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吧——电影《车费》导演阐述拍摄本片缘于我的两段真实经历。一次，我从老家来北京，一个老道的出租车司机以“热情”作为障眼，把一张五十元面额的假钞成功地转移到了我的手上。事后，我以《秋菊打官司》式的执著去讨一个“说法”，反被诬陷为讹诈。黑与白就这样被颠倒了，而且我还无能为力，就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公安机关也无法为我沉冤昭雪。生活中的这种尴尬，相信许多人会有同感。这让我有了把它拍成电影的冲动。但是，从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表现，一直是困惑我的一个命题。又一次，我随一家公益机构去西部一个贫困的山村小学捐书。当时正值新学期开学，我发现老师竟然让学生在要上交的学费上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法律规定，人民币是不允许凃写的。我去向老师询问，得知老师是怕收到假钞，让孩子们实行“钱责自负”。因为，学校频频收到假钞，而这些假钞的来源大多是学生或家长在筹措学费时让人骗了。我一下子找到了创作的方向，因此，这部电影最早的名字便叫《学费》。但是，正当我创作好剧本，寻找资金拍摄时，政府下达了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的政策，《学费》才蜕变成了如今的《车费》。其实，《车费》讲的不仅仅是关于假钞的事，它表达的是关于亲情（女儿对父亲的思念）、良心（用假者的损人利己）、社会秩序（政府的打假行动）、爱心（热心人的帮助）、责任（责任人的推诿）、冷漠（旁观者的事不关己）。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资本化的进程中，一个留守孩子理想的幻灭。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亿人，留守儿童达到2000多万人（还有不低于这个数字的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也就是说，在全国3亿6千万儿童中，每18个孩子就有一人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本片主人公春穗的命运，其实就是这2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的缩影。选择在山西的吕梁拍摄此片，一是因为山西曾经是“走西口”（中国历史上三次为谋生而大规模迁徙流动的运动之一）的发源地。这是历史；其次，吕梁是中国革命的老区，老区的贫困与发展滞后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忧伤的主题，我们的外景地岚县即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这是现实。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用镜头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让观众从这里看到他们真实的生存困境以及顽强的生存意志，以唤起人们对贫困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也许我的理想过于宏大，因为电影其实就是电影。但电影干预社会获取成功的先例並非没有，当年达内兄弟拍摄的以青少年失业为题材的影片《罗塞塔》，就促成了比利时政府颁布了促进青少年就业的新的劳工法案——“罗塞塔计划”。因此，我还是心存希冀的。关爱留守儿童，在文艺作品中无疑是一个大题材，大命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留守儿童的故事比本片中的故事也要“悲惨”、要“石破天惊”得多，但我都没有为其所动，因为，我始终记得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本片的创作上，我遵循的亦是这一原则，举重若轻，返璞归真。本片是我的电影处女作，也是计划拍摄中的“留守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为一个电影新人，我愿用“她”来拉启我电影人生的序幕。想起那英的一首老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据说，当时这首歌就是为“3.15” 打假而特别制作的。 让电影借给我们一双看世界的慧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