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制作 影片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影片公映后，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该片票价居然炒到5-10元。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选角经过 巩俐对史可，还是巩俐合适 杨凤良（《红高粱》剧组副导演） 杨凤良导演当时在《红高粱》剧组任副导演，他披露了当时寻找演员的过程：“当年巩俐还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也就22岁。‘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寻找的过程也比较费脑筋，找了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北影导演李文化的女儿、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说：巩俐演这个角色肯定合适。和巩俐见面谈了不到10分钟，她当时看上去很瘦，但是很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张艺谋曾谈到他第一次与巩俐见面时的情形：“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女主角对不上号，经过进一步接触，发现她的性格正是人物需要的，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张扬、夸张，但性格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来。”杨凤良称：“《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也没有所谓的炒作，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我们知道他演过，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的‘我爷爷’。当时的想法极其简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干净得一塌糊涂，包括那时人的心境也是如此，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参赛幕后 《孩子王》出，《红高粱》入 余玉熙（原柏林电影节中国选片人） 中国与柏林电影节的缘分，起于1981年，那年上影厂的《燕归来》有幸代表中国入围参赛。在1988年之前，中国影片《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片也曾参加柏林电影节，当时评委与电影节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政治色彩重。 现任新画面影业公司总经理的余玉熙女士，是柏林电影节授权的首位中国选片人，1980年被公派到德国歌德学院进修，在柏林结识了柏林电影节的前主席哈德尔先生，余女士透露，哈德尔主席对当时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信任，然而这种等待一直到1988年才得以真正实现。余女士介绍，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哈德尔主席非常欣赏这部影片，但后来陈凯歌自己主动放弃去柏林电影节，选择送到戛纳参赛。“对于这个事情，哈德尔主席对我颇有责难。”余玉熙介绍了《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经过：“当时已经进入12月，柏林电影节的报名工作其实到11月底就截止了，我们向全国各电影厂紧急求援，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我推荐了张艺谋刚刚完成的《红高粱》。当时我还不认识张艺谋，就让他赶紧给我寄报名资料及照片。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那时《红高粱》还没有在国内公映。我们很快准备了拷贝送到柏林，圣诞节假期后主席看到了片子，他特别喜欢，激动地说：”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结果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改编故事 我曾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 莫言（小说原作者，编剧） 改编我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当时国家有规定，小说的电影改编费是800元钱。我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我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还有就是我。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张艺谋发电报：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间，张艺谋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希望我能回高密帮他们找找县里的领导，获取帮助，说是高粱长势不行。说实话，当初他们把外景地选在高密，我就持反对态度。 一是，高密东北乡现在已经变化很大，我所描写的高粱地是我爷爷他们年轻时存在过的，我根本没见过。那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我的神话、我的梦境。他们非要去高密东北乡拍红高粱，拍什么？当然可以种。第二，我在小说中早就写过：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势不可挡地侵入农村经济生活，原先那种淳朴敦厚、讲义气、讲豪气的祖先风度都如用旧了的铜钱，去了辉煌的古铜色，添了斑斑点点的绿锈。 一切都要钱，你们有多少钱？但张艺谋坚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个副导演杨凤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 我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去了，到了孙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几拃。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密布着一层蚜虫，连蚜虫都晒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见到了张艺谋，他说他们找到了县委负责同志，批了5吨化肥。县里领导还把种了高粱的乡领导召到县委开了会，要他们把管理高粱的事当成“政治任务”。我被县委领导的开明之举感动了。 曾经怀疑片子会砸在巩俐手上 快开拍的时候，我想把剧组的全体成员请到我家里去。当时不叫《红高粱》剧组，叫《九九青杀口》剧组，当我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时，他们都很兴奋。我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了地。父亲一直劝我谨慎，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我也尽量这样做。一大早，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十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等。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 我感觉离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更像不谙世事的女学生，我怀疑张艺谋看走了眼，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她手里。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红高粱》：那片神奇的高粱地 1983年底，步出北京电影学院不久的张艺谋作为摄影师，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宣告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诞生。随后，他与陈凯歌合作，推出“第五代”的扛鼎之作《黄土地》，此后二人再度合作《大阅兵》，在中国电影界掀起一股冲击波。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其辉煌的导演生涯。 在短短的五年间，张艺谋完成了从摄影、表演到导演的大跨步跃进，在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神话般的现实。《红高粱》的成功还使得“第五代”导演前期创作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获得了暂时的解脱。然而也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第五代”导演创作群体向着不同的方向分散发展。 1987年，《红高粱》是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这对中国影坛的黄金搭档就是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电影道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等，一直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宣告了合作的终止。此后，张艺谋独自走上了他的《英雄》之路。 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之后，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这可能是张艺谋本人阐述关于《红高粱》的最鲜活的原始资料，这份采访张艺谋的口述资料，1993年收至罗雪莹著《向你敞开心扉———影坛名人访谈录》一书，以下内容选自本书。 关于高粱地：“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关于《红高粱》：“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大红” 《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颠轿”和“祭酒神”全是山东早年的习俗。可具体到轿子怎么个颠法，高粱酒怎么个造法，不但莫言没有见过，就连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我们无从考证当地的烧酒作坊是否有敬酒神的风俗，但我们喝过山东的高粱酒，称得上悲壮暴烈。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同志讲，咱这部戏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伟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杀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 在所有颜色中，我最喜欢如火似血的大红。而面对恶势力对于生命的践踏，生命终于以最原始、最本质的方式进行反抗了，哪怕看起来无济于事。由此延伸开去，不也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发言吗？ 关于风格：“我看重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我承认《红高粱》是个杂种，属于野路子，艺无定规、技无定法，电影怎么拍都有它的道理。对于自己的创作，我也不想限于一个固定的模式，评论界也不要对我们第五代只寄予一种期望。 一位西方导演曾经问我喜欢哪些外国导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斯皮尔伯格。”记者奇怪说“第五代导演多喜欢法斯宾德、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等，为什么你偏和他们不同？”其实，我既喜欢黑泽明的悲壮，也喜欢伯格曼的深沉，同时也喜欢斯皮尔伯格的天真和童心。他拍电影撒开了整，把全世界的观众弄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本事！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红高粱》也是只准备让观众看一遍的电影，我特别看重的，是电影给人的第一次感受。 一些年轻人看了《红高粱》之后对我说，他们感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觉得这就达到了创作的目的。 关于获奖：“激动得一夜没睡” 《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 去年春天筹拍《红高粱》时，小说作者莫言正受非议；电影界也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这个本子又是写土匪加妓女，色情加暴力。”在剧本还没被上面通过的情况下，吴天明暗地批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胆识办得到吗？ 关于理想：“心比天高” 我在工厂时，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尔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 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歌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地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铆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