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声音：文艺委员关注电影市场畅谈德艺观

大陆 2017.03.06 来源：1905电影网

成龙一亮相即备受关注

1905电影网讯 2017两会隆重开幕，成龙、陈凯歌、张国立、宋丹丹、濮存昕、巩汉林等文艺界两会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提案，针对政治立场的高度性、《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可行性、电影市场的前瞻性、票房数据的真实性、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甚至包括环境治理的操作性等等，多位委员表达了或积极鼓劲或严肃犀利的观点，以不同的专业和角度，审视和引领中国文化事业值得共同期待的未来。

成龙（著名男演员、导演）：好莱坞的竞争是好事加强环保公益投资

谈进口片份额增加。

当有记者问到关于好莱坞电影份额的不断增加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时，成龙谈了自己的感受：“是的，压力肯定会有，但这也激励着我们更努力的拍更好的电影和他们抗衡，如果只是关起门不让国外的作品进来，中国电影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票房成绩。而且国外的电影技术和科技都比我们先进，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

谈讲好中国故事。

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龙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认为一味迎合好莱坞市场并不能拍出成功的中国电影。正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拍适合自己的功夫喜剧，才最终得到了奥斯卡和世界市场的认可，成为了“中国电影名片”。用成龙的话说就是：“如果你坚持做东西，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只要你用心去做，有一天一定会有人赏识你的。”

成龙同时还提到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影市场给了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不是我牛，是中国市场让我牛！只要我们用心做，有14亿人做背景，只要努力就会更好地走出去，有更多外国人来找我们合作。”

谈环保专利。

成龙大哥向大家汇报了自己这些年在环保事业上做的工作。其中有成龙自己投资的环保专利项目，包括了“签名水瓶”以及空气清新机等等。

成龙大哥表示：“我参加过很多活动，见过无数的没有被处理的矿泉水瓶，有时参加一些会议，看到很多水瓶只喝了一口就要被扔掉，我很心痛。所以我自己投资了项目，设计水瓶盖能够写下人名，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拿了专利。”同时大哥还表示自己十分关心雾霾问题：“我已经投资了有关雾霾问题的项目，请到了科学家制作了空气清新机，我不知道能不能大范围可行，但我想有机会拿过来跟大家分享，哪怕只是建言献策也好。这个科学家在我之前投资的消毒机项目中已经在国外拿过两个金奖。希望能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出一点点力。”

陈凯歌（著名电影导演）：票房造假“非解决不可”，演员片酬问题“别上升到道德高度”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

“这四个字后头有内容，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能违法、不能吸毒、不能做违反社会公德的事，这是基本的要求。这些人在银幕上出现，都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严格地说是应该自律，不应该给年轻人造成负面影响。馨是芳香，让一个人在艺术和品德两方面都芳香，确实很难也是很高的标准，但至少应该自律，”陈凯歌打趣道，“至少不应该臭吧。”

谈票房造假。

“电影法对票房注水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特别重要。不然明明是这样一个数字，结果大幅度缩水。这首先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电影制作方面的损失。”他语气坚决地说，“要依靠国家、依靠社会公德一起努力，非解决不可。”

谈演员薪酬。

对于近日的片酬问题，陈凯歌有着非常理性的判断，“具体的事具体的说，要看整个制作的盘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预算。别把这事儿上升到道德高度，要看具体情况。”

谈电影产业。

陈凯歌：电影不是把人和事放在一个框框内，这事儿就成了。电影需要思想、艺术和技巧。我从事这个行业好多好多年了，到今天还在学习。如果把一个行业变成了金钱游戏场，要出现那种因个人享受乐趣而创作出来的精绝影片，就比较难了。当电影人成为产业的一部分，那就离马戏团不远了。所有创作者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能否坚持作为个体进行创作，但并不是说个体创作就不顾及观众了。这中间存在落差。

一个国家的电影要做强确实要过“工业关”，但别本末倒置，“工业关”不是电影的灵魂，品质才是。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四万块银幕，就好像打了四万口铁锅，但是炒什么菜，这才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我们不是造锅的，我们是炒菜的。现在出现的严重失衡的状态，硬件高超，比如imax、全景立体声都有了，但内容还是短板。

你就是个拍电影的，就应该潜心创作，沉到水底去，别老露面，这没用的。有用的是含辛茹苦、痛苦万分、纠结彷徨，最后出的那么一点作品，那才是值得追求的。我只能做品质电影，始终相信内容为王，这才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谈电影受众。

陈凯歌：美国为什么能出一个塞林格，他能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并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年轻人反叛的圣经？电影真正的进步、多元条件的出现，取决于能否出现叛逆的年轻观众——我期待他们的出现。比如看了娱乐电影，会说哄谁呢，要看有个性的作品。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总得有人做点反潮流的事，因为观众不会自动改变。我不会去和别人做票房上的攀比。拍一个迎合、讨好、取悦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逼良为娼。青楼一入深似海，何时才能从良？从不了了。

美国的观众平均年龄40岁，中国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5岁。我特别遗憾的是，25岁以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特别是人到40岁左右，应该是最有生活经验、最应该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我也呼吁一下，他们也应该回到电影院，这样创作能更多元一些，而不是只给非常年轻的观众拍。

其实观众也要经历很多影片的淘洗，慢慢地，不论是从艺术品位，还是对电影本身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有期待。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够好，标准就立起来了。刚开始饿的时候，观众逮着什么吃什么，慢慢才会追求精细化。

谈“小鲜肉”。

陈凯歌：我觉得他们说得大致上没错。光吐槽没有用，其实宋丹丹讲到，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很重要。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我的组里没有发生过大家谈到的这些情况。

我们（前辈艺术家）需要有一点反躬自问的能力。我们对创作的态度是否做到了能够让年轻演员受益，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艺术原来是这么一件事，从而心向往之，而不是一味责备年轻演员。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进了一个单位，就有人来传帮带，主动教育，现在年轻演员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作为前辈艺术家，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希望这些年轻演员真正进步，了解什么是演戏，为什么要演戏。人艺的墙上写着：“戏比天大”，就是说，演戏是有极大乐趣的，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否则就不干这一行了。我们在提出善意、温和的建议的同时，也应该知道我们有什么责任。

张国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员）：别让孩子们远离母体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港台分裂者到大陆挣钱

谈收视率作假。

张国立解释说，因为目前中国仅有一家收视率监督监控平台，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就方便了”，导致出现收视率购买和作假的现象。更因为其中原因复杂，导致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事情揭发出来，把大家一起赶上了黑道。

张国立还提到了近来大热的IP剧（记者注：指根据有一定数量粉丝的原创国产小说、游戏等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他表示，这就是资本的野蛮进入所造成的，“仔细想一想，这两年造成现象级的剧还是IP剧，留下来的后遗症就是到处打官司，原因包括了剧本作假、剽窃、抄袭还有数据作假等等。”

谈小鲜肉。

张国立还表示，许多“小鲜肉”拍戏被称为在拍表情包，时间短、拿钱多还有替身。“这个替身，跟成龙那会儿拍武打戏的替身还不一样”，他介绍，现在的替身，包括全景替身和背景替身，“只需拍他们的脸，剩下的都让替身拍。”“既然这样，你导演可以不用这样的演员啊！”张国立叹息，导演并没有不用这些“小鲜肉”的权利，因为他的背后是资本方的强硬。

谈作品质量。

张国立谈道：“近些年来，影视行业无论是播出平台、院线、制作机构，还是投资人都对内容缺乏敬畏之心，要颜值不要演技，要票房和收视率不要品质，要笑声不要深刻，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下，主旋律作品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谈限韩。

几年前，张国立就曾和几位业内人士一起呼吁限制韩剧，然而没有得到认可。”张国立回忆，“没有几年时间，我们电视台便涌入了大量的韩剧与韩国综艺，投资者们一味迎合，花高价抢韩国明星来拍戏。这种做法既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也因此容易导致我们的孩子们缺乏对于民族文化的时代认同。”张国立说，我们欣喜的看到，从2016年初开始，这样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但仍任重道远。

