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票房破19亿，他是最大的功臣

1905电影网专稿 采访前，黄建新看到我们带过去的《黑炮事件》蓝光碟时，突然来了兴致。

“他们好像给我快递了一份，我都还没时间去看，近期真的太忙了”，他翻看着蓝光套装，聊着背后的小故事，“他们竟然还把电影完整的台本印了出来。你们快看，以前电影的片尾字幕就那么短，不像现在有那么长。像郭帆他们《流浪地球》剧组上千号人，最后光字幕，就得滚7、8分钟。”

虽然黄导调侃着如今电影片尾越来越长的字幕，但事实上，在他看来，这就是电影工业化的一种象征。而追求电影工业化，正是他当下最痴迷的一件事。

在中国电影工业慢慢迈向“制片人中心制”的这几年，黄建新真的非常忙。

我们总是能在不同电影的海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在大多时间里，他的名字前更多是挂着“监制”的头衔。就这个身份而言，他绝对是中国影坛最成功且最忙碌的监制。但似乎大家已经都快忘记他曾是一名导演，甚至是第五代导演里的佼佼者。

短短九月，他就带来了两部的电影作品——担任监制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监制并导演的《决胜时刻》。

对话伊始，我们用“终于”两字来强调了他这次担任导演一职的难得。他自己也愣了愣，望向镜头外的工作人员，问到“有好久吗？”，随后又自答“上次好像是2011年的《建党伟业》吧！8年了。”

《建党伟业》拍摄现场

8年，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算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尤其比起其他第五代导演，他确实并不算是频频发力的导演。

对于黄建新，不少观众都和我们有一样疑问，为什么这位曾经拍出过《黑炮事件》《错位》这类先锋作品的导演，却突然在最好的时候，停下了创作的步伐呢？

当然，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抛给他，反而顺着采访前的闲聊，将话题继续下去，企图能从中找到答案。

一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管虎执导的《前夜》篇于2019年3月24日开机，黄建新作为电影的总制片人，抽空参加了开机仪式；隔天，他和宁海强联合导演的《决胜时刻》正式开机。

黄建新今年更忙、更累，他需要同时处理两部这种重量级的电影。

值得庆幸，《我和我的祖国》从一开始就商定由七位导演们自己组织团队，从而确保作品创作的独立性。他只需在宏观的角度上，做出一定把控，这样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决胜时刻》。最后，他更是花时间从俄罗斯找来了珍贵的素材，并修复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画面，放进电影中。

总之，他为了两部电影都能有更好的品质，依旧频繁地奔波于两个剧组，忙的时候甚至连着几日，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今天在弄《决胜时刻》的首映，但其实我昨晚还在剪辑房弄《我和我的祖国》的后期。”

庆幸的是，如今两部电影都顺利上映，《我和我的祖国》在豆瓣上，开分更是拿下了8.2分的佳绩——原以为他稍微可以休息一阵子了，但他却告诉我们，后面的项目早就已经在等着了。

事实上，这次担任《决胜时刻》的导演就是一场意外，“这个项目时间太短了，完全来不及拍。所以要集大家的力一起来，否则不一定拍完。”不止如此，其实对于很多电影项目而言，黄建新就如同定海神针一般。

因为电影《十月围城》，他和导演陈可辛结缘。当时还连同于冬一起建立了“人人电影”，但是《十月围城》之后，彼此因为理念不同，“人人电影”就没有再运营下去。

即便如此，陈可辛依旧非常“依赖”黄建新，两人以“我们制作”的名义，制作了《武侠》和《亲爱的》。时至今日，两人还是会找时间坐下来，聊一聊后续的各种电影项目。

二

事实上，在成立“人人电影”初期，黄建新就希望未来能在现有制度和人才的基础上把电影拍好，形成一个稳定的回报系统。 虽然这次短暂的经历并不成功，但他当时已经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合作之路。

如果要追溯他的监制历程，最早便是1994年。当时他还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中国台湾电影《飞天》的剧组找他担任监制，最后拍着拍着，剧组就没钱了，他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剧组，连借条都没打。

