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8.4分！卡梅隆监制《泰坦尼克号》番外来了

1998年4月3日，《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一票难求，在那个年代拿下3.6亿票房；

2012年4月4日，《泰坦尼克号》3D版重登内地银幕，再获成功，总票房突破13亿。

1905电影网专稿  就这样，因为一部电影，一艘109年前在大西洋沉没的世纪巨轮，成了几代中国人的时代记忆。

然而，就当我们为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感动不已时，很少有人知道，这艘船上还有8名中国同胞。

他们是谁？为什么被历史隐去了名字？

带着这样的疑问，导演罗飞和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开始了穿越百年历史的艰难找寻。

他们耗时4年，数十位研究员参与，造访全球20多个城市，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集结成了这部纪录片《六人》。

在上映之前，我们也有幸专访到了影片的两位核心主创罗飞和施万克。

他们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却都在20多年前就已来到中国。

操着流利的汉语，他们讲述起自己与泰坦尼克号和中国的缘分。

导演罗飞、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右）

“求生”

施万克酷爱海洋历史，还是名专业潜水教练。他与罗飞合作的上一部纪录片《海神号事件》也是“海难”题材，聚焦一艘1931年在中国海域沉没的英国潜艇。

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内地上映时，罗飞和施万克已经来到中国工作。当时一票难求的狂热场面，让他们记忆犹新。

“中国观众对《泰坦尼克号》的热情令人震惊，但更震惊的是，我们周围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这艘船上有8名中国乘客。”罗飞说。

这也成为《六人》创作的出发点。

导演罗飞

调查的过程中，最先吸引施万克注意的是，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乘客超高的生还率。

八名中国乘客，六人幸存，生还率75%。

要知道，整艘泰坦尼克号的生还率仅有31%

问题来了：“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翻看历史资料，关于这六位中国幸存者的记录少之又少，媒体报道又真假难辨：

“这些中国人是偷渡客。”

“中国男子利用辫子伪装妇女，躲在救生艇中偷生。”

“中国人不懂女士优先。”

这些是事实还是诬陷，施万克决定用自己的调查证明，“我们喜欢这种‘侦探’的形式，抽丝剥茧。”

首先，在三等舱的名单上，研究员们找到了八位中国人的名字。这足以证明，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样是合法的乘客，不是偷渡者。

接着，施万克发现，他们都受雇于唐纳德轮船公司，计划乘坐泰坦尼克号前往另一条轮船担任司炉工。

他推测，由于经验丰富，这些中国水手在海难发生后，很可能没有如电影中的三等舱乘客那样涌向船尾，而是“另辟蹊径”走紧急通道到达了甲板。

研究员们通过一家游戏公司研发的泰坦尼克号模拟软件也证实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

《泰坦尼克号》里的中国人

其中，四个人幸运地坐上了一艘救生艇。两人不幸丧生。

剩下的一位名叫Fang Lang（方荣山）的中国人则依靠一块木头门板，漂在了海面，最后被一位折返的英国船长哈罗德·罗威搭救。

施万克推测，他很可能是泰坦尼克号最后的生还者。

关于中国人伪装成女人躲在救援船座位下偷生的说法，剧组请专家依据图纸1:1复刻了一艘救援船，用实验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为中国乘客正了名。

“他们不是偷渡客，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仅仅是六个顽强求生的普通人，凭借智慧与勇气存活了下来。”施万克在纪录片中总结道。

“泰坦尼克号有700多名幸存者，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唯独中国人的遭遇却无人知晓，他们也应该被记录，被流传。”这也正是罗飞和施万克的创作初衷。

《六人》工作照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作《泰坦尼克号》电影时，Fang Lang的获救经历曾引发詹姆斯·卡梅隆的注意，他还专门拍摄过一段趴在木板上的中国人被解救的素材。

虽然最终这一桥段没能剪进正片，灵感却被融合进女主角露丝的故事中，也成就了杰克为爱牺牲的壮举。

幸运的是，罗飞和施万克辗转联系到了卡梅隆导演，不仅成功邀请他担任影片的监制，还在他的帮助下拿到了这段尘封素材的独家授权，令其得以在纪录片中首度与观众见面。

施万克对我们说：“卡梅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下探险者之一，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令我们意外的是，他对这八名中国人的遭遇也非常感兴趣。”

纪录片中，卡梅隆对着镜头说：“我一直都很敬佩那位趴在门板上的中国人，”“泰坦尼克号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寻根

在最初的构想中，罗飞和施万克曾以为，纪录片的重头戏将是揭秘这六位中国人的求生过程。

但在调查中，两人才发现，这场人类史上的最大海难，对这几位中国人来说，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他们在获救后遭遇的经历，更值得被讲述，有关历史，移民和社会偏见”罗飞说。

为了还原六位中国乘客之后的人生轨迹，施万克只能从仅有的名单出发，一个个地抽丝剥茧，“名单是用英文写的，但这些名字有可能是广东话、客家话。”方言无法确认，找人也就难上加难。

研究员们只得抓住当时各种航运公司的船员记录，从一个船找到另一个船，线索断了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位幸存者辗转到了印度就再无纪录，团队也只得作罢。

各种泰坦尼克号的网络论坛也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乌龙也时常发生。

施万克就记得，在寻找一位“Lee”姓乘客的后人时，到了才发现联系人竟然是一位黑人，双方都哭笑不得。

所以，对于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施万克一开始也曾持怀疑态度。

“因为很多幸存者的二代都八九十岁了，而方国民只有五十多岁，最后发现他是全球最年轻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二代。”

方荣山（右一）

除了时间久远、资料稀缺，这些中国劳工因为历史原因，曾多次更换姓名和身份，也给研究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以Fang Lang为例，他还有方荣山、方森等多个名字，研究员们要通过实地走访，查找各地档案馆资料、拜访华人社团等多方印证，才能最终确认。

随着调查的深入，施万克发现，他们频繁改名，隐瞒过去的背后，是这些一代华人移民的辛酸经历和遭遇的不公待遇。

施万克接受1905电影网专访

1882年到1943年之间，为了限制华人劳工移民，美国一直实行恶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为了生存，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只得采取各种方式隐姓埋名，有些人甚至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和囚禁。

这段艰辛惨痛的经历，也成为这些初代移民深埋心底的记忆，很少和亲人分享。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华人幸存者不像其他国家的幸存者那样乐于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迹。

通过对华人移民后代的采访，罗飞深深地感受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对几代人心理和亲情关系带来的裂痕。

“他们有很多秘密、偏见放在心里不敢说出来，破坏了与后代的关系，比如方荣山的儿子，你能看出来他有点伤心，他还是不了解为什么爸爸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在泰坦尼克号上的故事，是他觉得丢脸吗？这不是一般的代沟可以解释的。”

也许是为了弥合历史带来的“鸿沟”，施万克与方国民一同回到了父亲的故乡，距离芝加哥上万公里外的广东台山——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大多从这里走出，是中国最有名的“侨乡”之一。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施万克说自己走过了全球20多个城市，但台山人无疑是最友好和热情的。

在那里，他还碰到了方荣山的侄孙，后者现场吟诵了一首方荣山创作的打油诗，侧面印证了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为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眼泪抹干笑呵呵。”

影片的最后一幕，方国民与研究员们在父辈出海的港口完成了放灯仪式，纪念那些100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国人。

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有凄美的绝恋，作为人类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海难，它背后还有太多故事亟待讲述。

这也是《六人》的意义，就像海外林立的泰坦尼克号纪念碑一样，这些中国幸存者也不该再籍籍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