谈政治立场。

张国立说，我们一直以来与香港的电影人、电视人、制作人、投资人、包括台湾的相关人员有非常良好的合作，绝大部分的艺人和投资者们，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

“也有那么极个别的人，他们是挣完这边的钱，回去就骂。”张国立说，这种情况没有得到重视，现在网民纷纷起来有根有据地（抵制）。现在还有一些播出平台、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上仍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是出于广告商或收视率的要求。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不在意，或者我们的一点小利益让那些人在这儿挣完了钱，回去再伤害我们。演艺界的人应该有政治高度和政治立场，爱国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张国立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种现象，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分裂祖国的思想和搞台独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挣钱。

谈文化自信。

张国立则建议，对文化市场的整体布局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要像电影立法对虚假票房的惩罚力度一样抵制收视率作假，不能只看收视率，而失去对好作品的判断力；对外来文化的管理要更加规范，落实好已经制定的网台统一审查标准的新政策，不流于表象。“文化要自信，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对引进的模式一定要管控，大力支持自主创新。”

陈道明（全国政协委员、演员）：拍戏就该吃苦不会拍抗日神剧和伪历史剧

谈演员“高片酬，不敬业”。

演员应该有一种行业的文化自觉，一种鉴别能力，能够对社会输出良性的情感。陈道明说，“抗日神剧我是坚决不会拍的。”他认为抗日题材作品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一些“抗日神剧”对真实的历史刻意加工、歪曲，对青年一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会产生很大误区。

陈道明承认，演员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因为演员有一种放大的效应，所以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约束，不是什么话什么事都能做。”当前一些演员“问题层出不穷”，根源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在陈道明看来，“认真工作，全心创作”是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操守，“演员拿的就是这份钱，就应该吃苦”，不应该把拍戏受伤变成宣传噱头。

在如今的娱乐圈中，演员高片酬问题广受关注。对此，陈道明表示，自己看重的并不是拿了多少钱，应不应该，而是有没有认真地完成自己的职业，是不是对得起观众。陈道明认为，文化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行业的文化自觉，提高演员的鉴别意识及文化觉悟，才能全方面的提升。

谈怪现象。

陈道明认为，“神剧黑科技”“替身演戏”只不过是影视产业深层矛盾的表层“怪现状”。

陈道明在两会期间受访中透露，有些剧自己是拒绝的，比如抗日神剧、伪历史剧。“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的问题，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我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陈道明说，“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提高，辨识度一点点提高，这得需要多漫长的爬坡。”

张丕民（中广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电影市场井喷只是个别情况，电影市场化改革10年初显成效

谈2016年票房“跳水”。

“冷静分析，2015年的高涨和16年的下滑，不仅是拧干了市场的水分，也不仅是买票房的问题。”张丕民认为，“现在有的还在买，所以具体原因还要深入分析。”

他认为，2015年的票房高涨经历了一个积累的过程，并不是非理性的突飞猛进。“12年，‘十二五’规划把县城影院数字化建设写进纲要，13年才在河北开了现场会，14年全国支持基金才到位，而县城的票房增量才是15年增量最大的地方。所以2015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幅。”

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出现2015年似的票房增长？“我们现在谈三线四线市场，有钱的地方发达的地方会逐渐的建设、稳定的发展，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张丕民判断，“出现井喷的状态只是个别，偶尔可能还会，但新常态就是稳中有进。”

谈电影市场化改革。

“中国电影加速发展十余年，院线制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发行体制，电影制片改革降低门槛，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两个生产力解放，才使影院体系加速发展，创作也有了加速度提升。这是对中国电影10多年改革实践的最好证明。”

谈审查制度改革。

“《电影产业促进法》考虑到了不适宜儿童观看电影的问题，所以让影院加入一种提示，这是为了真正使观众知道影片是什么内容，也是为了保护少年儿童。”

以电影为例谈文化走出去。

“电影是舶来品，靠镜头说话。在‘一带一路’工程实施的过程当中，制片厂、发行公司都在调研，通过合拍、互办电影节等方式，使大家在文化上互相了解。电影局也出台了‘普天同映’工程。”

刘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对“小鲜肉”不排斥不带敌意，中国电影应补上科学技术短板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

“是个约束也是个鞭策，对于一直秉承职业道德、德艺双馨的人是个褒奖，确实应该补上这一课。”

谈“小鲜肉”与片酬。

“要加以教育加以引导，不要排斥、不带敌意，他们对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鼓励，毕竟每个人都从年轻走过。”

刘星非常宽容地说，“有句话叫做，年轻人犯错，上帝都可以谅解。他们刚刚步入这个行当，文艺界很复杂，是个名利场，谁走进来都可能走弯路。要多报道他们的正面，不要将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地方。”

谈电影中的科技运用短板。

“科学技术一定要与文化文艺相结合。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跟文化艺术的合作很鲜见。美国好莱坞以技术带动内容、故事发展的趋势很明显，并且事半而功倍。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展示科技方面还有欠缺。”

王兴东（一级电影编剧）：中国人看电影票房“有点阿Q”，现在是全民导演的年代

谈电影市场“虚火”。

“去年票房是460多个亿，一半被美国人拿走了，我们从美国拿回多少？没拿回来就是贸易逆差。第二，剩下的200多个亿，其中有多少投资成本？大量投资都没有票房。票房怎么能这么算，中国人是不是有点阿Q？”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编剧的好处。

王兴东告诉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呼吁编剧地位的上升，《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二条也实实在在地写了进去，“国家鼓励电影剧本创作和题材、体裁、形式、手段等创新，鼓励电影学术研讨和业务交流。”

谈片酬与“全民导演”。

“我是编剧，最应该提高的是编剧的版权费，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宣传编剧，编剧地位下降，原创质量自然上不去。”

王兴东很感慨，“近两年编剧行业的最大变化，是编剧去做导演了，薛晓路、曹保平都在自编自导。以前当一个导演很不容易，现在都能坐在那儿看机器自己拍。现在的拍摄技术也简单了，全民都可以做导演。”

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创作者应该担负起责任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和网剧标准一致

谈现实主义题材。

高满堂说，现实主义题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了。一听现实主义，就觉得是严肃的、深刻的。也不完全是这样。现实主义秉持的原则就是两个字，真实。但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得与时俱进，在表现手法上要贴近热点、贴近现实。在创作中跟现实紧密结合，更具现实意义，更有话题感，这样的剧照样会受到观众喜爱。

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人越来越少。电视剧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了。大家沉浸在一片鬼怪神仙侠、古代偶像剧、青春偶像剧中。任何艺术这么单一化，都会有问题。比如现在的状况就是，中老年人没有好的电视剧可以看了。

政府现在对文化方面投入很多，但我的建议是，投入的同时要加强监管。比如，对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该和网络剧、IP剧的标准一致。再者就是演员高片酬要控制。

谈编剧行业。

高满堂认为，编剧谁都可以搞。现在一个网络IP，十来万字，都卖到上千万元了。一夜暴富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出现一些好编剧，一夜暴富的编剧都有，但是大量编剧还需要漫长的努力。这个行业最终拼实力。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需要漫长的奔跑。

中国电视剧娱乐至死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在还在发展，这一点，我不太乐观，也没有看到太多改变。

谈“小鲜肉”。

高满堂表示，目前电视剧行业出现的各种现象，让他觉得心痛，但又很无力。“我和（张）国立这代人，每次谈起这个问题，真的想大哭一场。”

现在拍摄一部1亿成本的电视剧，要请到这些当红小鲜肉，片酬基本在七八千万之间，只有两三千万留给导演、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因为没有钱做后续，造成大量的垃圾作品出现，这已经变成了新常态。

