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战俘往事 　　本片根据约翰·卡曾巴赫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故事取材于作者父亲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亲身经历，作为一名美军战俘，尼古拉斯曾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纳粹三号空军战俘营（Stalag Luft III）。二战结束后，有幸死里逃生的尼古拉斯成为才华出众的法律人士。1965年2月，尼古拉斯被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任命为第65任司法部长。 　　约翰·卡曾巴赫回忆说：“随着父亲逐渐步入暮年，我突然意识到还从未听他讲过战俘营中的痛苦往事，于是我开始向他问起那段时光。出于作家本能，我发现可以根据其中的一些经历构思出一个有趣而惊人的悬念故事，不久之后我便开始动笔创作《哈特之战》。”卡曾巴赫希望借小说《哈特之战》体现出美军战俘的英勇无畏，并同时向激励他终生的父亲致以深深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幕后主创人员对那场战争并不陌生。服装设计师伊丽莎贝塔·贝拉多的祖父曾是一名意大利战俘；执行制片人沃尔夫冈·格莱斯的父亲是第一位被盟军俘虏的德军潜艇指挥官；米高梅电影公司制作主管克里斯·迈克格克的父亲也作过战俘；而影片技术顾问哈尔·库克（Hal Cook）上校就是从三号空军战俘营走出来的幸存者。 　　拍摄本片的想法始于制作人大卫·莱德和大卫·福斯特，两人分别看到了卡曾巴赫的小说初稿，虽然互不相识，但他们不约而同的将其推荐给米高梅。莱德和福斯特同意加入，米高梅电影公司总裁迈克尔·内桑森（Michael Nathanson）随即买下改编拍摄权，影片的筹备工作立即展开。 　　莱德说：“我们必须将小说中的所有精彩内容和悬念融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将小说浓缩成一部电影的同时，还要保留小说的灵魂和完整。”最先接手改编工作的是杰布·斯图尔特（Jeb Stuart）和特瑞·乔治，几易其稿之后，剧本终稿由编剧比利·雷完成。 　　比利·雷认为本片是写给二战老兵的情书，他对军事历史求知若渴，广泛研究了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被俘之后的种种艰辛，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最伟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永别了，黑暗》（Goodbye，　Darkness）和亚瑟·杜兰德（Arthur Durand）的《三号空军战俘营：秘密故事》（Stalag Luft III：　The Secret Story）都是雷改编剧本时的参考书目。 　　“从我们这代人开始，服兵役不再是美国男人的义务，”雷说，“不过我们既心怀感激，又感到愧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敬畏那些老兵，他们的贡献勿庸置疑。” 　　曾参加朝鲜战争的制作人福斯特回忆说：“我在军中专门为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迈克·丹尼尔斯（Mike Daniels）撰写发言稿，他经常会讲起在欧洲战场的奇闻轶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解放战俘营的，战斗胜利之后，欢欣鼓舞的士兵和重获新生的战俘泪流满面的拥抱在一起，那感人至深的情景让我深深为之动容。当看完《哈特之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为他们的牺牲和贡献感到自豪。” 关于导演和主演 　　在剧本完成之后，制作人开始物色影片导演，他们很快锁定了曾执导爱德华·诺顿成名作《一级恐惧》和热门剧集《纽约重案组》的格里高利·霍布里特。莱德说：“格里高利对男性的友情和冲突有着独特理解，而《哈特之战》是一部纯粹的男人电影，实际上，片中有台词的43个角色没有一个是女性。还有他对法庭戏非常了解，并通过《一级恐惧》和《洛城法网》等作品积累了丰富经验。” 　　霍布里特在谈到决定执导本片的起因时说：“我一直想拍摄一部二战电影，而本片故事不但描绘出了鲜为人知的二战战俘生活，还涵盖着与当今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故事中有很多精彩的人物，虽说这是一部硝烟弥漫的战争片，但归根结底讲述的是男人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真挚故事。” 　　当第一次看到小说《哈特之战》时，米高梅电影公司总裁迈克尔·内桑森就认为布鲁斯·威利斯是扮演麦克拉马拉上校的最佳人选。内桑森后来将影片剧本交到威利斯制作搭档阿诺德·瑞夫金手中，后者也深有同感，并认为《哈特之战》是难得一遇的好故事。威利斯说：“我一直对二战历史很感兴趣，这部剧本很出色，既惊心动魄又激动人心。” 　　