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更清楚记得，举办第一届时因为缺乏经验面临的种种困难。

当时他是电影节市场部的负责人，“我们在很简陋的情况下，在上海影城办了交易市场。有国内的电影厂，国外来了一两家，就那么几个展台，不像现在几百个。”

他还记得，第一届评委看片是与影城一厅的观众一道看，评委坐在第10排，前面放了个长脚桌，“那时候奥利弗·斯通看电影迟到，找不到地方了，还是我带着他去的。”

王佳彦与导演奥利弗·斯通合影

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上影节的展映片单通过登报纸的方式向观众传达。老王回忆，电影节卖票的第一天，观众就在影城大排长龙，很多人连夜坐着，通宵排队，有从外地赶来的，有为孩子买票的，热情很高，“这种触动促使我要把工作做好，要对得起影迷”。

“那时候电影票就简单一张，没有写片名”，“那时候放电影还是同声翻译，有人在场下拿着麦克风给观众翻译”，“那时候我在影城上班，每天走得腿都软了，协调这个事情，那个活动。影城的见面会我一个人包掉了，我主持过山田洋次的见面会、苏菲·玛索的见面会”......

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直都深烙在他心里。

王佳彦与著名影星苏菲·玛索合影

“从第一届做到现在，就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了，一拨拨都退休了。”老王感慨，如今他还坚持在电影节审片排片的第一线，就是因为喜欢电影，喜欢这份工作。日益壮大的影展部门和团队伙伴们，也给予他很多帮助。

采访前一晚，他又到上海影城转了转。一个小女孩刚看了《沉默的羔羊》，在影城内拍照，一回头看到了他，让他在电影票上签名，“我签字又不值钱，但她很开心”。

今年上影节已经落幕，老王暂时离岗，可能会像往年一样，出门旅游，放松一下。不出意料，明年年初，他还会回到电影节的办公室。早上6点半就来，打开电脑，泡杯茶，继续审片、排片，努力为在上海一年一会的影迷观众们，送上一份更好的排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