巩汉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品演员）：德艺双馨应纳入法典坚持文化自信“走出去”

谈德艺双馨。

巩汉林称：“其实早就应该提出要求艺人德艺双馨的。另外，把它纳入到法典中我觉得就更好了。其实以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从中国文联的角度，从中宣部的角度，一再强调德艺双馨。我是在07年被评为‘德艺双馨’，那一年也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现在也是，两年一次，一年一次也都在评。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类工作确实有社会符号，而且有导向性。那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就会在主流社会，在文化传播这方面，起到他（她）该起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巩汉林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让海外了解中国，送中国文化到海外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还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中国文化海外行的战略，设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基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领先性的，可以代表当代中国风格的，也要选择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小文化、微文化进行传播。”巩汉林还透露今年提案关注点在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海外不了解中国人到底怎么想怎么做，要让海外了解我们，这就是中国的思想价值所在。”

巩汉林还表示，“中国的强大，只能带来稳定富足，中国在搞建设，会让世界得到中国经济发展提升带来的福利。”

宋春丽（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过于关注小鲜肉的现象需要媒体正确引导

谈小鲜肉。

“不能说整个社会没有这个氛围，但起码是很小的。我们的孩子们关注的是那些小鲜肉们，关心他们今天又跟谁好了，今天又离婚了……不关心其他的。”此时记者表示需要正确引导，坦率的宋春丽直言：“这是你们的工作！”言下之意，这种乱象亟待媒体监督。

谈潮流。

宋春丽谈到：“商业大潮的冲击，人们都急功近利。”她坦言大家为了生存需要妥协于潮流，观众对传统的节目模式无法产生热情，因此吸引眼球的内容成为了热点。

奚美娟（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演员）：青年演员的演技需时间与历练一直为文化事业奔走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

奚美娟说，我们这代人当了人大代表以后，谢铁骊老师就说咱们一代一代人接力呼吁。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终于出台，我心里真的挺欣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是第一部电影法，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一部电影方面的法律。因为现在的电影产业蓬勃发展，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没有一部法律、不能依法治理的话是说不过去的。

谈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奚美娟认为，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管，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一个工作，尤其是现在繁荣复杂的电影市场条件下。我刚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全年票房连20亿都不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几百亿的体量。从这方面来讲，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一些乱象，比如虚报收视率、瞒报票房、作品抄袭等，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反映，很多记者也跟我们提。

虽然这些现象在整个行业当中是非常少量的，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力很大，尤其是在社会上的破坏力非常大。它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诚信度，甚至影响到整个文化生态，不光是一个表面的经济利益问题。所以在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今天，需要越来越规范这个市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谈社会资本。

在奚美娟看来，引入这些资金的同时，政府应该有一些引导。因为文化产业毕竟是一个特殊行业，除了单一的利益以外，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情怀，政府或者有关方面能够引导一些这样的资金带着情怀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

当大量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可以引导这部分投资前移，它可以资助一些编剧、主创人员，让他们偶尔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在这样一个诱惑很大、相对浮躁的社会当中，有了资金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安下心来，好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写出好的剧本。

谈行业乱象。

奚美娟觉得，这些现象里总有一些资本的影子，因为资本逐利，要速度、要回报，他们以为只要几张脸就可以了，这个是个误区。当然使用这几张脸也有一定的收视率，可能收视率还挺高，所以有的投资者觉得，不尊重所谓的艺术创作规律也能有收视率。

艺术是一个养心的行业，它是让人更有情怀、更有精神、更有灵魂的东西。在我们所有的人成长过程当中，也许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影就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走向。真正好的作品，有这样的引领作用，所以在目前这种乱象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别现象，不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普遍现象。

谈青年演员。

奚美娟称，我们的三大影视艺术院校——上戏、中戏、北电，对年轻人在基本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是有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基本还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地积累演技，但是一旦投到这个社会，社会资本、媒体娱乐、粉丝经济，各种元素杂混在一起，把年轻人弄的都浮躁了。突然有一部戏出来以后，就受到热烈的追捧，让他觉得成功很简单。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或者人的成长的规律来说，成功需要时间和经验，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艺术人才也不例外，需要一个正确的社会评价体系，需要一定的、很好的引导，这需要大家共同联动、需要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做好这件事儿。。

我经常举“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例子，他应该说是全世界粉丝最多的年轻演员。他前四次提名奥斯卡都没有得奖，每一次都那么努力，但是每一次都遇到实力派。奥斯卡在评价体系方面，有它的专业标准——那就是你可以去赚钱、可以有粉丝、可以有知名度，但是想要得奖还是得按我的专业标准。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行业里的老中青演员产生一种对自己职业的敬畏，整个行业会慢慢进入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

姜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相声演员）：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关注未成年人安全

在谈到传统文化教育时，姜昆表示：“对于传统教育的落实情况，例如课时的保证，教材内容等等教育部门还需要再努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姜昆也感到十分担忧：“目前环境下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依然力度不够，因此希望提高未成年人意外伤害赔偿，来警示那些违法行为。”

廖昌永（人大代表、著名歌唱家）：谈文化走出去必须体现中国精神

谈IP改编热潮。

对于近年来的IP改编热潮，廖昌永代表首先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中国人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有高度的自信。电影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能够拍摄的题材是非常多的。但是，观众在当下的大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是很少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跟风拍摄的，观众接受到的文化“面”很窄，也让观众丧失了兴趣。影视创作者应该端正态度，真正能够为观众、评委所喜爱的恰恰是走心的作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说真话、演真情，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文化传统的作品。希望影视工作者能够创作出反映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好作品，而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需要的也恰恰是这类作品。

谈文化输出。

廖昌永说，在这个多元的世界，我们拿什么获得文化认同？正如傅莹同志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块头”。当“大块头”就这么走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并不了解它的性格、品格。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不能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别人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各种误会、误解。所以作品一定要体现中国人的人文情怀、审美情趣，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让世界理解了中国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

谈青年演员。

廖昌永认为不应该全部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有一些青年演员出演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当然，不好的现象确实存在，青年演员使用各种替身的现象屡见不鲜。影视公司为了收视率、点击率、票房，频繁地使用这些青年演员，纵容他们使用武术替身、舞蹈替身，甚至文戏都要找替身，从敬业角度讲这是职业道德的滑坡。

阎维文（政协委员、歌唱家）：注重传承民歌应该从娃娃抓起

“挖掘整理民歌资源只是基础性工作，要让民歌传承下去，关键还得扩大民歌的受众群体。”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民歌、唱民歌，阎维文委员开通了微博、微信，推出了微信公众号，还办起了民族声乐大师班。他把自己挖掘整理并创新编创的民歌放到网上，并向年轻的听众介绍每首民歌背后的故事，“用‘网生代’的思维跟他们沟通交流”。

今年，阎维文委员提交了《民歌要从娃娃抓起》的提案，希望民歌成为小学音乐教育必修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最香甜，那是因为这种味觉上的记忆是从小养成的。让孩子们从小就听民歌、唱民歌，就能让他们形成听觉上的记忆，他们长大了自然会喜欢民歌。”阎维文委员说，“如果有一天，年轻的观众能像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一样对我说一句‘我喜欢听你的歌’，那将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

郁钧剑（中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谈艺考：艺人霸屏靠一夜成名鲜有科班出身

郁钧剑在两会中谈到了他对于艺考的看法：“现在所有的平台对他们来说没有用，这些平台大都属于一些一夜之间成名的艺人。所以我对他们十分担忧。这些孩子从音乐学院毕业唱歌的，学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现在唱歌的平台并不属于他们。所有的歌唱平台对于专业歌唱演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的孩子，父母花费多少钱培养他们，但是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有几个是真正通过科班教育出来的？所以这是我对以后文艺界的一种担忧。”

陈思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让网络直播在创新中“绿色发展”

