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得不到重视的年代         对焦在了在英国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的一次无比轰动的事件，《达格南制造》最初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制片人斯蒂芬·伍利（Stephen Woolley）从广播中听到的一档节目，他解释道：“当时我是从BBC的Radio 4上播放的‘同学会’中听到了这样一个提案的——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让一群曾经在过去共同完成过某个特殊的事件或成就的人重新聚首到一起。而那一天，我听到的是几个女人的声音，她们讨论的是1968年发生的那次大罢工事件……在节目当中，她们详细介绍了她们当时是在什么样骇人听闻的可怕环境下工作的，但是，由于她们在工人总数中占据的是非常小的比重，没有人把她们当回事，福特总部也一直对她们的请求和呼吁置若罔闻，所以她们最终决定反击。说实话，在听完了广播之后，我一下子就对她们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让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的，就是她们的纯真与非政治的目的性，她们惟一所求的，只不过是相对公平的待遇和薪水而已，这种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力，要比任何政治倾向都更能打动人心。”         于是，斯蒂芬·伍利马不停蹄地找来了自己在Number 9 Films制作公司的制片伙伴伊丽莎白·卡尔森（Elizabeth Karlsen），他们一起赶到了达格南，见到了几位曾经亲自参与过罢工的当事人，伍利回忆道：“她们实在是太优秀了，而且都很幽默……在与她们交谈之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我们没办法就一个单线索的故事来展示这次事件——于是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想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对焦在一个主要的人物身上，然后专门讲述她与她的丈夫以及孩子身上发生的一切？然而这似乎又有侵犯别人的隐私的嫌疑。毕竟，我们拍的是电影，而不是纪录片，所以我们决定创造出一个不存在的角色，她将会综合曾真实参与过罢工的几个主要女性的某些特征，但又不是针对某一个单独的人物原型，于是，就有了丽塔·奥格兰迪这位‘罢工领袖’——她可能是完全虚构出来的，但我们却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一切。那次罢工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然后上升至一个高潮，参与罢工的女工们还在当天见到了工党议员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生鼓舞的动人传奇。”         有了这样强大的背景素材做故事基础，斯蒂芬·伍利和伊丽莎白·卡尔森意识到，他们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寻找到一位合适的编剧人选，能够以文字的魅力捕捉到这些不屈不挠的女性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卡尔森表示：“我们先后考虑了几个拥有着不同风格的编剧，但还是决定将这个机会交给比利·艾弗瑞（Billy Ivory）——即使到目前为止，他完成的都是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和编排工作，可是我们却觉得他身上具备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品质。然后，我们共同合作，稳步地开始着手发展剧本里的相关内容。”         到了该决定由谁“掌权”的时候，斯蒂芬·伍利和伊丽莎白·卡尔森则一致认为，《日历女郎》（Calendar Girls）的导演尼杰尔·科尔（Nigel Cole）似乎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选择了，伍利承认道：“事实上，在罢工发生的那段时间里，科尔就居住在距离达格南不远的地方……所以他对当时的事件和牵涉其中的人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且，我和卡尔森都深刻地明白一点，就是科尔肯定能够很好地掌控这样一部由多名很有才气的演员参与的电影作品，就像他之前在《日历女郎》中做的一样。”         至于尼杰尔·科尔，当他第一次读到剧本的时候，一下子就被里面的故事给吸引住了，科尔说：“我几乎瞬间就意识到了，《达格南制造》与我的电影风格实在是太相属了……它以一种正确的框架结构，混合了幽默感、喜剧和戏剧冲突，而这恰好是我一直所标榜的。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制作那种过于直接、坦率的喜剧作品的，因为我喜欢在我的影片中添加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和份量；另外，我也不愿意接手过于暗淡无光的黑暗题材，这种沉重的心理枷锁还不是目前的我所能承担的——由此看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像这部影片一样的混合着温暖、真诚与滑稽氛围的故事领域了，而且还具备了强大的戏剧性和连带效应。