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导演刘杰:爱惜羽毛 坚持做有品的事

1905电影网专稿 在今年的平遥电影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开幕晚会上，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带领着管虎、张一白在台上击鼓助力；影展期间，贾樟柯在电影宫里四处奔波，招呼各路影人；评审王小帅则穿梭影厅，看各国电影；而刘杰，正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宝贝儿》走上平遥的首映红毯。

刘杰（右二）携《宝贝儿》剧组亮相平遥

这一群被称之为中国第六代的导演们，齐聚平遥，以不同身姿与活力新塑着中国电影的文化形象与现实格局。

在他们之间，刘杰或许不那么有知名度，但一部《宝贝儿》邀来杨幂当主演着实为他带来不少关注度。

这回，我们就在平遥采访了刘杰，电影路演、首映和专访等一连串的宣传任务下来，难免让他有些疲惫。不过，采访前，他还是会不自觉地帮我们挑选拍摄背景，指导起拍摄角度。

出身摄影师，给摄像提意见成为他的本能，或许也成了习惯。

刘杰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曾经是王小帅早期电影《冬春的日子》《梦幻田园》《十七岁的单车》的摄影师。

从影十多年后，才推出自己的第一部导演长片《马背上的法庭》。

因为这部电影，他也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座大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影片奖。

问起为什么转行做导演？刘杰说，电影毕竟是导演的艺术，是最后完成作品的人，要贴上自己的标签。但远不如他说的这四个字来得更简洁有力：

“想要表达”。

“编织再巧妙的故事都不如现实生活来得震撼”

表达什么？表达现实。

提到平遥影展，“电影回归市集”恰好是今年的主题，它的意思是，要通过电影重新建立与观众的联系。回归市集，即是回归现实。从《马背上的法庭》到来到平遥的《宝贝儿》，刘杰就始终有着对创作现实主义电影的自觉与直觉。

在他看来，自己的电影观念是在北影上学的时候就建立了，“电影要有超乎娱乐上的东西”，这是他所受的艺术教育。

在他们这代电影人中，贾樟柯是去凝视时代的变迁与山西故土的情义，王小帅是在个人与历史的记忆里不断讲述着现实与梦的破碎，而刘杰对现实的感知并不像他们一样如此基于自己厚重的生命经验。

他出生于天津，成长于河北保定，却是在异乡云南拍出了《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德兰》这些让他成名又获取奖项和成就的电影。

他关注的现实不是有着自我痕迹的现实，而是在法律制度、体制政策与人情伦理层面上的更俗世和朴素的现实。

司法案件、环保议题、城乡差距、文明冲击、弃婴群体、残疾人群…他的电影，多是充斥着这些关键词背后的社会现实问题。

刘杰说，“我对社会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阅读量最大的其实不是文艺作品，反倒是社会新闻，因为我很相信编织再巧妙的故事都不如现实生活来得震撼。”

《马背上的法庭》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透析》源自一起真实发生的死刑案件；《宝贝儿》的故事原型则来自他朋友的亲身经历。

据他所说，这三部电影也是迄今为止，真正属于他自己主动创作的电影。

“我特别不敢闭门造车地编剧本，找不到真实生活依据的东西，我是不敢拍的。”他创作剧本的方式，就是要先去经历一段非常缜密的社会调查过程。

拍《马背上的法庭》之前，刘杰就对滇西的社会、经济、文化、民俗、民族、法制等方面做了长达半年的社会调查，“所有地方的民俗，经济数据，人民到底怎么生活的，民族关系..甚至当地法院的案卷我都看了有一百多份。”

在《青春派》的前期阶段，他跑到国内某中学勘察了十多个月，与老师交流，与中学生聊天，深入了解他们对高考和早恋的想法。

《青春派》剧照

他不是天才型的导演，但显然，是一个相当勤奋的导演。

戏外，他准备全面，追求素材的真实性，戏内，他也追求叙事情境和人物的真实感。简而言之，就是要“接地气”。

小县城的法官，西南边陲的信贷员，高考复读的学子…他电影里的主人公大都是这些脚踩实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也总爱启用职业演员，用体验派的方法要求他们“改头换面”，由外而内地去体验这些角色，成为角色，并与电影里的素人和环境融为一体。

为符合《德兰》里的人物形象，董子健得学说云南话，减肥，甚至两个月没法洗澡；为了要让秦海璐在《青春派》里看起来更像个圆润的老师，刘杰要求她增肥；

董子健在《德兰》中的形象

杨幂进组《宝贝儿》后，才被要求学说南京话，而她在片中那种柔弱的走路姿态也是来自刘杰的建议，“我在生活中也要她有一种小小的瘦弱感，有那种劲儿。”