陈思思表示，网络直播平台承载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建议既要开放包容地促进网络直播发展，又要引导规范这个新兴的文化传播形式。

“政策监管越严格越是好事。”陈思思认为，监管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的准入标准，建议政府出台更加清晰的细则，在现有规则基础上细化完善，加强监管，引导网络直播良性发展。同时，要对网络直播的内容进行规范，对于违反规矩的直播行为也要有相应惩罚机制。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同等重要。”陈思思呼吁直播平台严格自查自纠，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积极倡导正能量。

直播也是传统文化创新和发扬的重要渠道。陈思思说，“要积极探索‘直播＋’的更大空间，如‘直播＋戏剧’‘直播＋歌舞’‘直播＋民乐’等”，让传统文化利用直播的新兴形式，得到更好继承和发扬，“我们要因势利导，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在对其进行监管的同时鼓励创新。落实社会责任，做好文化传播，通过更高效的传播，不断丰富年轻人的文娱生活。”陈思思说。

宋丹丹（著名演员）：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谈德艺观。

3月6日，宋丹丹在参与两会时表达了对青年演员“德艺观”的看法，认为当下“一夜成名”的小鲜肉们缺少正确的价值观指导，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从切身经历出发，谈到自己入行之时有老师手把手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濮存昕父亲苏民老师还赠予她一把扇子，上面书写着《文心雕龙》中的名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让她受益匪浅。

谈一夜成名。

相比之下，她认为现在没有人来教育一夜成名的年轻演员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现在的‘小孩’一夜之间就成了明星了，一下就有几千万粉丝...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往往认为有名有钱就是成功人士。他们很小就成为‘成功人士’了，但他们有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人。而今天，我们已经丢失了引领那些一夜成名的年轻人的阵地。”

濮存昕（著名演员）：注意修行“求冠居亚” 明星不能只想挣钱和出名

在两天前的政协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濮存昕表示，艺术界人才培养情况令他担心。他说，要是五十年之后，文艺界的明星们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和出名的事情就糟了。

濮存昕说：“在文化上、文艺上，要注意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行当能不能赶上我们的老师、前辈们。比如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我们当代能不能出大艺术家。我自己给自己想了个词，叫‘求冠居亚’。我不要当冠军，但我要做冠军的事情，甘当第二、甘当第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好东西是有人看的。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我们就演老戏，一场900个观众。我打个比喻，好像割麦子，一下900，一下900，就这么一点点割下去。有人对我说看过我的话剧，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我会觉得很高兴，觉得没白活。”

（下一页：朱军、崔永元、白岩松、曹可凡、徐沛东等）

朱军在3月6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青联界别讨论会积极参加讨论

朱军（著名主持人）：收视率与美誉度、影响力并存节目选手别编故事

朱军表示，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国家已经非常重视了。不过，他认为在实际的评价体系中，应该有所调整。电视媒体有硬指标——收视率来衡量，评价体系的改变非常难，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到底是引导还是迎合，这个是非常难的，但不能因为难就不改变了。”朱军介绍，“我们台从单纯收视率的评价，到加入了美誉度和影响力的权重。”

他还表示，有的选手为了博眼球，会相互模仿，编造自己悲惨的经历。自己在主持节目串词时，会忍不住提醒对方“别编故事”。

崔永元（著名主持人）：呼吁抵制劣质电影：现在观众看得还特激动

崔永元呼吁观众抵制劣质电影。崔永元说，“恶心的东西我都不看，大家应该像我一样！就算你衣服都脱光了，老百姓也不看，他们就该反思了，现在是大家看得还特别激动！”

对于演员德艺双馨，崔永元也有自己的理解，“你看陈道明演的电影、话剧，你听他对艺术的理解和建议，他是把这些当做一个事业。但现在很多人只把它当做是挣钱的行当，我不理解不了！”

白岩松（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主持人）:媒体不能只炒菜更要种好地产好粮食

谈媒体责任。

“中国的媒体融合进程正大踏步向前，亮点颇多，但其中也有隐忧。一个重点是：炒菜的人越来越多，而种地产好粮食的却在减少。” 白岩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时间长了，声音、评论彼此起伏，而事实是什么却越发模糊。新闻人离现场与生活变远，“内容为王”的媒体宗旨就会被更多人遗忘。”白岩松谈到，几年前，有新媒体打出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只是新闻的搬运工”。但是，如果不再有人安心种地生产好粮食，你搬运什么？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让媒体种好地产好粮食，白岩松建议：一是进行经费及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使种地产粮大户，愿意为内容投入，能为优质内容投入，并因此受益；二是加大新闻深度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内容不仅为王，还能成为生存与立身发展之本；三是引导新媒体靠近现场靠近专业，形成媒体注重“内容为王”的共识。

谈记者被打。

白岩松说，打记者是坏事，而且是必须制止的坏事。不过这也是新闻在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有力量的标志。有人说“防火防盗防记者”，因为新闻在社会中逐渐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可能让一些人丢了饭碗或者乌纱帽。对于记者被打，法律必须及时伸手，保护每一个被侵犯的新闻媒体中的个体就是保护每一个人。因为新闻媒体就是为公众服务的。

谈新媒体

当被提及已成“鸡汤界的背锅王”时，白岩松称，我既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这些假的账号最初是困扰我的，但是我更怕困扰的是那些信以为真的人。不是我说的话，即使人家说得很好，我也不能占为己有。我也觉得不太好分辨这些文章，但凡有出处的，可能是我说的。如果没有出处，特别愤青和文青的就不是我说的。

白岩松：我对手机向来就有警觉。像我这样如此有警觉的人，摸手机的频率都比过去更勤了。其实有时候是重复看手机，下意识看手机。我手机有很多新闻APP，可以查选题和资料。是我使用它，不是它使用我。

曹可凡（著名主持人）：关注传统文化保护 痛批票房收视率造假

谈传统文化保护。

曹可凡表示：“去年下半年如《朗读者》、《见字如面》这样带有文化含量的慢综艺节目成为时尚，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希望政府加大力度推广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同时，曹可凡也坦言对于时下票房收视作假问题十分担忧：“时下屡屡出现的票房作假和收视率作假，对于创造培育优秀文化作品的土壤是非常不利的。”

谈数据造假。

曹可凡说，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对于一个文化作品的评判，人们不仅需要主管感受，还要依靠数据。然而，现在数据造假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表示，如同假食品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一样，“假的”影视作品数据，污染的是老百姓的精神生活。他建议司法力量及时介入，“这实际上就是诈骗”。

谈文艺评价体系。

曹可凡将提交书面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建立一个公平客观的文艺评价体系。

针对电影票房造假，曹可凡建议，对于违规操作的相关公司，及时公布“黑名单”，吊销从业许可。至于那些将虚假票房与二级市场联动以不当获利的公司，曹可凡认为，这就是诈骗，应该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者提起诉讼。管理部门也应继续升级票务销售管理系统，进一步公开票房实时数据，甚至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

对于收视率造假，曹可凡的建议是立法，以给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更多执法依据。此外，曹可凡认为还应打破垄断，引入实时收视率等新的数据统计方法，实现多种收视率调查模式并存的科学体系。至于网络剧数据造假，曹可凡为，应该建立异常数据备案机制，要求视频网站一旦发现数据移动，必须及时上报，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

海霞（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海霞认为，《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多个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成功印证了中国文化是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青少年同样可以在其中找到快乐和价值。她进而引用了冯友兰的名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并表示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让“全社会在传统文化中找回初心，有了初心我们才能继续前行”。

刘长乐（全国政协委员、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不影响国际合作

刘长乐说：“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广播电视的管理和开放方面是有限制的。比如凤凰卫视也是境外媒体在中国落地的一个范例。但是，这并不影响广播电视在其他空间和领域的合作，《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播出的时候，造成非常轰动的效果，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本人去过非洲15个国家，希望把非洲更多的国家走一走，我们的凤凰卫视和CCTV都在非洲落地了，我们和非洲在电视和广播领域的合作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我相信这个合作会越来越多。”

