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争中诞生的电影《青春之歌》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被誉为一个突起的奇峰，《青春之歌》就是其中佳作之一。它是根据当时已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摄制而成，通过对主人公林道静个人命运变化和思想性格发展的深入刻画，生动再现了从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该片的价值不仅因其所洋溢的汹涌革命激情和对英雄人物的礼赞，至今仍有打动人心的效果，而且在于编、导、演等方面所作的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为文学名著搬上银幕树立了又一成功范例。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在它的诞生过程中，正值“左”倾文艺思潮流行，加之各种特殊的背景因素，各种各样的纷争伴随始终，因而在“难忘的1959星空”中殊显难得。 　　1、京沪争相改编组织裁决了断 　　《青春之歌》原是女作家杨沫苦心创作多年、历经坎坷才得以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书，《北京日报》同时开始连载。由于所描写的抗日救亡生活人们并不陌生，作品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故事情节丰富感人，特别是在当时以工农兵为主角已成为文艺作品的潮流之时，它别开生面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全书充满清新秀气，犹如鹤立鸡群般与众不同，立刻引起了广泛注意，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运用其他文艺形式再现小说的努力，也相继随之而来，北京人艺首先与《北京日报》取得联系，认为这部小说很不错，想把它改编成话剧，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小白玉霜则亲自上门找到作者本人，表示要把《青春之歌》改编为评剧。 　　其实，最早看上《青春之歌》并提出改编的是电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蒋君超。他从30年代当演员开始进入电影圈，建国后改任导演，因与白杨的夫妻关系，而与作为白杨之姐的杨沫熟识，他早在3年前接触到小说《青春之歌》，就表示很喜欢，并提出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不过那时小说的出版还遥遥无期，杨沫也默默无闻，她虽然身为北影厂的编剧，却压根儿没有想到把它变成电影，所以爽快地同意了妹夫的要求。只是蒋君超的改编工作进展甚慢，又加上1957年反右运动，一直拖过1958年3月才终于完成剧本。杨沫阅后提了意见，蒋君超又着手进行修改。 　　尽管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上影方面的剧本改编先行了一步，却未料到这一机遇后来还是得而复失。随着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与日俱增，杨沫愈加受到有关方面重视，1958年10月她被列入以茅盾、周扬为正副团长，由一批著名作家组成的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其中女作家只有许广平、谢冰心和杨沫3人。就在这次出访途中，周扬曾问起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随即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遂告知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已经改编了，当时周扬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结束塔什干之行回到北京，蒋君超寄来修改后的剧本打印稿，杨沫看后交由电影局领导审阅。就在这时，北影厂长汪洋找到了杨沫，要她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杨沫没有同意，其理由是厂里原来交给她的任务，只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而且妹夫蒋君超已经把剧本改编了出来。汪洋听后显得不悦，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己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杨沫在说明蒋君超前些年就着手改编的情况后，仍然表示不能否定妹夫已改定的剧本，由自己单独再干。 　　事情并未告罢，汪洋向电影局作了汇报，不久即由副局长陈荒煤亲自出面，把杨沫找到自己家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仍是希望她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来拍摄此片的理由。这时杨沫才知道，周扬在塔什干交谈中得知蒋君超改编该剧，虽然当场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并不认可，回京后即批评了北影厂，提出《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其理由是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陈荒煤在谈话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周扬的意见，还十分坦率地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这一来倒使杨沫忐忑不安起来，既然领导反复出面劝说，再不服从显然不妥，只好给蒋君超写信，告知这一情况。蒋君超闻讯十分着急，因为上影方面己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摄计划，由沈浮任导演，连演员都作出安排，岂能说改就改？况且小说己产生巨大影响，显而易见谁拍摄谁成功，凭着白杨与杨沫的姐妹关系，上影方面志在必得。于是蒋君超受命赴京活动，与杨沫一起找到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杨沫还再次去找了陈荒煤，请求维持自己与蒋君超原来的协议，甚至提出与蒋君超两人合作改编。