他的电影影像平淡自然，力求还原现实的纯粹质感。不过从镜头语言上看，也有从《马背上的法庭》《透析》这类固定机位到《碧罗雪山》《宝贝儿》这类手持抖动的微妙转变。

“我现在会越来越去尊重拍摄的内容，拍摄的对象，不太会在意摆的姿势。手持能带来极大的方便性，能够去抓住一些东西，摆的四平八稳的，对我现在来说很耽误时间。”

他也坦言自己很想抛弃这些形式上的设计，把注意力都放在内容上。而基于他所热衷的社会现实的内容，他说，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困惑”。

“导演能想明白的事情，或者导演想要灌输别人的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点无聊，我更喜欢把我的困惑拍出来。”

不是批判，而是困惑。在他的电影里，是一次次关于法与情悬而未决的矛盾冲突，伦理道德囚禁在现实环境里的无解与无力。

答案，就都留给观众了。

商业片是计算，文艺片是反叛

虽然刘杰目前只拍了7部影片，但他已经凭借多部现实题材文艺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金马奖和上海电影节上拿了不少大奖。

在他眼里，文艺片和商业片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界限。

文艺片对他来说是一种反叛，是反传统，反套路和反类型，“更着眼于形式上的探索：拓展电影语言，展现作者性，导演的独特符号，还有社会和人性的深度开辟，所以普通观众看这类片会有些费解，有些累。”

他认为商业片更像是设计一款游戏或一个旅游路线，要照顾观众的观影感受，也要讲究投资可控，最终要“通过精准的计算，带给观众愉快的观影体验。”

文艺片是刘杰的品牌和标签，不过他也没有完全拒绝涉足商业片领域。

在他的作品序列里，就罕见出现了一部悬疑惊悚片《捉迷藏》。影片豆瓣评分只有5.4分，是他口碑最差的作品。

谈到为何接下这部片子，他坦诚自己一开始是带有一些初衷的，他认为这种类型片在中国被定义为“小low片的集中营”，他就想借鉴韩国成功的类型制作经验，然后移植到中国本土，“如果能破除大家觉得这一类片子是小烂片，就是有益处的了。”即便遭遇恶评，他也很坦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类型片的学习。”

他不认为拍《捉迷藏》这种商业电影就是不爱惜自己的羽毛，“我还是坚持在做我认为有品的事情，”而一旦过于在意得与失，他说，“那就不是我自己了。”

与侯孝贤的那些事儿

刘杰和侯孝贤的关系非常好。侯孝贤在《青春派》的结尾友情客串、扮演了一名数学老师，刘杰则是《刺客聂隐娘》在内地的执行制片人。

刘杰先是因为《十七岁的单车》结交了侯孝贤的电影团队，在他还没有和侯导正式见面时，其实对方就已经听说过他了。

“2007年，2008年，上海某杂志专访朱天文，问朱天文对大陆的年轻导演了解有多少，朱天文说他知道贾樟柯，听侯导说刘杰也不错，我那时候才知道，侯导原来觉得我还不错。”

刘杰几乎是带着幸福的笑意说完这段话的，而谈起他为《聂隐娘》做大陆方面的摄制统筹工作，他也分享了这么一件趣事。

侯孝贤认为刘杰作为一名导演，不能在片尾字幕里挂上“制片”，而要换成“监制”，但在电影界的传统认知和常规做法里，一个导演转做影片的监制，往往要比该片导演更有地位，更具影响力。作为晚辈，刘杰坚持叫制片，争来争去，最后干脆定了一个新头衔：“大陆监制”。

侯孝贤是爱惜人才的。从《透析》开始，侯孝贤的御用班底，廖庆松、林强和杜笃之就持续出现在刘杰的电影团队里。

他用“纯粹”来形容这批台湾电影人，“他们似乎没有被我们内地经济和电影票房的腾飞所冲击到，他们做电影还是很纯粹，我也希望通过他们让自己的电影变得更纯粹一些。”

这回，他的新片《宝贝儿》仍是这个黄金班底，廖庆松做剪辑，杜笃之做音效，更邀来侯孝贤担任影片监制。

刘杰说，他和侯导的关系更像是师徒，但他们的交流更多是文化层面的理念，一旦要让侯孝贤具体指导影片故事和人物走向，那将得不到任何意见。

“侯导坚决认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即便作为监制，都不应该干涉我的创作。”

《宝贝儿》的幕后就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剪完片子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我问他，‘你觉得杨幂演得怎样？’他说，‘很好啊！’，我再问他，‘你觉得剪辑有问题吗？’他说，‘很顺啊！’”

《宝贝儿》真的很好吗？

从来都是“背对观众”创作的侯孝贤，或许更深层的意思是要告诉刘杰：只要坚持是你自己的，那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