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1983年，中国科学界失去了两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楷模：蒋筑英和罗健夫。蒋筑英的故事发生在长春光机所，他是该所第四研究室的代主任，在前往成都检测高倍太空望远镜的途中，因长期积劳成疾，发病辞世。接到长影创作任务的王兴东，一口气扎进这个题材就是一整年，累积采访60多人，三次深入采访蒋筑英的导师、863高科技的首倡人、也是今年评出的100名改革先锋之一的王大珩，不仅试图去理解什么叫“光学传递函数”，更重要的是深入走进一位英模的人生，写出在那个刚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年代里，知识分子不吝牺牲甘于奉献的内在精神世界。
以这样的创作目的写就的电影《蒋筑英》，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并凭借着强大而广泛的电影影响力，再一次激发了社会各界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社会际遇与精神境况强烈关注的热潮。也正是从《蒋筑英》开始，王兴东逐渐明晰了要写人物，写民族英雄、时代楷模的电影创作方向。[1][1]

制作过程

编剧王兴东信奉一句话：“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他写每个剧本都深入采访，尽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拥有第一手资料。我很赞同兴东的这个观点，接下任务后，我带着主创团队一头扎进长春光机所，寻找蒋筑英当年的足迹。我们遍访了他生前的工作地、合作伙伴、领导和同事，也拜访了他的夫人路长琴，在成都、北京、上海，我们在老蒋的同学同事亲属的记忆中深入挖掘过往的珍宝（长春光机所的人都习惯称他“老蒋”）。在杭州我们还见到了老蒋的老父亲，见面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老人家重病在身，听说我们要拍摄蒋筑英的电影，给我们讲述了许多蒋筑英青少年时期的故事。我回到长春后，还收到老人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又讲述了一些蒋筑英科学攻关的细节，并希望影片早日问世。遗憾的是电影杀青之际，传来了老人家离世的消息。

我们很快确定了聘请北京人艺的演员巍子饰演蒋筑英，上海人艺的奚美娟饰演路长琴。我之前看过巍子演的电影《黄河谣》，觉得他的形象气质年龄都很合适。那时他的名字叫王巍，是从我们这个电影开始改名叫巍子的。奚美娟那时演过一部电影《假女真情》，她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许多精彩的人物形象，获得过许多话剧大奖，恰好我之前的两部电影《城市假面舞会》《红房间黑房间白房间》都是在上海拍摄，看过许多她的话剧演出，印象很深。

电影的开机仪式是在长影的摄影棚进行的，时任长影党委书记赵实同志致辞，她勉励我们要用蒋筑英的精神拍好《蒋筑英》。我们的拍摄确实很顺利，因为主要外景都在长春，内景基本是在摄影棚搭的。长春的老电车、吉林大学内外、长春光机学院的操场、东朝阳路，这些长春标志性景观都进入了我们的镜头。这，也圆了我的一个多年心愿——好好以长春为背景拍一部电影。

内景蒋筑英家的家具陈设都是直接从老蒋家拉来的，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套简易旧沙发，还是当年老蒋自己亲手做的，特别有时代气息。道具师傅要为老蒋找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我想起正好我有一块，是我插队从农村回来时父亲给我买的。后来中国电影博物馆成立，我觉得有纪念意义，就捐献了，博物馆还给我发了一个收藏证书。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奚美娟和巍子这两个人艺的台柱子暗暗地较上了劲，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飙戏”。所有巍子镜头的样片出来了，奚美娟都跑到放映室来看。所有奚美娟镜头的样片出来了，巍子也绝不放过。看完之后他们又认真讨论，商量如何再提高。我有时把其他演员找上，大家一块讨论，毕彦君、田岷、邵兵，还有两位年长的老演员都经常参加讨论，大家的创作状态一直都特别饱满，这是我多年特别期待的状态。[2][2]

剧本编写

为了创作剧本，王东兴到蒋筑英生前的工作过的光机所深入生活，却发现自己对于蒋筑英从事的科研工作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从挖掘人物的性格入手，在长春、北京、杭州、成都等地采访了60多位和蒋筑英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通过蒋筑英的老师、同事、亲人的描述，王兴东再度感受到了蒋筑英的人格魅力。在收集了二十余万字的材料后，他发现自己又面临着一个难题：蒋筑英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动人的故事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能构成影片的核心事件。经过再次深入生活、反复采访，王东兴终于找到了剧本的主线——以路长琴赴成都“护理蒋筑英”的悬念为线，以蒋筑英的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同志情、儿女性为点构筑全片。在创作剧本前，他先把蒋筑英的一段段故事讲给普通群众听，从听众的反应中摸准“情结”，然后制成卡片，整理成提纲，写出初稿，再征求意见，推翻重写，经几次反复修改，才最后定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