徐沛东（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建议尽快制定音乐产业促进法

徐沛东建议尽快制定“音乐产业促进法”，将音乐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层规划，使音乐产业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

为此，徐沛东委员提出：一、完善音乐版权保护体系、加大版权保护力度；二、激发音乐原创力、繁荣优秀原创精品创作；三、促进音乐产业资本的发展、建立完备的现代音乐产业体系。

陈维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部分年轻演员收入虚高电视网络烂节目多

陈维亚表示，部分年轻演员收入虚高是一个现实存在，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有原因的，从市场意义上讲叫需求决定市场，说明它有这个土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不管是无奈也好还是不服气也好，都是存在的，要冷眼相看。小年轻人形象漂亮，可能唱一首歌，摆一个造型，很快就引起大量年轻朋友关注，这个现象在中国也有，在国外也有，不只是我们有这种情况。

陈维亚无奈地说，这是市场逼迫，需要票房，需要宣传，就要做一些妥协。另外，制片人、制作方，要求你再大的导演来拍戏，当红演员必须放进去。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都是目前经济大潮冲击下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个作用会持续相当时间。

马化腾（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数字内容产业重新定位

马化腾认为，需要重新定位数字内容产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数字内容产业广泛辐射众多行业，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文化产业的边界。数字内容产业竞争力也成为兼具国家软、硬实力的重要体现。”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发展我国文化产业，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将有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为国家战略提供‘软’支撑。”马化腾说，当前，数字内容产品在国际文化服务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产品创作、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阵地，政府应利用外交外事等资源，引导与帮助优秀的数字内容企业“走出去”。

马化腾还建议，政府将更多的翻译资源、优秀翻译人才、翻译补贴向数字内容企业倾斜，同时在高校中培养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域外人才，多举措吸引优秀人才等。同时，中国企业应加强与国外优秀企业的交流合作，通过投资并购、版权合作、联合运营等多种方式推广我国优秀数字内容作品，并持续强化内容的衍生开发以及市场的开拓培育。

雷献禾（全国政协委员、长春电影集团导演）：为综合治理明星高片酬开出药方

谈演员身价。

雷献禾委员认为，首先应该指导行业协会规范一线演员价格标准，并规定基本参演天数。他指出：“现在很多明星拿了钱，也没时间去演。绝大部分戏，全部用替身及电脑合成，创作态度极不严肃。”

谈分账制。

另外，还要强力推行影视作品分帐制。盈利多就多分，盈利少就少分，没盈利就不分。雷献禾委员认为应该共同承担制作风险，避免明星旱涝保收，拿钱走人，不负责任。雷献禾委员认为电视台购片，应该引入行业专家打分机制。对制作中的导演、摄影、表演等制作环节均衡打分，综合播出收视率给收购剧定价。

谈行业底线。

雷献禾委员还建议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优秀演员低片酬参演主旋律影片和非票房艺术影片。另外，雷献禾委员认为，目前影视制作各行业已在广电总局指导下制定了职业守则，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演员轮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职业操守培训，并发放相关证件，要求主要演员持证上岗。雷献禾委员表示，以上建议仅仅是规定行业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行业不可能健康发展。

程蔚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电影产业促进法》是重大进步应保护好电影作品版权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

在程蔚东看来，《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一定会对推动电影发展、推动艺术繁荣起到保障作用。在这部法律实施过程中，程蔚东最关心也最想呼吁的就是对电影艺术家创作电影作品的版权保护，尤其是对原创电影作品的版权保护。

“电影的核心知识产权在于编剧，对于剧本的版权保护是必须要做的。除此之外，电影转化为其他艺术创作之后，对电影创作的版权也非常重要。”程蔚东说，在《电影产业促进法》中，提到关于投资、放映以及保证创作者效益等多个方面，如何保障法律的落地也需要重视。他认为，随着法律的逐步实施，行业中存在多年的问题也应该逐步被厘清和解决。

谈电影繁荣。

“电影是当代民众最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程蔚东看来，《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出台与实施不仅是法律完善上的进步，还体现了国家政策对于繁荣电影发展的推动。

程蔚东认为，一个时代真正的繁荣，一定是有标志性作品的出现。尽管当前我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世界第二，银幕数量每年都在递增，电影院也在不断建设当中，但称得上精品的电影还不够多，电影离真正的繁荣还有距离。而对于电影艺术家来说，精耕内容生产、推陈出新、创作精品才是最重要的。

何香久（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走出主旋律创作的误区，文艺工作者要有历史担当

谈主旋律创作。

何香久今日对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半亩方塘工作室表示。他发现，一直以来，对主旋律创作有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主旋律就是应命、应时、应景之作，缺少思想内涵，也不大会有好的市场效益。

谈历史担当。

“文艺工作者要有历史的担当，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主旋律的使命与尊严，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展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重量，这是对每一个文艺家创作伦理的考量，同时，也应是文艺领导部门的责任所在。”何香久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科学化地推动实施“文艺高峰”战略；二、加强对“三俗”类文艺作品的抵制，优化主旋律传播环境的重要举措；三、建设过硬的文艺家队伍；四、完善文艺家深入生活的机制。

王书平（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完善城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王书平提出，推动城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和文化产业兴旺，有益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首先，进一步提高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其次，强化设施建设，坚持贴近基层。形成覆盖全面、布局合理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从物质方面提供文化服务保障；再次，深入推进改革，优化产品供给；此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着重强调公共文化的保障监管，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财政投入模式

杨赤（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连京剧院院长）：互联网整顿不可松懈。

当前，无论是广播电视、剧场舞台，还是互联网上，虽几经整顿，但依然存在解构历史、消解崇高、搞笑戏说、娱乐至上的问题，存在哈韩哈日、崇拜网红、无底线炒作，崇尚“一夜成名”等现象，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

周予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话剧院院长）：规范市场运作高票价是虚火

“有一句话叫做‘让文化走向大众’，可一张演出票动辄好几百甚至上千，这么昂贵的文化，让大众如何亲近?脱离大众的文化又能有多少生命力？”周予援说,“比如电影，一张电影票百元左右，三口之家看一场电影要花费二三百元，这对于工薪阶层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现在一些好作品，演个5场10场就收了，不能形成常态，前期的成本全都压在了有限的演出场次上，自然抬高了票价。”周予援分析说，除此以外，把文化养成“贵族”的原因还有诸如演出成本增加、赠票泛滥成灾等，“好比4000个席位的一场演唱会，赠票高达一半，因此所有成本都要摊到剩下的那2000张门票上。”

周予援委员直指文化产业市场的高票价是虚火、是“高血压”，需要尽快想办法降下来，避免“虚火”最终变成“虚脱”。在他看来，规范市场运作，关键是要理顺文化与受众的关系，这一点如果不清晰，高票价问题将得不到重视，也就更加难以得到根治，“舞台艺术要让社会公众喜欢看、看得起，能够在留住老观众的同时吸引并培养潜在的新观众。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要常演常新。”

赵冬苓（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电影票房造假就是诈骗建议用刑法打击

谈刷数据。

赵冬苓对于抄袭作品、票房注水和刷数据等问题，认为应当“狠狠打击”，特别是票房注水等，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其实质是商业诈骗，“建议使用刑法处罚”。

谈作品打分。

赵冬苓：有时候我也会去看网友评论，哪些是制片方买来的能看出来，因为就那么几句话，一看就是假的；观众真实的反映，则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观感。看到自己的作品打分不高也会生气，但没办法，影响不了，个人觉得如果作品分刷得特别低，也就是面子不好看而已。

熊召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文史馆馆长）：电视剧是丧失文学尊严重灾区令人痛心

谈电视剧市场。

在谈到影视与文学现状时，熊召政指出，现在的电视剧市场是丧失文学尊严的重灾区，让人感觉到历史似乎成了他们的玩偶，想怎么样穿越就怎么样穿越，想怎么样去妄评古人就妄评古人，这让人很痛心。

