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原型】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2年春，陈铁军考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初中部。1924年秋，她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1926年4月，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江门市修建了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陵园内，两位烈士的纪念碑岿然而立，左面刻着陈铁军的箴言：“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右面刻着周文雍就义前写下的著名诗句：“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编剧张义生回忆创作历程】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紫光阁曾专门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并作重要指示。其中周总理特别动情地讲述了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两位革命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悲壮的刑场婚礼，他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周总理还特别谈到当他在上海得知烈士牺牲的消息时很受感动，当时即想把它写成戏而一直没能如愿。周总理这次讲话很重要他鼓励作家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做贡献。周总理的指示冲开了作家们禁锢的创作热情，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空间，真正投入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中去。我是听传达报告时才知道周总理这一指示的，当时非常激动，强烈的创作欲望驱使我要挥笔讴歌这两位革命先烈。因为我是广东人，1949年参军入伍之前曾是中山大学附中学生，解放前我就隐约听说过大革命时期在中山大学读书并从事学运斗争的陈铁军就义的故事。因此周总理的号召更促进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时我想到世上有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慷慨就义但是以刑场作礼堂、以举行婚礼来结束人生这在中外则是罕见。

回到了南方广州，我不仅专门到少年时常去玩耍的黄花岗——大革命时期专门用来杀人的东教场，仰望那高挺的木棉树和火红的木棉花，凭吊先烈周文雍与陈铁军当年就义的刑场，同时我又进一步获得了不少新的历史素材。在满腔激情的驱动下以“碧血染忠骨铁窗铸忠魂，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为主线，写下了一部反映两位先烈的小说初稿《血染木棉红》。在当时写此种小说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我才立即将小说稍作修改，很快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1978年出版了单行本。

1977年3月13日我十分高兴地得到消息，邓颖超同志通过亲戚转告我：“关于把陈铁军烈士的事写成戏是总理生前遗愿，这回得我来促使还愿了”，邓颖超同志要我把剧本送去。于是我当即誊抄剧本并专门录音，又附上人物介绍与故事梗概送去给她审阅。4月17日她又专门派秘书向我传达了看完剧本的指示——这是她出国访问的前夕让秘书一字一句记录下她的意见。邓颖超同志首先给予表扬和鼓励然后说她与陈铁军很熟悉：“陈铁军曾化装成贵夫人冒险闯进教会医院通知住院的我立即离开广州”。当时邓颖超的住宅已被特务查抄，她说：“陈铁军牺牲不久我看过她的妹妹陈铁儿写的一个话剧提纲，我才知道陈铁军出身富裕的侨商家庭”，她并指示我再次南下找找陈铁儿当年写的话剧提纲更提供几条线索让我进一步探访。在她的提示中特别讲到不要写总理，因为总理生前不让别人写他这样也会分散戏的主题。这次南下我专门到陈铁军烈士故居，瞻仰了陈铁军生前的闺房及房里摆放的大木床，还有她喜爱的彩色贝壳、丝线和一枚她的印章，见到了陈铁军生前特别亲近的年近古稀的嫂嫂。在这位老人许可下，我将陈铁军烈士的印章印在我随身带的一张我与爱人初识时合影的照片背面以示纪念。我还采访了当年介绍陈铁军入党并曾担任过她老师的老同志以及一批参加“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者。更可喜的是获得了陈铁儿在1928年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悼念周文雍与姐姐陈铁军。

1977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家中接见军事科学院的领导者何长工同志及几位军事研究组的专家。特别通知我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蔡元元到元帅的家里。这是我从1949年入伍以来头一次到元帅家倾听对我的创作的指示。徐帅这次与我们讲话主要是介绍当年他参加“广州起义”的经过，介绍起义失败后部队撤到海陆丰彭湃同志的根据地。他还介绍了起义前夕陈铁军化装成卖菜妇女为他们工人赤卫队送枪和手榴弹。徐帅还说他当时不会讲广东话起义失败后曾多次遇险，因为反动派只要听出口音是北方人，抓到便会立即处死。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曾与敌人打了几次遭遇战，部队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有机会当面听徐帅介绍“广州起义”的经过无疑比读历史文件更生动。使我不但了解当时起义与失败的情况，同时具体地了解当年赤卫队员的衣着和使用的武器，甚至他们穿的草鞋、吃的菜饭及生活习惯等等都非常生动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对创作十分有帮助。对“广州起义”及其失败原因也有深刻的理解。徐帅近两个小时的接见和讲话给我很大帮助，最后并要求尽快把剧本拍出来。

