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谈《三叉戟》:要用生活的尺子衡量崔铁军
改编自吕铮同名小说《三叉戟》正在热播,故事讲述了三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精英警察,在临退休之际因为好兄弟的牺牲再次集结,携手侦破一个个案件……
陈建斌在剧中饰演“三叉戟”之一——“大背头”崔铁军。和以往影视剧作品中的警察形象不同的是,《三叉戟》中崔铁军的警察形象并没有被“神化”,相反,常常还暴露出很多小缺点。陈建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正是吸引他拍摄这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部剧并没有把他的警察形象描写得非常完美,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不用回避他的缺点,也不用神化他的优点,而是按照生活的尺子来衡量,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很多观众在崔铁军的身上,还看到了人到中年向生活妥协的一种无奈,但陈建斌更愿意用“与生活和解”来诠释中年男人这样的状态,“不光是崔铁军,也是生活中绝大部分普通人,到了中年面对生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本质。”
在拿到剧本之前,陈建斌先拿到了《三叉戟》的小说,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崔铁军像极了《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你可以摧毁我,但你不可能打败我”,陈建斌喜欢这样的命题,在他看来,人总要竭尽所能去挖掘自己的能力,跟命运较劲,“很多事情看似命中注定、木已成舟,但还有一口气”,陈建斌喜欢这样的韧性。
同类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中,主角警察形象常常会面对“法”与“情”的抉择,理性与感性的博弈,《三叉戟》中的崔建军也不例外。陈建斌说,“三叉戟”中的大棍子是个真正感性的人,大喷子是真正理性的人,在三人中能将理性和感性平衡得最好的正是大背头崔铁军,“他有理性也有感性,所以他才可以成为首脑带领他们一起往前走。”
一方面,崔铁军是执法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是父亲,也是犯罪分子害怕的对象。陈建斌说,当这些身份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物才是立体、鲜活、好看的,崔铁军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不用回避崔铁军的缺点,也不用神化他的优点
新华网:《三叉戟》中的崔铁军并没有被“神化”,甚至身上还有很多小毛病,怎样看待这样的警察形象?
陈建斌:首先吸引我去拍这个电视剧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并没有把警察描写得非常的完美,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大家都一样的一个人。他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不用回避他的缺点,也不用神化他的优点,而是按照生活的尺子来衡量,把他当做一个“人”来衡量来看待,这是原著作者吕铮老师做得非常好的一点,也是我们的编剧做得非常好的一点,也是海波导演这次特别强调的,也是我愿意演这个角色的原因。
新华网:剧中的崔铁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也是一位有些向现实妥协的“中年男人”,这个度如何拿捏?
陈建斌:其实我觉得用“妥协”这个词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跟生活“和解”,很多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壮怀激烈、剑拔弩张,我们换了一种更柔和的方式,仍然是在面对着这个问题,没有回避,但不再是以前那种状态了。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崔铁军,也是生活中绝大部分普通人到了中年,他在面对生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本质。
新华网:听说最初接到崔铁军这个角色时候内心其实有些拒绝,是真的吗?
陈建斌:我没有拒绝过,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我没有拒绝,我提的要求是希望所有的演员能在一起围读剧本,希望找到的“三叉戟”在生活里也能达到一个默契的程度。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就气味相投、就能聊得来、就能玩到一块去,然后把关系带到这个戏里,自然而然的就水到渠成了,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比如说我和董勇、郝平的关系,我觉得约等于戏里的大背头、大棍子和大喷子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在生活里,三个人在拍戏的现场,每天碰到之后聊天,几个眼神,我觉得这个默契是存在的,这种感觉是存在的。而且随着拍戏过程的延长,我们默契越来越强烈,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是真实的。
饰演崔铁军最大的挑战,是把他当做普通人来演
新华网:能为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接到邀请看到剧本时的场景吗?
陈建斌:当时先是拿到的小说,然后拿到了这个剧本,我感觉就像《老人与海》里面的老人,你可以毁灭我,但是你不能打败我。面对命运的大海,人注定是打不过的,但人不甘心,人总是要拼的,人总是要竭尽所能的去展现自己的能力,跟命运较劲。我喜欢这个命题,好多事情就好像你觉得已经命中注定了,已经木已成舟了,但还有一口气,我喜欢。
新华网:饰演崔铁军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陈建斌: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来演,我们把他用生活的尺子来衡量,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他毕竟是一个警察,我们要考虑到警察职业的特殊性。比如说,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既能保持创作的敏感、创作的鲜活,又要在警察的身份允许的范围内,这个是非常难的,如果能把这两点都把握住的话,我觉得对这个戏、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才会是准确的。
新华网:在警察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中,总会出现“法”和“情”的抉择,《三叉戟》中的崔铁军会更理性还是更感性?
