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上映前受采访 对《手机》信心十足

“《手机》是个现实主义的故事，不像《甲方乙方》那样飘，它比较贴近现实生活。这部片子一言难尽，不能简单的被归类，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它不是瞄着一部喜剧去的。”冯小刚关子卖得很到位，“我相信这个故事对观众来说绝对是个他们想象不到的意外。”显然冯小刚在剧本——这个他自认最艰难的环节上下了不少工夫。谈到票房和观众时，他显得信心十足。“照方抓药，没有一次你能在跟观众的这场战争中赢的。一定是出其不意才能够掌握主动。现在所有看过《手机》故事的人，不管是觉得它好还是不好的，都说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我把观众闪了一下，这很危险，你给他们的虽然和他们期待的不一样，但好东西刺激出来的大背反的力量非常强。我有信心能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而不是让观众牵着我走。”针对自己影片的艺术风格，冯小刚说：“艺术影片首先要深入人心，它不仅有娱乐价值，还需要有认识价值。对认识一个民族和历史有价值，那叫艺术，而不只是一堆视觉符号的堆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这几个贺岁片对了解近几年的当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心态是有些帮助的。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翻出冯小刚的电影来看，就知道当时社会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从《甲方乙方》到《大腕》到现在的《手机》，我相信都有一些认识价值在里面。”冯小刚表示，他的电影都没赔过钱，他会向制片商继续这样的保证。[1][1]

编剧刘震云谈剧本创作过程

《手机》由冯小刚和作家刘震云共同策划，灵感来源于他们的闲聊。刘震云说“真正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冯导演起的作用比我大得多。冯导演起的作用是90%，我起的作用是10%。冯导演作为一个导演，考察他的经历，他是从编剧走到导演的人，这是他和其他导演不同的地方。另外，从对生活的发现来讲，我觉得冯导演一开始进行创作，总是会发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是走自己的路。凡是走自己路的话，总是对生活会有一定的发现。所谓发现，无非是在世界中找到不同的东西，而不是找到相同的东西。相同东西的话不叫发现，我觉得不同的东西，里面会有许多创作性的东西。”谈到具体的剧本写作过程，刘震云开玩笑地说：“我和冯导演是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唐地”地方，是冯导演操作电脑，他在写剧本，我在旁边给冯导演倒一杯水。”[2][2]

受到“非典”影响 辗转两地拍摄

《手机》剧组为了躲避非典转移到青岛拍摄，但却特地留了一个镜头回到北京拍摄，这让外界摸不着头脑。其实就是因为景点的问题，因为青岛的风景同北京还有很大差别，为了拍摄得更逼真，冯小刚不得不回来重新找了一个体现北京风格的地方。2003年6月11日，冯小刚带领一众人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一个洗印厂内现身，拍摄了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并正式关机。[3][3]

移动公司“锤”电影《手机》“硬伤”

中国移动有关方面负责人就贺岁片《手机》中出现的两个关于手机的常识性错误进行了解释。一是影片结尾时，严守一的侄女带来一部最新款的手机，并称该机具有GPS全球定位系统。一番操作后，立刻有话外音响起：您现在的位置是某某大厦某某层的某某房间，结果让本来就对手机心存恐惧的严守一瞪大了惊恐的双眼。中国移动表示，目前的手机位置查询服务还未精确到如此地步，而且要想通过手机查询别人的位置，必须得别人同意才行，而且即使得到了允许，手机上也没有什么GPS全球定位系统，查询的结果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不可能精确到某个建筑的某个房间。

另一个情节是费默的妻子怀疑丈夫有外遇，想从手机的通话纪录中找出些蛛丝马迹。由于手机本身的通话记录可以随时删掉，于是就去了中国移动的营业厅打出了长长的通话记录单，费默的每一个通话的时间、号码就尽收眼底了。在这过程中有个细节，当严妻拿到通话记录单时，营业员说了一句：“下次要拿机主本人的身份证啊”，实际生活中，话费事关个人的隐私，只有持有本人的证件才能去中国移动的营业厅拿到。[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