无奈北影厂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作者又是北影的，应该由北影厂拍摄，编、导、演全部由北影厂独揽，不容外人插手。 　　京、沪方面因争拍该片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最后还是由电影局领导出面作出裁决，以否定上影拍摄、否定蒋君超担任编剧而了断。蒋君超因此对杨沫有了意见，认为最初既同意让他改编剧本，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后来小说轰动了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而杨沫则以为，汪洋和陈荒煤都是顶头上司，自己是党员，不能不尊重组织的意见，是组织否决了蒋君超的参与，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 　　2、面对毁誉交加崔嵬痛下决心 　　取得了《青春之歌》改编拍摄权，北影立即紧锣密鼓投入筹备，根据多方倡议，决定让艺术造诣深厚、同样也是作品所反映生活时代亲历者的崔嵬牵头执导，这在当时可谓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崔嵬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曾随父逃荒、做过童工，在亲友资助下得以求学，因受革命文艺书刊影响，参加左联演出进步戏剧，曾遭到当局缉捕，后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改编并主演过轰动一时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参与延安鲁艺筹建并在戏剧系任教，建国后随军南下，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等职。1954年崔嵬应邀拍摄电影《宋景诗》，第一次登上银幕就成功地塑造了清末起义农民领袖宋景诗的英雄形象，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主动辞官进入电影界，于1956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导演。 　　得知将执导《青春之歌》，崔嵬正在上影突击《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在该片里饰演主人公老战，听到这个消息很为兴奋。早在报上连载《青春之歌》时，小说中许多人物与情节的描绘就已让他产生兴趣，引起搬上银幕的片断设想。眼看就要付诸现实，崔嵬赶紧找来小说单行本又一口气读了一遍，再一次为作品中的动人情节与英雄人物的行为所激动，并唤起对许多壮烈往事与情境的回忆，艺术上的感受与自己的切身经历互相交织，让他深深陷入将要执导处女作的冲动之中。 　　这时正逢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任务下达，在首批确定的7部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彩色故事影片中，北影占有3部，而名列首位的就是《青春之歌》。北影厂迅速落实了除演员之外的主创人员的整齐而强大的阵容，由崔嵬领衔拍摄，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摄影聂晶、美工秦威等都是富有才华与经验的艺术骨干。杨沫很快完成了文学剧本的第一稿，两位导演立即介入，共同对剧本进行加工完善，同时开始了演员物色与挑选工作。　就在一系列筹拍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之时，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出现了。1959年第2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严厉的批评，其基本观点是“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尽管该刊认为作为北京电子管厂一名工人郭开所作的这些批评，是一个情绪偏激、看问题简单化的典型，选发这篇这篇文章旨在纠正自从反右运动之后实际存在的动辄上纲扣大帽子的宁左勿右的倾向，后来参与讨论发表意见的众多专家与群众也都普遍表示，《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站不住脚，但在小说《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并好评如潮的形势下，这样做不啻是一个尖锐而刺耳的反调，而且《中国青年》杂志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性刊物，立刻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轰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涉及范围很广的大辩论，《文艺报》也紧跟开辟专栏加入了进去。 　　面对汹涌而至的有关《青春之歌》及林道静形象评价的激烈争论，给正在积极筹拍此片的北影带来无形而巨大的压力。当时正是反右运动刚过不久，又值《情长谊深》、《上海姑娘》等知识分子题材影片接连被批遭禁，像《青春之歌》这样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还能不能拍，厂里也有人表示担心与怀疑。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北影厂决定听取群众反映，于1959年2月底会同北京晚报，专门召开了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还特意请来郭开参加，把厂会议室挤得满满。主持会议的崔嵬开始说道，《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曾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在场，我们也欢迎他对小说拍成电影提出宝贵意见。 　　尚未待到郭开开口，与会者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起来。