在徐向前元帅接见我与蔡元元导演之后不久，又非常荣幸地受到聂荣臻元帅的关怀，在数月内连续四次接见我们。聂帅不但参加“广州起义”的全过程，而且他是张太雷牺牲之后负责军委工作的领导人。他与周文雍很熟悉，聂帅说：“周文雍第二次从香港被李立三派回广州我是反对的，因为周文雍在广州很有名回去是很危险的。当立三决定后，周文雍态度很好服从组织决定。他临走前夕我曾与他彻夜长谈没想到这是我与他最后的诀别谈心了。”聂帅说：“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就义，香港当时报纸曾刊登了他们的合影照片，我当时看到非常难过。我把报纸剪下来揣在身上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天天打仗才丢失了”，可见聂帅对两位革命先烈情谊之深达到何种程度。当周文雍与陈铁军烈士壮烈牺牲之后是聂帅首先把消息告诉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聂帅说：“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难过得流泪了，邓颖超与陈铁军的感情比较好，要把陈铁军与周文雍的事写成戏一直是总理的愿望嘛！”聂帅四次接见我们都反复指示：“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教育青年人很有意义。让青年人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聂帅还动情地赞扬陈铁军“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这样的女人是不多见的。斗争英勇不怕死，被抓后那样顽强到了刑场又表示了高尚的爱情。”聂帅还十分具体地讲到如何写好周文雍与陈铁军做假夫妻的生动情节，要写他俩怎样从志同道合发展到生死相爱的爱情。聂帅说：“到了刑场应该是全剧高潮高潮戏，要让观众看了掉泪。”当我带着广州军区话剧团年青美丽的演员李娜去见聂帅时聂帅，详细地问了李娜的工作单位和年龄并指示：“扮演陈铁军不一定要像陈铁军，因为很多人没见过陈铁军。但要演得热情、勇敢、严肃，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两人住机关那场戏要演得细微，要演出陈铁军为外出的周文雍担心、焦急。”（李娜是个好演员曾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等不少电视剧和舞台话剧扮演主角。由于其它原因后改由宋晓英扮演陈铁军）为了将剧本改得更好，聂帅提出应请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在澳门镜湖医院当院长从事秘密工作的柯麟担任影片的顾问，柯老后来又成了我的好朋友。

聂帅在第三次接见我们时，还特别肯定剧本中安排一个小姐很爱周文雍，后来因为志不合道不同而分手。当我们汇报剧本已奉命送给文化部长黄镇和夏衍、冯牧同志看，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也正在筹备拍摄时，聂帅说：“要抓紧拍摄什么时候拍出来？我要看！你们不要怕犯错误胆子要大些。有些意见可以听但你们要有主见。我上次说过剧本看了对剧本没有意见剧本是好的我们是了解历史的嘛！”

正值八一建军节，聂帅接见我们时身穿一套新军装，他心情特别高兴。当时在我的请求下聂帅及夫人张瑞华、女儿聂力与我和导演蔡元元合影。当电影《刑场上婚礼》在全国放映歌剧又在北京上演加上我的小说报告文学的发表以及电影连环画的推出使得“广州起义”的两位先烈周文雍、陈铁军的名字家喻户晓。事后陈铁军家乡佛山市曾有过两位干部来京访问过我。当时我曾建议佛山市能塑造一尊陈铁军烈士像供后人永远瞻仰。电影《刑场上婚礼》后来被中宣部列为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并在国外放映。1997年我与几位志愿军老英模受邀重访当年我曾战斗生活了8年的朝鲜。我不是战斗英雄只是一个老志愿军的文艺战士有趣是没想到朝鲜朋友告诉我许多朝鲜青年人看过《刑场上婚礼》及《劳动新闻》转载我的文章他们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想也许作为表达了人的崇高品格真挚无私的爱情对美好未来有着强烈信念和追求这样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跨越国界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受到欢迎的。[1][1]