“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作家、剧作家不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他就丧失了他从事这个职业的初心。如果说影视公司想要迎合当下的某种规则来拍摄我的作品，也可能出高价，但我不会给它。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理想因为自己的一个决策而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熊召政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到。

谈文化引领。

熊召政还指出，当下我们应当提供给老百姓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文化去滋养年轻人、滋养老百姓，从而保证我们的文化竞争力？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

高洪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坚定文化自信创作文艺精品

“时代是一座山，远近高低，横侧不同；时代是一条河，急缓折弯，流有大势。” 高洪波委员先是用比喻来阐释时代大势，而在时代的“急缓折弯”中，文艺工作者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与坐标。高洪波委员继而谈到了中央电视台近期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称赞它再次让人民感受到经典作品的永恒魅力，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泱泱大气。这个节目植根于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经典作品，也正是这些作品让中华文化历经风雨而火种不灭，历经磨难而未丧斯文。

现在的电视上充斥着照搬国外的娱乐节目，充斥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多媒体平台上的一些文艺节目公然质疑和否定历史、抹黑英雄；有些文艺工作者过度追求金钱，热衷于迎合市场、迎合“三俗”。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坚定文化自信、创作时代经典、振奋民族精神，应该成为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也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为此，高洪波委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祛邪扬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二、实施文艺创作重大工程，组织文艺工作者记录和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三、优化政策环境，激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冯骥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发扬传统文化不能靠节目炒作

谈青少年教育。

冯骥才委员称：“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社会节奏太快，我们通过手机、通过网络接受的多元文化太多、信息量太大，又是一个高科技时代，好像我们跟传统文化有一点远。所以，怎么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年轻人，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循循善诱。”

谈传统文化创新。

冯骥才表示，新近流行的诗词大会、朗读者等文化类节目，可以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只是一个开始和尝试，要让真正的传统文化融合到生活里，要让文化真正影响人的心灵和气质，而不是做几台节目热闹热闹炒作炒作。冯骥才认为，发扬传统文化需要长期潜移默化的工作，还可以采取很多灵活多变有创意的方式，比如像过去一样号召人们到农村收集一些民歌、谚语，放到现在还可以在自媒体传播出去，从民间来挖掘传统文化。

赵玫（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改编影视作品编剧很重要

赵玫曾出版过《朗园》、《武则天》等长篇小说，并参与过《武则天》、《阮玲玉》等影视作品的改编。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工作人员对原作家的主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只是模式化的改编，在营造电影噱头的同时，反而把作家内心想表达的东西给抛弃掉，十分可惜。对于如果解决这个问题，赵玫也不断强调“在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中，编剧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了解作家内心的东西，然后再去改编。不能因为不认真，就完全按做流程去做，这样就没有深刻、艺术的东西”。

雒树刚（文化部部长）：把政府的"送文化"和群众的"要文化"结合

雒树刚表示，目前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存在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要落实好政府的责任，保障好人民群众读书看报、通过公共文化设施参与活动、进入博物馆展览馆进行鉴赏等基本文化权益。

雒树刚介绍，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文化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一部基础性法律，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部门要认真地贯彻这部法律，认真地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具体说来，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坚持正确的方向。第二，向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第三，落实好政府的责任。第四，扩大社会参与。

“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提供上，要把政府的‘送文化’和群众的‘要文化’结合起来，就是把政府的‘送菜’与群众的‘点菜’结合起来，只有让群众‘点菜’，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提高效能，也才能增强实效性，所以，有人说只有让群众‘点菜’，群众才能为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点赞。”雒树刚说。

黄书元（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文化产业成为全球强势产业

谈文化前景。

文化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文化产业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已经成为一个强势产业。从大的方面来讲，整个世界文明是由文化形成的。目前很多产业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无论哪个产业要创新，都需要文化支撑。只有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思想，产业才能创新。这些年，图书、戏剧、影视等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规模。无论从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来看，我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最大。在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一定会得到大发展。原因在于，第一这是世界性的趋势，世界潮流。第二，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第三，源于文化产业自身的优势，文化产业没有什么污染，不需要能源，主要是人的智力，主要是创新。综合这三个角度来看，十三五期间文化产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对于文化产业而言，不仅是中国重视，全世界也都在重视其发展。这就要看谁更注重创新，谁更能抓住机遇。

谈人才。

黄书元：自古得人才者得天下，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人才问题。因为文化产业基本上都是轻资产，最宝贵的就是人才。而人才里面最关键的是创新型人才。只有有创新型思维的人，才是顶尖的人才。其次，就是跨领域的综合性的人才，这两种人才是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了人才，便有了一切。一个产业要发展，要做强做大，就需要加强人才的培养。从国家层面来讲，最重要的投资是人才的投资。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集中力量培养塑造创新型文化人才。

谈网络监管。

黄书元：对于网络等文化产业的监管，还需要用网络的办法，要用科技的办法去监管。因为对于网络文化而言，现在还要靠人工去监管，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监管是监管不了的。因此监管一定要用科学的办法，数字化的办法去进行。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而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我认为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解放思想，不要认为什么都是有问题，什么都是错的。新生事物，应当让实践来检验。如果产生了坏的影响，那就立即按压下去。如果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无害的，那就不要太过于严苛，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李象群（全国政协委员、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振兴东北，文化先行

“时下，东北是块冰，把这块冰融化，化为水，水活了，人就活了。”全国政协委员、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认为。为更好助推东北地区振兴与发展，努力破解发展难题，依靠内生发展推动东北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李象群建议，开启京沈文化创意产业通道，打造东北文化的CBD。

李象群在提案中提到，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灵魂，文化因素在国家和区域发展过程中起到更为根本和关键性的作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最终要靠文化。“今天，东北振兴同样需要一场文化复兴。”李象群说，振兴东北，文化先行。

文化如何先行？李象群认为，答案在于开启京沈文化创意产业通道，助力东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北京、上海和美国、德国等文化发达地区的经验，文化活了，一定会形成一个区域闻名的文化地标，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M50创意园、美国的SOHO、德国的卢尔艺术区等。创建莫子山文化创意产业区，打造东北文化的“CBD”是开启京沈文化创意产业通道的重要抓手。

罗富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应扶持建立电影二级院线

罗富和在北京向媒体介绍民进中央的重点提案，谈到《关于扶持建立电影二级院线的提案》时，罗富和表示，应该建立与目前商业院线并行的非营利性质的二级院线，为我国优秀的文艺片、历史片，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影片增加排片档期。

罗富和认为，可以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依托校园、企事业单位现有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礼堂、多功能厅等，建立与目前商业院线并行的非营利性质的二级院线，主要用于放映制作水准高、“钱”景不够的主流电影和艺术电影等，排片可以采用数字电影或商业院线已下线的影片。“当然，二级院线的建立，政府要给予支持。”罗富和表示，政府可要求中国电影博物馆等有资源的事业单位，参与建立二级院线，同时将参与二级院线的建设，作为影视公司体现社会责任的一种量化考核标准。

张建国（全国政协委员）：京剧电影有助于抢救京剧艺术

谈到京剧电影的现状时，张建国委员表示，在电影行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京剧电影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京剧电影对于京剧传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像以前的《群英会》（马连良）、《借东风》（马连良）、《杨门女将》（王晶华）、《野猪林》（李少春）等经典剧目已经拍成了电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也成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建国委员期待着一些新的京剧精品，能够在当红的京剧艺术家尚能身体力行的时候，用电影的方式抢救、记录下来，不留遗憾。

京剧电影进院线也是把京剧发扬广大的有效手段，不仅丰富了喜爱京剧的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的精神生活，也能够吸引一大批对京剧接触不多的年轻观众，让他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京剧艺术的魅力，加深对京剧艺术的理解与认同。