霍布里特在谈到威利斯时说道：“谢天谢地，能请来布鲁斯扮演麦克拉马拉上校显然是明智之举，因为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布鲁斯是一位具有着卓越领导气质的优秀演员，这种气质是演不出来的。” 　　在威利斯顺利签约之后，主创人员随即开始物色扮演哈特的人选，而爱尔兰年轻演员柯林·法瑞尔在《虎阵战地》中的惊人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霍布里特于是来到瑞夫金在爱达荷州的家中，将《虎阵战地》放给威利斯和瑞夫金看，结果两人也同样喜欢上了法瑞尔。 　　在影片开拍前，法瑞尔曾赴耶鲁大学体验“常青藤联盟”的校园生活。当时他24岁，与片中哈特同岁，他的表现再次证明了霍布里特对表演天才独具慧眼。当年霍布里特从200多名试镜演员中选中名不见经传的爱德华·诺顿出演《一级恐惧》，而《黑洞频率》中的詹姆斯·卡维泽也同样出自他的精心之选。 关于拍摄 　无可否认，《哈特之战》中的4号战俘营同人物角色同等重要，只是这座战俘营完全是影片艺术指导莉莉·基尔沃特的虚构产物，其中汲取了二战中130座德军战俘营的不同特点。 　　片中战俘营占地约400英亩，在距布拉格一小时车程的Milovice搭建而成，前苏联军队就曾在此驻扎。战俘营的拍摄为期6周，并且多为晚间拍摄，于是泥泞、多雪、寒风刺骨的乡下冬季让演职人员饱受煎熬。威利斯回忆说：“不管心情有多好，我每次抵达Milovice之前总会变得沮丧不堪，那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战俘营，阴冷而简陋，它让《哈特之战》成为我出演过的最艰苦的电影。” 　　在开拍前夜，威利斯和其他几位演员一同住进了一间木制营房，而当时的户外温度已经降至零下20度，导演霍布里特翌日一早发现威利斯已经在营房中滚下了床。影片中的道具床其实和真正的德军战俘营床铺别无二致，由粗糙的木制框架和木板及稻草制成。盟军战俘每人只有一条毯子，所以为了抵御严寒，他们不得不合衣而眠。 　　柯林·法瑞尔说：“毫不夸张的讲，战俘营的拍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除了身体苦难外，战俘们还要经受精神摧残，他们始终在警卫的监视之下，没有隐私，没有未来。” 　　为了设计出4号战俘营，艺术指导基尔沃特花费数月时间查阅了大量书籍和档案，研究了很多电影和照片。她希望了解战俘营中人员的身份，还要清楚如何搭建战俘营及使用的材料和工具。“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用什么当作被褥，他们都吃些什么，怎样洗衣服，多久刮一次脸，如何保暖等等，”基尔沃特说，“而一切的前提是真实。我希望用战俘营内的狭促空间同周围辽阔空旷的荒野形成强烈对比，还要表现出他们无处躲避的寒冷和风雪。”另外，尽管片中的颜色十分有限，只能使用棕色和灰色，但基尔沃特认为雪发挥着重要作用，雪不但可以体现出冬季的严寒，还会成为草绿色军装的美丽背景。 　　在拍摄第一场夜景时，一场暴风雪造就的雪景为1500名士兵在月夜里穿过森林走进战俘营的全景镜头锦上添花。为拍摄这段场景，剧组动用了将近3000名临时演员，除了要应对大队人马的运输和饮食问题之外，剧组对战俘营中的所有细节也是一丝不苟，从临时演员的服装、水杯到环绕营地的带刺铁丝网都要与1944年的实物一模一样。 　　在战俘营搭建完成之后，小说原著作者卡曾巴赫家的祖孙三代曾造访片场，约翰和他那曾在战俘营中被困27个月的老父亲尼古拉斯全都激动不已。尼古拉斯评价道：“这个营地非常精确，它让我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我认为当你要拍摄一部有关二战的电影时，真实和诚实至关重要。我为影片剧组的成就感到骄傲。” 　　战俘列车进站的场景是片中最复杂的动作场景之一，耗时5天才拍摄完成，剧组共使用了两架P－51野马战斗机。（其中一架曾由二战王牌飞行员雷·利奇Ray Littge驾驶，利奇击落过24架敌机，后来在1949年试飞喷气机时不幸丧生，当时他年仅25岁。）为拍摄战斗机超低空呼啸而过的场景，摄影指导阿勒·基维洛同时动用了12台摄影机。 　　基维洛曾为霍布里特的《黑洞频率》掌镜，他在谈到本片的摄影风格时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应该采用简单直接的拍摄手法，虽然格里高利以擅长运用活跃的远景镜头著称，但在本片中，他希望影片画面能够尽量简朴，从而避免影响叙事。由于片中布景和服装的颜色非常单一，所以我决定在摄影方面加以映衬，用偏蓝色调保持画面的阴冷和灰暗，并让阳光无处可寻。” 　　在服装设计师伊丽莎贝塔·贝拉多的指点下，剧组服装部门共为影片制作出4000件服装，其中有3000件是7个国家的军服。演员们穿着的针织衫、飞行夹克和皮靴分别购自比利时、日本和墨西哥，而威利斯和法瑞尔等主演的着装则是保存完好的正版二战军服。贝拉多回忆说：“准备苏联军服是最难的，因为在二战末期，苏军士兵的军服已经褴褛不堪，我们必须为扮演苏军战俘的演员毁掉500件服装。”·爱德华·诺顿和托贝·马奎尔曾先后放弃扮演哈特这个角色。 ·当哈特在影片结尾潜逃出战俘营时，途经的两名德军警卫正在用德语交谈，他们的谈话内容是：“我的狗没鼻子。”“它怎么嗅闻？”“真糟糕。” ·阿方索·卡隆曾有望执导本片。 ·片中乐队演唱的歌曲是曾获奥斯卡奖的反纳粹歌曲《Der Fuehrer's 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