【女主演宋晓英回忆拍摄往事】

《刑场上的婚礼》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广布道尔基导演的一部作品，讲的是革命青年陈铁军与周文雍的爱情故事。当年拍摄时，长影厂还在拍摄另一部电影《苦难的心》，由常甄华导演，宋晓英跟康泰主演。两部影片日后将同时公映。当时厂里认为宋晓英更适合出演《苦难的心》。而导演广布道尔基则打算借用长影厂外的女演员出演陈铁军一角。最初选定了战士话剧团的一个东北姑娘，但由于拍摄进行到一半时，导演认为她仍然没有找到陈铁军这一角色的特点，加之她本身对导演较为严厉的态度感到紧张，最终剧组决定换人。
当时宋晓英主演的《苦难的心》已经开始拍摄，等拍完这部戏的外景，她就被临时调到广州，试完妆后，马上进入《刑场上的婚礼》剧组。“我只是看过剧本，在没有揣摩的情况下，就把这部戏接了下来。”宋晓英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一开始还有点退缩。第二次读过剧本并仔细揣摩角色后，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人物与故事，巧的是，她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跟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这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年龄。

拍摄的过程很顺利，“那个时代我们受过的教育，出演这种题材的片子，不像现在的年轻演员这样费力。那个年代的我们很朴素，挨过饿，下过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知道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她坦言，那时候的形象跟现在24岁的女孩子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那时候24岁成熟多了。”

《刑场上的婚礼》是在广州取景拍摄的，其中最后的一场两人在刑场上的大戏，是在广州的黄花岗拍摄的。这场戏，宋晓英在拍摄上跟导演有不同的看法，她那时候就有一种表演意识，就是希望尽量往生活化的方向靠，“当时演高大上的人物，传统的演法就是拿着劲儿，但我就有生活化的意识。”她怕自己太慷慨陈词，不够生活；又担心说话的音域和层次感不够。在拿捏上煞费苦心，压力挺大。拍这场戏的前一个晚上，几乎是彻夜无眠。导演希望宋晓英能够演出“漫山遍野”的感觉，最后陈词的一场戏，一定要有震撼力。后来双方都妥协了半步，以宋晓英说话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够听见为准。导演同意了。

有一个细节，影片中出现了一株开满了木棉花的木棉树，但其实拍摄时花早已谢了。电影中的花是剧组用绢花提前一天绑到树枝上的，费了很大的劲儿。不仔细看，倒真看不出来。

这也是她第一次演“中弹”的戏，一开始无论如何不敢往身上绑炸药包。宋晓英笑称，以前自己在生活中胆子特别小，从来不接触炮仗之类的东西，还有恐高症。但在《刑场上的婚礼》拍摄现场，剧组的烟火师一遍遍在她的身上试爆炸点，最后竟然治愈了的她恐惧情绪，“拍完这部戏，以后再也不怕拍中弹的戏。”后来在北影厂一个摄影棚的布景中拍戏时，她可以爬上三层楼高的梯子。“只要敬业了，那种精神真的能战胜一切的。”
虽然是革命题材的电影，但是《刑场上的婚礼》拍摄非常美，尤其是片中陈铁军身上穿的服装，各种各样，很有珠三角的风土人情。现在遇到一些粉丝，他们告诉宋晓英，当年她演的陈铁军在银幕上一出现，电影院里是“鸦雀无声”。 特别是在陈铁军的故乡佛山，她惊喜发现到处都有自己的影迷。38年前塑造的银幕角色，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和观众迭代而被遗忘，在佛山的陈铁军博物馆中，墙上挂满了《刑场上的婚礼》的剧照，这些剧照让她感动不已。[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