陈建斌:就这三个人来说,大棍子是一个真正感性的人,大喷子是一个真正理性的人,他们三个当中把理性和感性抓得最好的是大背头,他是有感性也有理性的一个人,所以他可以做首脑,他可以带领他们一起往前走。
他有这个特质,一方面他是执法者,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个人;一方面他是父亲,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犯罪分子特别恐惧的对象。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把这些侧面都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是立体的,就是鲜活、好看的。
警察这个职业,担得起“神圣”这个词
新华网:在拍摄这部剧之前,对警察这份职业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进行过哪些深入了解?
陈建斌:在拍这部戏很早之前,我拍过一个电影演过警察,但他并不是经侦警察,而是刑警,当时也跟着刑警队去体验过。后来到了2003、2004年的时候,我又演了一个电视剧,演的是云南那边的缉毒警。
其实就演过这么两回,这次演的警察跟之前的角色性质又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们台词里说的,这是看不见的战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觉得其实对人的考验会更大。他每天面对的都是比如说经济犯罪什么的,其实对这个人的考验特别大。
在生活里我也见过经侦警察,当时不是为了拍这个戏,而是在生活中碰到一块吃饭聊天,我就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跟以往想象的警察是不同的,他更像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我后来想这可能就是他们经侦警察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当他面对犯罪嫌疑人,当他在调查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个警察,会让你放下包袱、放下防备,不知不觉地靠近你,然后不知不觉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就拿走了。也就是说他的侦查、他的侦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在潜移默化中,他变化成了生活中各种各样普通人的形象出现,获得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崔铁军还有对经侦警察的最大感触。
新华网:觉得《三叉戟》和以往警察题材作品相比,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哪里?
陈建斌:其实我本人也没有看过太多的国产警察题材作品,但是我可以说我个人的喜好,我不喜欢以“事情”为主的戏,就戏里边全都是案子、全都是在破案的我不喜欢,我觉得得有人物,得有生活。
警察这个人物在生活着,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在生活着、吃着、喝着、笑着、哭着经历着所有我们经历的事,但同时他也在扩展,他在经历着生死,他在做着牺牲。就像咱们这部作品一样,从人展开这个事情的发展,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散夫走卒,还是什么身份,他首先第一个身份首先得是人,你倒过来我觉得就会特别可笑。
新华网:拍摄《三叉戟》前后,对警察这个职业有怎样不一样的认识?
陈建斌: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职业是非常特殊的,本身做这个职业就意味着可能会牺牲,意味着要奉献。比如医生、警察、消防员等等,这次拍这个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在不断地继续,我们每天在吃喝拉撒,每天在正常的上着班干着活,但有些人的上班,这个班一上他就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可能就牺牲了。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用神圣这个词绝对担得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活中也和崔铁军一样,面对新潮事物很陌生
新华网: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老不意味着刀钝了,老意味着更多的担当和责任”,这句话有怎样的深意?
陈建斌:我觉得深意实际上是老了以后,精力体力不济了,但是他的经验更丰富了。
早在我们人类发明文字之前,那个时候的人类是怎么进步的,那时候的人类进步不就靠着老人的经验?一个部落,有老人记住了很多以前发生的故事和事故,把这些东西当作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就可以少犯错误,你所用你的生命为代价得出的经验,以一种最好的方式,最完美的方式,毫无保留地把它传递给需要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责任和担当。
新华网:剧中有很多跟社会潮流年轻人的思想代沟的碰撞,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特别新潮的词给你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陈建斌:我觉得这部分是跟演员是重叠的。大背头、大棍子和大喷子,他们在里边面临的新的东西他们不了解,就跟我和董勇郝平,我们在生活里对这些东西也不了解,是一样。我觉得这部分一点都不冲突,这部分就是完美的带入,而且我也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才说明生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提高,在不断地进步,在变得越来越好。
新华网:生活中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会比较强吗?
陈建斌:我觉得不太强,大部分的东西我都能够接受,但有些东西我个人真的接受不了,比如说用手机支付,其实我到现在我的手机上都没有微信或者什么支付的方式,我还是用现金和刷卡,我就接受不了这个新的事物。
新华网:《三叉戟》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希望这部剧能传递给年轻观众怎样的一种正能量?
陈建斌:我觉得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不能够盲目的服从命运的安排,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老的,你都应该有这个能动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