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本来是征求对《青春之歌》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令郭开本人茫然无措，只好当场解释说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而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听到有些老工人对小说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提了意见，认为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谨，一再鼓励郭开整理出来。 　　这一场面让作为编、导的杨沫和崔嵬、陈怀皑没有想到，当然也受到莫大鼓舞，崔嵬在会议结束时激动地表示：不管怎么批判，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在坚定不移否定那些不从生活出发的极左批判的同时，崔嵬等也虚心而认真地对待这次大讨论中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包括郭开批评中的正确成分，在艺术创造中进行了补充和丰富，如增加了林道静亲眼目睹学生请愿、在农村经受锻炼等内容，使她的思想成长过程更加合理，以突出她和工农相结合。对这些改动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助林道静形象塑造的提高，但也有人觉得还是流于图解政治概念。 　　3、明星争演未果新人脱颖而出 　　刚排除了《青春之歌》评价的干扰，有关主演之争又凸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青春之歌》是以林道静为绝对主角，正如崔嵬所确定的改编指导思想，一切让林道静听见、一切让林道静看见、一切围绕林道静成长进行，因而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 　　鉴于小说已产生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于围绕评价而展开的几乎覆盖全国的沸沸扬扬的大讨论，连很多原先并不知道它的人也都知道了。崔嵬征得领导同意，借助媒体对上述座谈会进行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结果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响，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与此同时，却有多位著名演员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了希望饰演林道静这一角色的意向。其中来头最大、关系最为密切、活动最为积极的，当属戴有明星桂冠的白杨。她自11岁开始艺术生涯，16岁主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拥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等众多堪称名片的代表作，以优美、自然、含蓄表演风格和长于表现东方女性神韵，获誉国际国内影坛，而且与杨沫又是嫡亲姐妹。得知《青春之歌》将拍电影后数次来到北京，争取饰演女主角林道静，甚至专门去找过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 　　然而，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在演员的选择上并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而是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尽管由杨沫亲自出面转达白杨想演林道静的强烈愿望，一再强调白杨的形象、气质、技艺、对角色的把握都绰绰有余，但他主观上还是认为林道静是个20来岁的青年，由年龄偏大的白杨出演，虽然演技再高，毕竟不太适合与保险。出于尊重与谨慎，崔嵬仍然委婉地作出表示，无论名演员还是新演员，都要通过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如果白杨真的超群绝伦，也可以考虑。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位驰名中外的电影巨星来说，未免显得有些残酷，自尊心本来就极强的白杨表示了拒绝，怏怏之下不辞而别。为此白杨还曾埋怨过杨沫没有为之尽力，实际是姐姐做过努力但没能奏效。 　　究竟谁来扮演林道静，成了众所瞩目之举。对此崔嵬有自己的设想与标准，据后来在文革中的揭发，说崔嵬曾气势汹汹当众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时至3月北京下了场雪，为抢雪景摄制组开拍了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此时更加着急寻找主演的崔嵬，想起在中南区任文化局长兼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时，有过印象的湖北歌剧院演员谢芳，个人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速派副导演刘春霖赶去武汉把她接到北京。 　　当时年23岁的谢芳风尘仆仆出现在摄制组，大约是见她显得瘦小、气色不好，而且相貌亦甚平常的缘故，崔嵬与陈怀皑并未露出十分如意的样子。但两人毕竟是有经验的导演，知道对电影演员的观察和选择还须通过银幕，还是照例进行了试镜头。谁知化妆师仅在谢芳脸上抹了一层底彩，就有人说“这个有点门儿了”，待到几个正侧面肖像拍出来，一个五官端正、肤色柔润、两只乌黑闪亮的眼睛含着笑意四下顾盼的少女形象，通过样片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取得了颇为满意的效果。 　　银幕形象可以了，表演能力如何呢？崔嵬又选择了剧情中的两个片断进行试戏，一个是林道静与余永泽决裂之后到王晓燕家中促膝谈心，另一个是林道静被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抓获后坚定不屈拒绝自首。冒着早春三月的严寒，初进摄影棚的谢芳极力克制由于天冷和紧张所带来的内心颤抖，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完成了应做的表演。 　　镜头试完过了很久，人选仍久拖不决，以致被“晾”在北京的谢芳等得不耐烦了，一再急着返回武汉参加歌剧院组织的小分队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后来她才知道，从文化部主管副部长夏衍直到北影厂领导，在聘请有经验的老演员还是起用新人上，争议激烈、几经反复，最后还是崔嵬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她的形象和气质非常适合角色，才正式敲定作为林道静的扮演者，为此担了很大风险。