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论坛｜科幻电影：放飞想象，讲好中国故事

活动现场

1905电影网讯 2019年，一部火爆春节档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2020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中国科幻电影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6月17日上午，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以“重塑想象·定义未来——中国科幻电影新思考”为主题展开讨论，来自影视界、科普界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坚持讲好中国故事，加强本土化创作的探索，要敢于想象、大胆创新。

加强科幻电影本土化探索

对于很多70后、80后而言，1988年上映的《霹雳贝贝》可能是他们对科幻电影最初的认知。事实上，在此之后的20年间，国内几乎都没有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2008年周星驰的《长江七号》上映，大家对科幻电影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但终究还是昙花一现，未能形成气候。直到2019年的春节档，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打破，随着《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横扫票房，越来越多的电影人达成共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元年”已经到来。

王红卫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就曾参与过《流浪地球》《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等作品的编剧和策划工作，十几年来，他始终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应该坚持“本土化”的道路。王红卫认为，科幻电影一则是作为类型电影，二则是作为科幻本身。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模式可能是一种捷径，但真正能吸引观众的，还是科幻故事的本身。“千万不要去找一个国外成功的科幻电影的模式，然后想怎么把它国产化，怎么把它杂糅一些中国的元素去做，而是应该先找到好的中国科幻故事。”

董润年

在观众的印象里，科幻大片似乎一定是发生在外太空的。对此，科幻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编剧董润年希望“创作者对科幻的认知应该进行更新”，“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中无处不科幻，很多普通的生活场景中就包含着科幻的成分，这其实是创作者包括我自己，特别应该注意去挖掘的东西。”在董润年看来，生活本身就是科幻的，“这个时代的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用这种思维来贴近观众正常的生活，其实已经是接近科技创作的理念了。”

苟利军

科学顾问支持必不可少

《流浪地球》大火后，也引起了一些议论，其中就有专家指出影片中有多处科学常识不够严谨。对此，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苟利军深有体会，他认为，科幻电影还是要遵循一些基本科学常识和理论，而这需要创作者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刘洪涛

开心麻花影业董事长刘洪涛也特别认同这一点，作为开心麻花最新力作、科幻喜剧《独行月球》总制片人，他认为在科幻片的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科学顾问的参与。“观众会从现实逻辑和科学逻辑来看电影，如果电影有漏洞就不可信，不可信就不会有共情。另外，我们创作科幻电影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关心人类的、宇宙的命运，如果我们在未来观、科学观、宇宙观上面不能逻辑自恰的话，不仅我们对不起自己的初心，更显得这个努力没有意义。”

刘洪涛以正在后期制作中的《独行月球》举例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未来世界观，但电影能表现出的仅是冰山一角。比如我们做了两款月球车，一款是小的，一款是大的，小的是要穿宇航服的，大的是不要穿宇航服的。这个不是简单的传统电影美术道具师能做的。美术部门汇集了材料学、机械学、工业设计等领域的顾问，即便车轮，要考虑色泽、质感、未来感、承重等等。这些如果没有科学家的支持是完不成的。”

林育智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向大家普及了科幻电影需要的五类科学顾问。“第一类我们称之为非正式顾问，我们会给他提供支撑这个剧情的科学素材和科学理论，甚至帮他构架一个世界，完成世界观的铺设；第二类叫专家顾问，剧本成型之后，针对某一类问题，我们给他找到非常合适的科学家；第三类叫现场顾问，他需要给演员提供帮助，给道具师提供协作问题，甚至现场被问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第四类是科学顾问团，解决一整部电影涉及到的所有领域的问题；最后一类为跨界科学顾问，他们一是受过非常专业的科学训练，二要有完整的在影视圈的工作经验。”

除了科学顾问，王红卫对创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前期的创作团队一定要有基本的常识和概念，重要的是整天奋战在一线的创作团队里面，他的知识储备是不是足够。”科幻作家、编剧陈楸帆也非常认同王红卫的看法，“科学顾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武器，创作团队的科学素养、科学理念，如果没有匹配上提供给他的武器，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

常洪松

技术给想象力插上翅膀

近些年，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都为国产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国内特效公司天工异彩曾助力《寻龙诀》《悟空传》等国产大片制作，创始人常洪松清晰地细数了这些年技术的进步，“就像2006年，数字技术取代了胶片流程，未来的智能影像技术一定会取代现在的数字技术。比如电影级的换脸换头，原来的数字技术可能要两三百人，一部电影后期要干一年，现在可能一两个技术人员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而且精度非常高。”

电影技术的飞速进步，其背后是无数开发人员夜以继日的心血付出。对此，王红卫呼吁，无论是资本方还是创作团队，都应该尊重幕后技术人员的劳动成果。他表示，当下特效公司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很多特效公司的人才跳槽去了游戏公司。“这是非常可惜的！我希望整个行业都更关心和尊重这些做着基础工作的技术人员，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采购方去购买这些技术。”

与此同时，王红卫也提到，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创作人员也要保持警醒，不能因技术而“变懒”，“创作人员不应当这么快就产生对技术的依赖，技术给想象力插上了一个真正能飞的翅膀，但它不是取代想象力的方式，我们不能忘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天职。”

韩松

对此，科幻作家韩松也指出了科幻文本创作的重要性。“我看过好多科幻电影，它不是科幻不行，而是电影本身不行。从文本来看，科幻题材最具颠覆性、挑战性，它经常挑战你既有的认知和世界观，这个东西既使在小说创作中也很难达到，改编成电影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