1998年，黄建新从西影调到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当艺术总监。一年后，合拍公司将制片部门与中影集团合并成立了第四制片公司，他担任管理者参与了《和你在一起》《大腕》等项目。“那时候监制还是挂名的成分大，主要是做一些前期策划，讨论电影结构，不是海外那种影片CEO的性质。”

真正让黄建新开始理解监制的功能则是电影《杀死比尔2》。

“当时剧组是冲着上影厂去的，但最后是我们把他拉到了北京。我作为中方的监制来协助拍摄中国的戏份，那部戏有一个监制叫贝内特·沃尔士，我没事老向他请教，他就给我讲了一些经验和方法。那时我才知道，监制在美国的制片制度中，和中国完全不同，体系会更加复杂。”

《杀死比尔2》

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让他在融资管理、商务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让他也明白作为监制应该从剧本开始就参与进去，“所以后来我做监制，几乎都待在片场。”

黄建新和我们强调，如今通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悟空传》等影片的拍摄实践，是希望更多中国电影人能一起努力推进建立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够稳定发展。在他看来，“爆款是需要研究的，但是爆款绝不能支撑整个电影工业，它们都只能算作例外。”

如果没有了庞大的电影工业支撑，实际很多影片很难去完成，“《我和我的祖国》里面就涉及了各行各业的资料索取。文牧野执导的《护航》，如果没有空军支持、没有电影工业的必备条件，也很难拍出女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带领后续飞行梯队接受检阅的画面。”

三

今年是黄建新入行40年整，刚毕业那会儿，中文系的他因为喜欢电影，被老师推荐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开始，他的工作就是在文学室看剧本。有一天，一位导演看见他，觉得他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便拉着他去做场记了。

后来，他发现在剧组最有决定权的人是导演，便立下了当导演的志向。中途他还被西影厂送到北京电影学院83级导演进修班学习了一年半。

进修回来之后，他遇上了西影厂的“最好的时光”。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跟人联合导演一部商业电影，另一个则是改编作家张贤亮的小说。黄建新着迷于张贤亮的新小说《浪漫的黑炮》，他便给作者写信，传达了自己对小说内容的痴迷，以及询问了对方能都让他随意改编小说。

在获得作者的许可之后，他便拿着剧本去找厂长吴天明。没想到，吴导二话不说，就让他自己去弄，甚至直接让他独立执导。要知道，以前电影厂都有个老规矩，就是新导演的前三部作品都是要联合执导的。最后，《黑炮事件》诞生了。

后来，他紧接又拍出了《错位》《轮回》在内的“先锋三部曲”。与此同时，同为西影厂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在国内外引发了轰动的效应。这时，黄建新并没有继续推出作品，而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跑去了海外。

两年后，等他回国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市场也加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面临了一个矛盾的处境，海外市场更希望看到《红高粱》这类影片，而观众则更期待娱乐性较强的作品，这对于第五代导演们是一种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黄建新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

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几乎保持了一年一部的产出量。这种创作冲劲一直延续到了世纪之交的“心理三部曲”：《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和《求求你，表扬我》。

但是从此之后，他的创作欲就停止了。直到2008年，黄建新受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邀请，联合执导表现新中国成立过程的电影《建国大业》，此后便开启了他的“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这三部作品均是以商业电影思维拍的主流电影，为后续同类型的电影树立的标杆。

其实对于黄建新而言，所谓的创作欲正是来自他自己的好奇心。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和我们说，“我是双子座，好奇心比较强，对任何事物的兴趣都没有那么长久，一会儿就转移了。现在也没有表达欲望了，我以前想表达的时候，2年里能创作3部电影，但是没有的时候，我可以连监制都不做。”话是那么说，但他反复强调的，电影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职业，是创作的一部分，“我只能做这个，其它的事情我也做不了。”

可能当下，我们都还是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刺激黄建新表达欲，或许这个答案还是要从未来那些印有他名字的电影里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