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分！《波斯语课》凭什么成为新片口碑第一

1905电影网专稿 豆瓣8.3分，猫眼9.3分；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后掌声不断；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推荐，一票难求；因核心主创团队国籍不符合要求，落选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成为“最大遗珠”。

这些都是环绕在新片《波斯语课》头顶的“光环”。但略显遗憾的是，这些光环并未换来“出圈”的市场关注。

影片首日票房不足500万，与另一部反战主题的国产文艺片《又见奈良》一同遭到冷遇。然而，就像它们所记录的历史一样，这些好片也许沉重，但不该被遗忘。

《波斯语课》的主创乍看上去没有明星脸，却都是实力派。

导演瓦迪姆·佩尔曼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他的大银幕处女作《尘雾家园》就曾入围奥斯卡三项大奖。

两位男主角：一位是拉斯·艾丁格，德国有名的“戏骨”，常年活跃在戏剧舞台。 

另一位，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则是阿根廷最璀璨的文艺新星，曾凭《每分钟120击》摘得无数新人奖项。 

导演佩尔曼说，纳威尔最吸引人的是“脆弱感”，但在看似弱小的外表下，却有坚韧而丰富的内心。 

权威媒体《综艺》更盛赞：纳威尔的表现可以与20年前，阿德里安·布洛迪在《钢琴家》中的表演相媲美。

谈到聚焦犹太人悲惨境遇，反思二战的电影，我们很容易想到《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索尔之子》《乔乔的异想世界》等一系列经典。珠玉在前，这一次的《波斯语课》有何特别？ 

“离奇”
  

“生活无奇不有”，这是导演谢飞在《波斯语课》观后感中的一句话。的确，电影讲述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故事。

犹太人吉尔斯为了逃过屠杀，谎称自己是波斯人“雷扎”，却意外成了德国上尉军官科赫的波斯语老师。 

为了保命，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吉尔斯，以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为词根，编造出了一整套语言。 

就这样，在700天的时间里，吉尔斯“编”出了2840个假波斯语单词，而科赫也记住了2840个被他视作草芥的“无名之辈”的名字。

结局更加讽刺：吉尔斯逃出生天，让遇难同胞的名字得以载入史册。另一边，科赫却因为“假波斯语”暴露了身份，在海关被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个“瞒天过海”的故事看似不可思议，却有真实事件作为依托。 

编剧伊尔佳·佐芬称自己15岁时，就曾在报纸上读到过这则报道，一直记在心里。多年后创作剧本时，他才发现类似的故事已被德国著名编剧、导演，荣誉金熊奖得主沃尔夫冈·科尔哈泽写成了短篇小说《语言的发明》。佐芬与导演瓦迪姆·佩尔曼便在小说的基础上创作出了这部《波斯语课》。

《波斯语课》原著小说

佩尔曼说，吉尔斯和科赫都没有具体的人物原型，他们可以是那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受害者和加害人。语言的意义以及战争对人的异化才是他真正想讨论的主题。

“语言” 

谈到影片风格，佩尔曼总结道：在有关集中营的影片中，既有《索尔之子》这样残酷写实的作品，也有如《美丽人生》那样的现世童话。《波斯语课》介于它们之间。他没有将镜头过多地聚焦在集中营里的残酷暴行，而是用语言做媒介，讲述了一则有关人性的“寓言”。

为了精益求精，佩尔曼专门请来一位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开发出了片中的“假波斯语”：听起来像中东语系，同时有语法、前缀和后缀。 

词根也真的来源于犹太遇难者的名字，这本含有600个单词的词典还将于近期出版。 

在佩尔曼看来，“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某种身份的认同。 

“德语”是科赫的母语，他用它发号施令，表达忠心，却无法阐释心声。

“波斯语”则不同，它承载着科赫对战后奔赴德黑兰开餐馆，与兄弟团聚的美好愿景，是他心灵的一片净土。 

他用“波斯语”说出的，是无法用德语表达的话，有关家庭，有关梦想，甚至爱情。学习波斯语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他直面真实的自我，一点点“重拾”人性的过程？ 

这似乎也回答了很多观众的疑问：如此漏洞百出的语言，连普通士兵都骗不了，如何骗得过德军上尉？ 

“科赫不是傻子，但他太想学习这门语言，太想有一个‘朋友’了，甚至愿意自欺欺人。”这是导演给出的解读。 

的确，那间远离战场前线、罪恶中心的“波斯语教室”，与那门只有两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在某些瞬间，建构起了一座乌托邦与避难所。

无论吉尔斯，还是科赫，都曾在其中觅得片刻安宁。

但窗外随时上演的暴行，背景声里此起彼伏的枪声，都在时刻提醒着观众，罪恶未曾停止，现实何其残酷。 就像科赫用“波斯语”写的诗：“风把云吹响了东边，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听起来美极，翻开来看，一字一句却尽是犹太人的血泪。

西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没有真正的反思与自省，诗歌便无意义，文明更无以为继。 

“名字”
 

影片中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 在科赫读完上文中的那首诗后，微笑着对吉尔斯说：不要叫我“上尉”，叫我“克劳斯”。 

克劳斯是科赫的名字，但在从军后，却鲜少被提起。

其实，被一同封存的不仅有名字，还有背后的“自我意识”。

像无数普通人一样，克劳斯也曾生活在社会底层，因为饥饿，学做厨师。

为了一身体面的制服，加入军队，成为庞大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不仅是克劳斯，《波斯语课》中着重刻画的几个德军军人都有名字，也有七情六欲、甚至爱好音乐和艺术，还会像打工人一样搞起办公室政治。

这是导演佩尔曼刻意为之，他想用更“人性化”地笔触刻画这些传统视角里的“魔鬼”和“暴徒”。 

“不是美化或博同情，而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深省：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是如何犯下如此罪行的？” 

就像科赫的自我开脱：我不是刽子手，只是个厨子，也只想做个厨子。

这种麻木的平庸之恶，最细思恐极。

科赫曾问吉尔斯：为了这些无名之辈，搭上性命值得吗？ 

吉尔斯反诘道：“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了无名之辈。”

于是，吉尔斯把2840个“无名之辈”编成语言，让科赫反复背诵吟咏，
 

犹太裔导演佩尔曼也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让更多人铭记这段不可被抹去的历史。

影片开头，德军在溃败前企图烧毁所有文件，抹去这些名字存在的证据，但结尾，它们却凭借吉尔斯的记忆，再度重生。

让历史记住这些名字，让人类铭记这段历史，正是如《波斯语课》这样的反战电影最大的意义。

有人问导演，为什么要在当下拍一部二战电影？

佩尔曼答道：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些故事任何时候都该被讲述，尤其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