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

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是美国现代派的新锐作家，曾经先后写过《末世之家》和《血与肉》，并于1995年获得美国作家新秀奖。1998年，他出版了力作《时时刻刻》，更是好评如潮。当年就被《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周刊》 评为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次年， 作品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今日美国》这样评论道：“那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佳作，读后令人激动。如果你还有脉搏在跳动，这本书一定会使你从沙发上跳起来, 以新的方式看待生活和文学。”《时时刻刻》借自英国意识流小说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 的最初题目，讲述了不同时代三个女人的故事。小说把处于不同时间、来自不同国家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展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片“精神荒原”。在这片“精神荒原”中，人们在寻求生活的意义。改编的电影之所以令人心潮不能平静，正是因为它抓住了这一主题。[1][1] 

制片人斯科特·鲁丁当初买下小说的改编拍摄权时，曾有很多人怀疑电影无法演绎如此微妙而非线性的文学作品，因为将时间跨度长达70年的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着实难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担纲本片编剧的是久负盛名的剧作家戴维·黑尔，他的戏剧作品在百老汇和西区剧院一直长盛不衰，他的电影处女作《韦瑟比》在1985年摘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他为路易·马勒倾力打造的《烈火情人》剧本造就出享誉影坛的情殇经典。因为《时时刻刻》小说中充满大量心理描写，所以仅仅改变叙事结构是远远不够的，黑尔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借助于动作和行为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纠葛。他说：“在电影中，你只能用旁白来道出心声，而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决定不使用旁白，所以我必须构思出一系列事件去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为更好的演绎小说故事，黑尔在动笔之前曾特地拜访原著作者迈克尔·坎宁安，黑尔回忆说：“迈克尔本打算完成一部篇幅更长的小说，所以人物的背景相当丰富，那正是我改编影片剧本的无价之宝，他毫无保留的倾囊相助，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与日俱增。”

多才多艺的黑尔曾出演过本片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执导的舞台剧《苦伤道》，该剧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上演了4个月，两人的长期合作让黑尔发觉到戴德利领会情感题材的出色天赋。戴德利曾为皇家宫廷剧院执导并制作了100多个新剧目，他在1999年拍摄的短片处女作《八岁男孩》曾赢得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提名。戴德利还是老维克剧院和小维克剧院理事以及牛津大学当代剧院的教授。当斯科特·鲁丁将黑尔完成的剧本初稿寄给戴德利时，他还从没看过坎宁安的原著。“当时我正在法国南部度假，”戴德利说，“我觉得剧本棒极了。后来原著作者迈克尔告诉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随意改编，但最后，我们决定尽可能的忠于原著。” [2][2]

表演

为扮演弗吉尼亚·伍尔芙，妮可·基德曼深入研究了这位英国女作家的生活和作品。“要扮演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必须抓住本质，”基德曼说，“戴维·黑尔和迈克尔·坎宁安给予我很多难能可贵的指导，在研究弗吉尼亚的过程中，我不但爱上了这个在死亡、疯狂和爱中苦苦挣扎的女子，而且还深受她的影响，在那段我人生中的特殊时期，我需要她，我需要去演绎她。”基德曼读了大量她的日记，甚至开始练习用她的笔迹写字。她在造型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对鼻子下了很大的功夫。尼可·基德曼十分喜欢自己这个垫高的鼻子，私下也会戴上。当时由于她和汤姆·克鲁斯的离婚案一直引来大批狗仔队的注意。令她很得意的是，要是戴上她的假鼻子出去，就很容易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因为他们无法认出她来。[3][3]

 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是一个朋友送给梅丽尔·斯特里普的礼物，她回忆说：“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这部电影时，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将这本以刻画人物心理见长的小说演绎成一部电影。不过当我看到剧本，我完全被征服了，戴维·黑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语言大师。” 导演史蒂芬·戴德利认为正式开拍前的排练必不可少，他说：“因为我来自剧戏舞台，所以很难不预先试演就直接拍摄。对我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演员的内在动力和情感，我可以借此确定摄影机的摆放位置，而在场的编剧也可以根据演员的表演进行相应调整。”[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