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谈剧本创作

剧本出来以后，许多人很意外，因为他们原来以为这是一部正面反映“五四”运动的剧本。而故事全部发生在巴黎，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东西。编剧们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必须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条件限制，编剧们只能待在中国写法国，写巴黎。可以说，这基本上是“闭门造车”。[1][1]

编剧们选择了1919年的顾维钧，从他一个人的角度来回顾历史，力图使剧本所呈现的离世更具一种个性色彩，同时，也努力从主观中表现出某种客观。作为剧本主人公，编剧们努力使他的性格更符合电影的表现。由于内容需要，在真实的外交人员之外，还设立了一组人物关系，这些虚构的人物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巴黎的华侨、华工和留学生与国内的“五四”运动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1][1]

顾维钧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在国际外交界声名显赫，因此，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编剧们的自由发挥，只能在外交上展现他的才华、智慧和性格，有关他个人的、生活上的事件和细节不便虚构和发挥。剧本中有许多西方元首，作为中国人如何把握这些人物性格也是这个剧本成败的关键。编剧们在保留了这些人物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使这些人物与主人公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1][1]

黄丹透露在剧本最后修改阶段去了巴黎，“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剧本，人物、历史氛围、文化等是否真实，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时间更多一些，剧本可能会更好一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