直到影片正式上映，谢芳终以自己细致、鲜明、准确的出色表演，实现了广大观众所企盼的与林道静形象的完美重合，并借以一炮走红，荣登新中国22大影星行列，最终证实崔嵬当初所作出的大胆起用抉择，是何等睿智果敢！ 　　4、审查针锋相对总理高度评价 　　由于《青春之歌》被列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又值当时的北影厂正下放归属北京市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对影片的拍摄极为重视，亲自作出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随后彭真还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市委领导，注意抓这部片子，交代这是政治任务。《青春之歌》理所当然地在北影厂成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它的摄制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 　　全体主创人员没有辜负各方面的期望，尽最大可能倾注自己的才华与心血，为打造一部思想与艺术堪称优秀的精品力作作出了可贵努力。编导精心选择林道静的成长为主线，经过必要而恰当地增删，在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成功压缩到一部影片的同时，更为精炼而强烈地概括出九一八到一二·九那个特定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阅历丰富的崔嵬与自学成才的陈怀皑虽是初次联合执导，却配合默契做到了珠联璧合，通过充满强烈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环境渲染、融强烈戏剧动作与细腻内心发掘于一体的人物刻画，使影片气势磅礴、浓郁粗犷的艺术风格得到最大体现。特别是在演员的选择与使用上，更为充分体现导演的深厚艺术创造功力，剧中角色不论大小、正反、善恶，无不鲜明生动。年轻歌剧演员出身的谢芳，虽然缺乏电影表演经验，却能成功完成难度很大的角色创造，将一个由个人奋斗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很强说服力而又栩栩如生地呈示于观众面前。被称为“三正四反一朋友”的其他人物，即卢嘉川、江华、林红三个正面教员，余永泽、白莉苹、戴愉、胡梦安四个反面教员，王晓燕一个忠实朋友，也都因擅于突出形象特征与精神状态，起到了绿叶与红花互为映衬的效果。就是仅系短暂出场的魏老三、老财主等，也都给人以过目不忘深刻印象。摄影、美工、照明、录音、剪辑、作曲、演奏等各个环节无不精工细作，为影片整体成功作出有力保证。 　　可是在影片审查时，却遇到迥然有异的反应。最早来厂审看的陈伯达，看了样片后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影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因陈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特定身份，持有这样的说法颇令北影厂紧张了一阵。主创人员为之大惑不解并忿忿不平，因为指责《青春之歌》“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倾论调，已在日趋深入的小说讨论中遭到抵制与批评，没有料到类似说法还成为对影片的总体评价，而且出自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领导之口。 　　不过让北影厂很快又转忧为喜的是，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邓拓、陈克寒等，稍隔不久前来集体审查《青春之歌》，一致对影片给予了赞扬，并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审查同为献礼片的《青春之歌》、《风暴》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兴奋地对在场的北影厂领导说：“什么是国际标准？这就是国际标准，你们不要妄自菲薄。” 　　最使北影厂为之受到鼓舞并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调看该片，而且亲切接见了厂长汪洋以及杨沫、崔嵬、陈怀皑、谢芳等主创人员。 　　当晚周总理亲自在西花厅阶前迎候大家，邓颖超也亲切和蔼地来到放映间。与杨沫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看片过程中，总理一直兴致很好，不断询问拍摄外景地以及演职员情况。看到觉得有趣的地方，还温和地笑起来。 　　影片放映到一半，总理就凭着对艺术作品的高度鉴赏力，看出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中间休息时，特意高兴地握着谢芳的手说：“祝贺你的成功！”并详细询问是从哪里来的、在什么单位工作等。 　　影片放了近3个小时，总理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随后总理热情地表示：“影片拍得很好，我很满意。”当听说陈伯达认为影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总理当即予以反驳说：“我们都是这样走上革命的路的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待到《青春之歌》公开上映，果然轰动一时，不仅国内出现各地电影院爆满的盛况，而且在日本等国外也很受欢迎，生动印证了这部纷争中诞生的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不愧为一部经典佳作。· 本片系1959年建国十周年献礼优秀影片； · 本片获得1995年中国电影“世纪奖”-中国电影90周年十大优秀影片。 · 谢芳原名谢怀复，参加工作后改名叫谢方，因《青春之歌》制作电影字幕时误把她的名字写成“谢芳”，她就将错就错把名字再度改为“谢芳”。 · 影片上映后，很多人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票，有的影院干脆24小时轮转放映该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