虽然我还没有深究过我为什么会产生类似的兴趣的原因，不过我这个人确实对与女性有关的故事更加关注也更着迷一些。” 无所不在的女性力量         与此同时，尼杰尔·科尔还不可避免地从《达格南制造》和他之前2003年的那部《日历女郎》之中找到了许多平行的故事轨道和互有关联的地方，科尔形容道：“两部影片的基本概念关注的都是平凡的女性，可是她们最终却变成了一些影响很大的事件的中心人物……随着事态的发展，她们都会经历几个成长的阶段，然后让自己变得愈加地成熟起来，不断地学习并处理这些已然超出了她们的控制的事件。另外，两部影片在节奏和色调上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所对焦的人物类型却是完全不同的，是围绕着不同的角色展开的不同的故事。”         几位电影人很快就发现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另外一个关键元素所在，那就是寻找到一个完美至极的场景地，能够很好地伪装成上世纪60年代的福特制造厂，伊丽莎白·卡尔森说：“对于《达格南制造》来说，这家工厂毫无疑问是整个故事的中枢神经……基本上而言，已经变成过去时的达格南，位于其中的建筑物当然也是无从寻找了，所以我们只好从别的地方下手，看有没有相似风格的场地。我们非常地幸运，在威尔士的梅瑟蒂德菲尔找到了一间老式的胡佛工厂，而且由于它已经不再运作了，基本上呈现的是一种废弃的状态，所以就成了一个最完美的选择——这间工厂能够同时容纳5000名工人，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们抵达这里的几个月前，他们关闭了它。”         就连威尔士当地的社区环境所制造出来的整体氛围，似乎也在与《达格南制造》中极具竞争力的大罢工产生一种遥相呼应的互动，尼杰尔·科尔声称：“梅瑟蒂德菲尔的中心地区已经四分五裂了，数千名工人目前正处于失业的状态，这也使得我们的政治热情空前地高涨——同时我们还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正在讲述的是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故事。能够在真正的工厂里拍摄影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它赋予我们的是一种过度真实的感觉，就好像我们都变成了这里的工人一样……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们会尽可能地雇佣一些当地人，我们从中选择了差不多50名女性的临时演员来完成罢工场景的拍摄，她们为此还专门跟我们一起去了伦敦，每一个人似乎都为这次出镜的经历感到由衷地兴奋和高兴。”         在影片中饰演了丽塔的是莎莉·霍金斯（Sally Hawkins），为了给她的角色做好充足的准备，曾亲自来到达格南的工厂旧址做一些相应的调查工作，霍金斯说：“现场的感觉真的很凄凉，那里就好像是一座古老的幽灵城镇……不过，很有趣的是，这片区域在历史上曾有过的急速的兴衰，确实很耐人寻味——上世纪60年代，因为福特工厂，人们在达格南不断地聚集，源于这间工厂提供的几千个就业机会。随着我开始做一些相关的资料收集，我一直渴望着见见那些当年曾经参与过罢工的女性代表，尤其我的角色完全是以她们作为人物原型的……当我真的和她们交谈过之后，我发现她们是一群特别可爱的人，比利·艾弗瑞的剧本不仅为我们升腾出极大的想象空间，而且真正地捕捉到了这些人的心声。为了更好的诠释丽塔，我不得不让自己完全以她们的方式思考和行事，这也让我意识到，作为女人，现在的我们是多么地幸运，我们拥有的是如此多的机会，都是那个时候的她们想都不敢想的。”         对于莎莉·霍金斯来说，为期40天的拍摄工作还是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巨大乐趣的，她表示：“通过这部影片，我结交到了很多非常谈得来的好朋友，感觉上就好像是在参加‘女子同盟会’一样——要知道在拍摄现场，如此和谐的友爱氛围本来就是不常见的，可是却成了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情感维系。影片里的女工们之所以这么团结一致，是因为她们深爱着彼此，设身处地的了解她们深陷在的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境地当中，而我们这些演员则同样尝试着在片场营造出相似的气氛环境。好在《达格南制造》凝聚的是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演员阵容，她们赋予自己的角色的是一种纯粹的真实，我们真的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要知道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在某个拍片现场这么肆无忌惮地大笑过……当然，包括男演员在内，他们也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丹尼尔·梅斯（Daniel Mays），他在影片中的角色是我的丈夫艾迪，他所做的一切不仅可爱而且激情四射；还有我们的导演尼杰尔·科尔，极具电影天分的同时，又很有幽默感，他似乎特别愿意不断地帮助我们对自己的角色进入更加深入地挖掘，而我们也乐于得到他中肯的建议——正是出于这种全然的信任，我们才能得到这么多额外的快乐。”·本片片名“We Want Sex”源自当年罢工游行中的标语牌口号，完整的应该是“We Want Sex Equality”（我们要求男女平等），但游行途中后面那个词掉了，就变成了“We Want S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