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电影精彩，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攀登者

1905电影网专稿 截至发稿时，上映3天的《攀登者》票房接近4亿。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方五洲、曲松林、杰布三人艰难翻越过第二阶梯，在珠穆朗玛峰的风雪中，身前、身后都只剩了向下的坡路，那一刻他们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登顶”了。

那是中国登山人第一次征服世界最高峰。相较攀登过程中千难万险的惊心动魄，这个瞬间反倒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光时刻要来得“平淡”，然而曲松林原型人物屈银华的女儿却在看到这一幕时泪流满面，那是父亲生命中最自豪的一瞬，也是他最大的“遗憾”。

他们是谁

吴京和张译在《攀登者》中演绎了方五洲和曲松林两个人物，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这两个角色分别对应着1960年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和电影里的方五洲一样，王富洲是登顶小分队中唯一一个“科班出身”队员。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他1958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1960年3月，他与队友们一同抵达西藏，准备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电影《攀登者》并未对1960年的这一次攀登过程过多着墨。事实上，中国登山队前后进行了四次行军，前三次分别到达了海拔6400米、7600米和8300米的高度，而从7600米开始，我们的队员已经在刷新中国登山的新高度。 最后一次行军在1960年5月24日早晨开始。根据当时留下的资料，突击顶峰的队伍从8500米的临时营地出发。在最险峻的第二阶梯，他们遭遇了难以攀爬的一块岩壁。1975年，中国登山队重回珠峰，在这里架起了举世闻名的“中国梯”，但当时，队员们只能用最原始的“人梯”方式战胜困难。 

屈银华便是在这时被严重冻伤的。由于高山靴的冰爪异常锋利，简易保暖袜又光滑使不上力，他便脱下鞋子、赤脚踩在队友刘连满的身上向上攀登。与电影《攀登者》中张译饰演的曲松林情况一样，受伤的屈银华最后不得不截去了双脚十个脚趾。在多年后重新回忆这一瞬间的选择时，这位老人依然坚定地说：“不脱鞋我们肯定上不去，但脱掉，我们还有上去的可能”。 

因为受伤，这个曾经左右手都能挥动斧头的强壮伐木工人，走路站立都成了困难。屈银华的女儿在谈到父亲时说，小时候，不懂事的自己一度觉得走起路来像“鸭子”的爸爸有点“丢人”，而长大之后才懂得自己的父亲多么值得骄傲。 在1960年的攀登任务中，屈银华还是队伍里的摄影师。由于4点20分登顶时天色过暗，他没能在珠穆朗玛的最高高度上留下影像。《攀登者》中，张译饰演的曲松林始终对此耿耿于怀，而屈银华的女儿透露，这件事也成了屈银华心中最大的遗憾。

虽然没有出现在《攀登者》的故事中，但在1960年登顶过程中，为助队友完成最后攀登，“甘为人梯”的队员刘连满也不会被忘记；在电影里化名杰布的贡布老人，如今已是86岁高龄。但对于50年多前的那一天，他依然记忆犹新：“我拿出背着的国旗升（展）起来，那个时候天气是最好的，王富洲用纸条写下了日期和（登顶珠峰队员的）人数，我们将手套和纸条都放（埋）在了山顶。” 

刘连满的一封“遗书”曾感动了不少人

1960年的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完成北坡登顶的报道，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而王富洲和屈银华却已经躺在医院里准备接受手术。

王富洲的手指冻伤，被迫截肢，因此他并没有像《攀登者》中的方五洲一样亲自参与1975年的珠峰攀登任务，但王富洲依然用他的宝贵经验，为后来的年轻人们保驾护航。 1974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启动选拔，在“新队员”夏伯渝的印象里，时任登山队政委的王富洲为人十分温和：“很容易接触，人也很低调。从来没有因为登顶过就摆架子。”对于前辈，中国登山队的新人们都很尊重和崇拜，能在1960年国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条件下登上珠穆朗玛峰，“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除此之外，夏伯渝在来到北京之前对登山这项运动再无更深了解。那时，热爱运动的“小夏”是足球运动员：“什么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理位置，8000米的高度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报名时，夏伯渝和同学都没想过能在几百人中被选中，但他们觉得能“免费全面检查一次身体”也不亏。 没想到，夏伯渝就这样入选了国家登山队。由于时间紧迫，他们1974年10月底一来到北京就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每天长跑、登香山和雾灵山，上午两次下午两次，还要负重25公斤。”除了练体能，队员们还要同步接受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如何应对攀登中的突发情况。在1975年再次冲顶珠峰前，王富洲也特别叮嘱夏伯渝等队员，在第二阶梯处架设“中国梯”对于登顶至关重要。