当然，也应该看到京剧电影在整个行业中的劣势，能够在大银幕上放映的京剧电影少之又少。京剧电影仍然是一个小众产品，在投入与宣发上也没有采取商业片的模式，这对京剧电影的发展来说非常不利。希望相关方面能够把制作与宣发重视起来，这样才把京剧电影的影响最大化。

曾静萍（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加强戏曲数字化工作

谈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核心在‘人’，一定要让传承人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对非遗保护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贵在能够持续多久。文化传承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需要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曾静萍说，“坚守初衷，并做好传承，在合理的前提下发展。传承，是复制性的传承，还是智慧性的传承，智慧性的传承需要有思考、有创新，学会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相结合，在当代环境下不断完善。”

谈非遗保护。

“保护传承丰富多元的传统戏曲资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任。戏曲数字化通过数字媒体技术对戏曲表演、剧目抄本和口述本、相关文献等进行存储、加工、传播，是戏曲传承、濒危剧种保护的重要手段。”曾静萍说。

她在建议中提到，要打造覆盖全国的戏曲数字化平台，逐步搭建起丰富全面的戏曲影音数据资料库；优选若干剧种作为戏曲数字化试点，推动戏曲数字化工作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将戏曲数字化与旅游文化产业结合，进一步挖掘数字化戏曲资源的商业价值；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传统戏曲活起来，加快我国戏曲资源在移动端的传播；使用数字媒体技术让戏曲展示多元化。

倪惠英（人大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必须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传统文化

谈文化自觉。

“对我来说，粤剧是我的终身事业，会在不同的年龄段作出自己不同的努力。”倪惠英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和自信，我们中国戏剧艺术在当今世界各种艺术中是极具魅力的。我们正处于现代时尚文化和传统艺术碰撞的历史阶段，坚守传统文化必须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它。”

“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粤剧，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她表示，要重视传统戏剧的挖掘保护，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方式将经典剧目记录整理，甚至可以编成教科书。

谈剧场舞台。

今年，倪惠英带来了“剧场舞台要向老百姓低价开放”的建议。“我国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了很多，但很多城市大部分的剧场使用率不到50%。同时很多民间剧团遍布城乡各地，老百姓学了才艺也需要表演的平台，但由于剧场租金很高，他们消费不起”。

倪惠英呼吁政府出台政策扶持民营剧团。她说，旮旯的、边远的地方都需要艺术，很多时候专业剧团不会去，民间剧团在满足老百姓文化需求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谈艺术创新。

谈到如何振兴传统文化，倪惠英表示，社会发展有高有低，低潮的时候怎样去应对和坚守，怎样去闯过难关，唯有创新。

“传统艺术在继承的时候也要有扬弃，如果人们在茶余饭后都不愿提起，那肯定是死水一潭。”倪惠英以自己作品为例表示，“我们大胆革新，把交响乐等现代音乐和武术等表演手段吸收融入到传统粤剧中，被很多专家看作是社会转型期的代表作。”

杨晓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落到实处 美术教育要重视创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接受采访表示，要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落到实处，要有时间表。文化传承不仅要落在纸上，还要有具体行动。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发展战略。

谈文化发展时间表。

杨晓阳建议，要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落到实处，要有时间表。“因为有些东西需要抢救，虽然落在纸上，还要有具体行动。各级政府是不是能够再下一个具体实施文件来解决呢？所以还是要进一步呼吁这个问题。”

谈美术教育。

杨晓阳提到：“中国艺术上成就最高的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画家了，是杂家，关注的问题范围更大。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画家，又是文豪，还是学者”。杨晓阳表示，中国艺术家要心怀天下，把自己和天地、民族、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美术学院应该把全世界好的东西综合在一起，要有西方的技术、科学，但是要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技艺所占的比例。

“一些美术学院把创作考试取消了；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改行的非常多，学生学到的美术技巧不知道能干什么；美术学院的老师也失去了创作热情，能够称作画家的比例在下降。这些都是忽视了核心问题，忽视了以创作为最高目标的设定。要以创作为导向，为最高目标，以创作带动基础课的教学。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杨晓阳表示。

高云（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中国画学会会长）：为优秀传统文化“正名、发声”

在高云看来，提出文化自信，重新确立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非常重要和必要，是夯实文化自信的根基。如何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其滋养下哺育更有自信的一代？高云建议，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更要创新。首先，要理性认知传统、研究传统。其次，要从舆论上为优秀传统文化正名。高云建议，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公众人物、知识分子等应主动为优秀传统文化发声，产生的“粉丝效应”可以放大对全社会的引领、导向作用。

“传统当随时代，传统当引领时代。”高云认为传承传统文化，照搬是不够的，要通过创新让传统活起来。高云表示，只有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传统方能照进现实。无论是资金支持、评奖，还是用人方面，要进一步对从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优秀人才加大扶持力度。

何水法（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民间的文化交流重要且有价值

何水法建议，以“一带一路”美术工程为依托，用中国画的形式表现“一带一路”百国国花，将中华传统书画艺术的笔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受民众喜爱的国花相结合，进而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艺术和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间的感情，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目前，在意大利和波兰，都建立了以何水法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他计划在今后的采风创作中，在更多国家建立这样的民间艺术交流机构。“要让中国文化影响世界，我认为除了官方层面的交流外，民间的交流同样重要。这无论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来说，都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盛小云（全国政协委员）：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充满信心

谈艺人绯闻。

“文艺工作者担负着寓教于乐的职责，能在无形中影响社会，更要求德艺双馨。”盛小云认为，文艺工作者是大众学习的榜样，从事着神圣的工作，对自律有着极高的要求。

谈到艺人与传媒的关系时，盛小云说，个别媒体为了博关注，往往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炒作名人私生活，以“搞臭”名人为己任，无形中在社会中传播了负能量。“无底线的炒作让社会产生道德焦虑，甚至让部分‘粉丝’模仿这些负面行为，对社会产生极大伤害。”

谈文化土壤。

谈到传统文化的发展，盛小云充满了感叹：“国家对传统艺术的支持力度很大，前辈们为经费发愁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盛小云认为，当下良好的环境，要求传统文艺工作者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抓住契机，有所作为，努力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推广，盛小云也有自己的理解。她说，传统文化流传到今天，都在不自觉中进行创新，只要现代观众喜欢的文艺形式，一定有创新因素在内。而推广传统文化不是盲目的，要因地制宜。

谈传统文化。

盛小云分享了评弹艺术走进校园的经历：“年轻人对评弹的喜爱让人出乎意料，本来被老师拉数充场面的学生，听了表演竟深深入迷，表演结束意犹未尽，可见传统文化对年轻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盛小云说：“作为文化人要增加文化自信，作为中国人要增强中华自信，这也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待。”

李延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电影走出去需凝聚中国艺术精华

李延声认为，首先从电影行业角度讲，要出精品，不能唯票房论。再者电影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能够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上发挥重要作用。

电影可以将中国笔墨语言的美投放大到大银幕上，搭配上合适的音乐，就能够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能够吸引到中国的年轻人，增加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外国观众来说，也是一种震撼、新鲜的视觉冲击，对传播中国文化非常有利。

电影一定要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艺术精华凝聚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走出去才会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茸芭莘那（全国政协委员、普米族歌手）：少数民族文化的自信来源于特色

近几年云南的文艺精品产量开始下滑，茸芭莘用“有高原，缺高峰”来形容云南文化产业的现状，在国家提倡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她也希望可以鼓励影视产业多去云南采风，多挖掘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耐人寻味的、独具特色的精神，经过艺术化的打磨，让大家认识一个更加全面、优秀的云南。

与此同时，茸芭莘也希望可以在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可以安排更多展现云南文化的文艺活动，并且自己一定会致力于此，为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国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

