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亚谈喜剧的地域性

《王先生之欲火焚身》是一部有浓郁上海本地风味的漫画喜剧片，张建亚在接受访谈时认为喜剧拍摄的一个难点就是把握喜剧的地域感。“喜剧有个大前提，它必须依赖本地的文化背景。喜剧的地域感特别强，因为喜剧片和别的电影不同，它不是靠讲述的，它靠接受，喜剧在大多情况下是依靠观众的文化经验共同完成的。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欢迎你的喜剧，这才是大师，所以我特别崇拜卓别林、伍迪·艾伦就是这个道理，到了一个境界，一个高度，就像伍迪·艾伦，只讲纽约犹太人的事，会让全世界的人看了有同感。这一点，他就通神了，出神入化了。我们也在说我们的故事，很多人不大会理解，广州人评《王先生之欲火焚身》为最差影片，实话实说，无所谓。我是做上海的故事，《王先生》是上海味儿很浓的一部戏，广州人不理解不喜欢很自然。为喜剧的地域感这一点我想了很久。伍迪·艾伦为什么能把纽约人的事说得让大家都喜欢，而我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很漫长的，我就要去摸索，去找。喜剧是个很广阔的领域、我这几年在喜剧里走了另外一条路，单走一条漫画的路，在中国电影里用这种方式拍电影的比较少，我沾了一点便宜。以后，我会找各种更新颖的方式更新颖的路去拍喜剧电影。”[1][1]

张建亚谈喜剧的后现代风格

张建亚的喜剧比如《三毛流浪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等，都被广泛认为体现着后现代精神。谈及此，张建亚认为“我的后现代不是按后现代制作的，要我按一种理论作标本很困难。我确实读过很多后现代的书，如果说在我的影片里有这种因素、特征是可能的，是摆脱不掉的。后现代对我有很多启发，如还俗，如风格的杂化。我认为举这个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国电影不是靠哪个理论可以挽救的。我觉得用自己真诚的感悟比去找一种理论有用。说到调侃经典，我认为经典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包袱那就是一个错误。平时，我的阅读量很大，理论很杂，各种电影、录像带，几乎每天都看，看很多书，不偏食不挑食，这里面给我很多启发，形成我的一种感觉，对被僵化掉的经典不以为然，调侃经典是喜剧的一种选择，找一种新鲜的搞笑方式，拿不能开玩笑的开玩笑，正如昆德拉所说，‘真正的喜剧天才不是那些使我们大笑不止的人，而是那些揭示某种尚不为人知的喜剧领域的人。历史一向被当作一块特别严肃的领地，但是，历史自有其被发现的喜剧的一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