相比1960年，1975年参与这次攀登珠峰任务的人数更多。正在那曲县当兵的桑珠也因此被选中参加集训，成为“修路队”的一员。修筑道路、运送物资、攀登……登山队内部各自分工不同。但由于天气条件恶劣，四月底和五月初进行的两次冲顶没能取得成功，很多队员也因此不同程度受伤，不得不选择下撤。 修路队队员桑珠与四名队友在5月26日开始的最后一次冲顶任务中成为了“第二突击队”队员。27日早上8点，突击队员们带着五星红旗、金属测量仪器、摄影机照相机和氧气瓶从8680米的营地出发。

大概一个半小时后，队伍到达最艰难的第二阶梯。在桑珠的印象里，那时“珠峰顶上已经出了太阳，天气特别好”，这让每个人都倍受鼓舞。最终，共计9名队员在下午14时30分左右，成功登上了一米多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峰顶峰。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顶珠峰并完成测绘工作（来源：中国测绘网）

与电影《攀登者》中的画面一样，桑珠和队友们让五星红旗又一次飘扬在了世界之巅。还在修路队时，桑珠就一直将国旗放在背包里，“对于我来讲，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但更重要的是，在珠穆朗玛峰顶展示我们的国旗，为国家争光，我圆满完成任务了。”

为何攀登？

就这样，《攀登者》将1960年和1975年两代中国登山人的光荣与奋斗融入在125分钟的故事里。而无论是首次攀登还是第二次冲顶，我们都面临着极端艰苦的条件，“攀登者”为何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当时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 1960年前，已有不少攀登者从尼泊尔境内的珠穆朗玛峰南坡向这座世界最高峰发起挑战，但中国境内的北坡却从未有人征服过。

国际舆论中开始出现质疑边界划定的不和谐音：“如果没有中国人能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你们如何证明这是中国的领土？” 因此，尽管1960年国家正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不利条件，但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任务依旧“刻不容缓”。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已不只是一次对人类极限的挑战，更有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重大意义。

1960年，参加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出征前在大本营誓师（资料图片由中国登山协会提供）

1975年的再次冲顶，则让中国成为了第一个精确测量出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的国家。在此之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还多是1905年英印测绘局在距离珠峰数十公里的地方概略测量出的8882米高程数据。

1975年5月27日，通过我国运动员和测绘工作者的精确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8.13米，最大正负误差小于0.36米，这组数字，如今也被镌刻在了珠峰大本营伫立的高大石碑上。 

1975年，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来源：中国测绘网）

除此之外，中国登山队还在那一次的攀登过程中完成了多项科考工作，并在从峰顶下撤时将夏伯渝等队员事先为攀越“第二阶梯”准备的金属梯永远安放在此处。在2008年被替换收藏之前，它共计帮助1300多位登山者从北坡登顶珠峰，这个金属梯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梯”。

1975年，当桑珠等9名队员站上山顶时，夏伯渝却已经遗憾的提前告别了这次攀登。为了搭建“中国梯”，夏伯渝和队友们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下撤营地修整时，一位队友丢失了睡袋，夏伯渝将自己的睡袋让给了对方，自己仅靠帐篷挨过了一夜，双脚不幸冻伤坏死，只得截肢。

夏伯渝接受1905电影网专访

得知自己将要失去双腿的消息时，夏伯渝曾一度陷入消沉，从小热爱运动的他无法想象余下无法站立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假肢将夏伯渝的皮肤磨破，甚至引发癌变，登山极寒缺氧条件形成的血栓也在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但“再登珠峰”的梦想始终支撑着夏伯渝，坚持，再坚持。 《攀登者》中，由胡歌和成龙共同完成的登山队员“杨光”这个角色，正是夏伯渝“攀登人生”的一个缩影：69岁那年，失去双腿的他终于实现了登顶珠峰的目标，这一刻，他已经心心念念了43年。 

夏伯渝

“我觉得我的一生尽管有过不幸，但因为再登珠峰的梦想，这几十年我过得依然很充实、很有意义，甚至很精彩。”在夏伯渝看来，攀登人都有一种“信仰”：“越是困难、越是危险就越要挑战，越要证明自己。”他很高兴，电影《攀登者》能够将中国登山人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仅让热爱登山的人看到，对于各行各业的人也是一种正能量的输送，（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同样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而曾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珠穆朗玛峰顶的桑珠，得知《攀登者》即将用光影重现中国登山人的两次伟大壮举时更是非常感动和欣慰：“电影人将中国登山的骄傲拍成这样一部电影，是对攀登精神的发扬，更证明这些事情没有被遗忘。” 

电影《攀登者》中有这样一段台词：“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会怎么看我们？也许说这是一群不要命的‘疯子’，也许说这是一群付出了巨大代价，无怨无悔的‘傻子’。但是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共和国的一代人。” 

致敬，向用生命冲顶“中国高度”的登山英雄，向所有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