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表演

在电影《过年回家》中，演员刘琳深刻体验了导演张元对表演的独特要求——返璞归真。张元导演以纪录片背景出身，倾向于使用非职业演员，并从中汲取灵感。他要求演员们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表演不能仅局限于台词的结束，而是要持续到导演喊“停”。刘琳对此深感认同，并未刻意设计角色的动作或声音。“我有一 种演员普遍具有的‘特殊能力’，当我化好妆，穿上角色的服装，灯光一亮时，站在机器前的我就‘来神’了，就回到了17年前那个一脸稚气的、纯朴的、直率的、走起路来摇头晃脑、学习不好、就爱和男孩混在一起的陶兰，让角色的感觉由内向外地滋出来， 也可以说是通过对角色的理解，通篇把握角色的基调，掌握准确之后形成的一种下意识。比如说陶兰在打了于小琴之后，蓬头垢面地回到家里，看到小琴的床是空的，面无表情地躺到自己的床上，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一步一挪地来到她的面前，往下蹲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捂了一下脸，因为作为陶兰，这是 一个习惯动作，因为她已经习惯被母亲殴打，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恐惧，我很感谢饰演我妈妈的李野萍老师在表演中那直勾勾的眼神，真的深深刺激了我。”

17年后的陶兰，是一个出狱后的成年女性，刘琳需要传达出她在现代中国社会无所适从的感觉。为了符合这一要求，刘琳与导演张元不谋而合地认为陶兰的体态应该有所变化，变得臃肿。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刘琳发现不少服刑女犯都面色苍白、动作迟缓、目光呆滞，生活简单且缺乏思考，与外界隔阂或与亲人疏远，这些都给她们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刘琳将这些共性融入陶兰的角色中，同时也在寻找陶兰的特性。找准了人物的基调后，刘琳开始为角色行动起来。“我是一个很容易胖起来的人，转瞬间增了10斤左右，当然 也是导演每天‘搞劳的’，脸不够胖，化妆老师又给我“塞”上棉 花，穿上行头，人物立刻活了起来。”[1][1]

导演自述

张元：在国内，《过年回家》在不同人群中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有些人很讨厌这部影片。我的电影在国外的反应也不同，有的在评价上高一点，有的在放映效果上好一点。但我创作的时候是从来不考虑观众的，我也没有办法考虑观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观众都是谁。我关心的是电影的诗意，现实有时候很有诗意。安哲罗普洛斯曾经对我说，安东尼奥尼他们的艺术追求在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死亡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艺术电影的死亡。当你的电影越有力量、越电影化、越深刻的时候，观众是不接受的。因此，你只能面对自己，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要反映些什么，你喜欢什么。对我来讲，好电影只在我自己的心中。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谈电影，从它100多年的历史来看，电影还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这个规律就是历史的角度。如果你是一个有电影文化的人，你会评价出一部电影的价值。我的创作到今天都没有坚持到那种程度。[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