马国湘今年带来了《关于发起“净化工程”的提案》：当下新媒体、新技术、新语境下，广大民众的心灵接受量、包容量在逐步增容，但是一些电视台、互联网和直播平台受市场影响，盲目追求高收视率、高点击率，充斥着大量低俗媚俗庸俗、畸形人生观和错误价值观的娱乐节目，进入“临摹与抄袭”、“狂欢与舌噪”、“审丑与窥私”盘根错节的“迷途”,误国误民，令人扼腕，必须及时制止。

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大背景下，首先建议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中国互联网协会等有关职能部门强强联手，联合发起“净化工程”，加强联系与沟通，加强监管，加强舆情监控，及时、坚决取缔一些不健康、无意义的综艺节目和直播平台、不良网站，并对有关人员严惩严罚。

第二，促进文艺节目的自主创新与快速研发。目前普遍缺乏教育、励志、知识类节目，因此要学习《中国诗词大会》《开心辞典》《非凡匠人》等用流行方式传承了文化基因的优秀节目，给予优秀节目补贴和奖励。同时建议取缔明星化“娱乐性的吃喝玩乐”的真人秀节目，取缔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无聊游戏节目，重点推出大型公益性真人秀节目的制作，特别是以公益性为目的“帮忙类”真人秀，宣扬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提倡关怀弱势群体，互帮互助。

第三，加强网络剧全流程管理，改变网络剧仍自审自播的模式，建议网络剧应与电视剧、电影一样立项、报批、制作、审看。

朱夏炎（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文化是娱乐更要“以文育人”

朱夏炎发言时说，文化是娱乐，更是“化人”，应该重视汲取历史文化的优秀成分，创作、传播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助力实现“文化小康”和“中国梦”。朱夏炎举例说，河南卫视始终坚持“文化卫视”定位不动摇，不断推出创新文化栏目。像《梨园春》《华豫之门》《汉字英雄》《成语英雄》《武林风》等。

“这些综艺节目，在全国率先走出同质化、奢靡化、‘泛娱乐化’的喧嚣。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需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至上，更不能娱乐一切，应该担当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使命。”朱夏炎建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过程中，希望中央及有关单位给予河南更多的文化支持，在资源配置、项目落地等方面，更多地向河南倾斜。

虞爱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让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让文化遗产成为"文化遗憾"

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来来去去”虞爱华说,“一来”就是要加大重视程度、保护广度和投入力度,千方百计使优秀传统文化留下来；“二来”就是要想方设法将优秀传统文化用起来,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一去”就是让优秀传统文化走下去,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让文化惠民乐民；“二去”就是要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增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虞爱华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具有资源和家园的双重价值,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安徽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是个文化大省。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取得了精神力量与精品力作一并加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何星亮（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民族复兴，必先有文化的自信，因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血脉。没有灵魂的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没有血脉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壮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文化既有时代性的特点，也有超时代性的特征。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仁爱”“忠义”“尚礼”和“诚信”等优秀传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继承“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

邹建平（人大代表）：建议艺考学生要学好文化课

邹建平谈到时下热议的“艺考热”问题，表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明星光环、家长的期望和社会导向都有可能导致学生热衷报考艺术类专业。与音乐、美术等传统艺术类专业相比，表演类专业投入相对较小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艺考生普遍文化成绩偏低的现象，邹建平希望学生能专业和文化课并重：“有这种说法，文化(成绩)考重点大学比较困难，就去考艺术。如果艺术专业通过，他可以享受一些文化课优惠的政策，这也是吸引很多人考艺术的原因。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文化不行，他来搞艺术，但文化不行，他也搞不出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吕建中（政协委员、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主席、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

吕建中称，我国文化艺术品产业规模超过8000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市场，在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发展、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文化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还或多或少存在话语权、定价权不高，在艺术品防伪保真方面缺乏有效手段等问题，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吕建中表示，为解决上述“痛点”，目前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着力打造一个立足北京、联通全国、辐射世界的千亿级文化艺术品国际交易平台——“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平台采取“线上交易+线下体验+人民币报价”的运营模式，通过三条闭环的生态链，形成艺术品的生态圈。

一是“三中心、两保险、一溯源”的艺术品标准化生态链。二是“一数据、一指数、一基金、两权、三系统”的线上交易生态链。三是“一心、一园、两部、三镇”的线下体验经营生态链。

吕建中说，通过上述三条闭环的生态链形成艺术品的生态圈，从艺术品供给侧的标准化和交易规则、交易模式、风险控制、纠纷处置等方面解决艺术品非标准化这一难题。

郭建华（人大代表、河南新华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经理）：农村电影放映一干40年不觉苦

郭建华说，这是她第10次代表基层农民和广大电影工作者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而她此行的目的就是想把“基层的呼声和人民的心愿带到会上。”她非常感谢国家的惠民文化好政策，切实感受到政策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国家推出的小康中国、富美乡村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政府通过文化扶贫、文化扶植，让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越过越幸福，越过越快乐，让农民获得了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双丰收。

滕矢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家）：望传统戏剧走进课堂

滕矢初支持让包括京剧在内的更多传统戏剧走进课堂：“现在有人提出让京剧进课堂，秦腔怎么就不能走近课堂呢？陕西秦腔走进课堂、河南豫剧走进课堂，因为它跟当地语言和地方文化结合得更紧密，只有每个地方把各自的文化都搞好，中国的文化才能百花齐放。”

单霁翔（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的第六任院长）：故宫文化继承需用创意重新包装传统文化

单霁翔说：“技术和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不断进步，我们不断研发，使文物藏品能够得到具有今天人们‘碎片化’生活中经常利用的传播途径。比如我们的“每日故宫”应用，每天早晨喜欢故宫文化的观众都能在手机上免费收到1件文物藏品的信息。每天等车的时候看、在地铁上看。”

单霁翔说，受制于展示空间，故宫有机会面世的藏品仅占总数的1%。为了唤醒更多沉睡的文物，让藏品走出故宫，则是另一个好办法。其实文物回乡，意义不仅在于多个机会做展示。与故乡的水土风情融合，藏品的气韵散发的充分，精神内核也会得到更全面的解读。除了让文物得到空间上的延伸，单霁翔说，他其实更看重时间维度的延伸——如何把故宫蕴含的传统文化留给年轻人，留给未来？

白水清认为，借助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增强沿线国家青年往来对话，文化交流先行，将有效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白水清感受到，“很多青年人其实对于中国的茶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以茶为文化载体，增进交流，通过茶文化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理念，他们会发现，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最早的丝绸之路，也是这样连接起来的。白水清认为，“如果一样产品，缺乏文化的支撑，是没有根底的。茶文化，既有可以修心养性的东西，又有浓厚的文化支撑，延绵了数千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蕴含着精神价值。”

以历史底蕴为依托，加强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白水清还表示，“要将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动员起来，尤其是青年，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萧玉田（承德画院院长、承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谈文化发展。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好多青少年因为受应试思维的影响，高校的学生大多关注学分、考研、绩点、奖学金、就业等等；年龄较小的中小学生，很多迷恋网游、动漫，哈日、哈韩；社会上也出现一种“西方一切都好、一切都先进，中国一切都不行、都落后”的奇怪论调，这一种思潮声势虽不是主流，但是负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用中国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坚定文化自信、去筑牢我们的理想信念，去提升我们的报国情怀、爱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去汇聚力量。

谈文化走出去。

相对来讲，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乐观，也就是说我们的软实力、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需要加强。其实，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好多外国人都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来，这就需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作品、艺术作品，具有我们中国气派、能够传达民族精神的东西推出去。

通过把文化推出去，我们能够用艺术作品、文化产品，来发出中国的声音、来讲好中国的故事、来扩大中国的影响。我非常同意王毅部长在答记者问所说的话：我们不是要承担领导，而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对中国一个最好的定位，也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底气。

韩必省（住津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天津画院副院长）：弘扬传统文化是履职尽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