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尔5.9

Miral

(2010)

从信仰到分裂 《米拉尔》改编自露拉·耶布瑞尔(Rula Jebreal)所创作的一本同名自传小说,由曾凭借《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获得过奥斯卡提名的美国电影人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负责搬上大银幕,讲述的是一个令人痛苦且拥有着强大的情感流动的故事,记录了中东近40年来的变化……施纳贝尔选择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他决定通过一个名叫米拉尔的年轻的巴勒斯坦姑娘来见证这一切。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也就是以色列刚刚建国那会儿,影片为我们介绍了3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伴随着全新的以色列的诞生这一足以撼动全世界的格局分布的变动,她们的命运也都面临的是最根本的挑战。当故事拉开序幕的时候,施纳贝尔为这3个女人都设置了一个独立的介绍性的小篇章,她们分别是米拉尔的妈妈、姑姑和孤儿院的代理妈妈——不过,其实标题人物米拉尔才是同时还为影片完成了改编剧本的耶布瑞尔的毫无遮掩的翻版,而她也是这个故事里当之无愧的主人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会得到不断地进化和发展的人物,包括她从她的前辈那里得到的固有的内在品质,还有从她们的经历中学到的经验与教训,最终让她变得强大又充满智慧,不仅值得纪念,而且拥有着足够的价值被记录下来,在一个一分为二的国家里,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有如史诗一般充满着传奇色彩。 对于从享有盛名的画家转型做电影人的朱利安·施纳贝尔来说,他之前的那些获得了极大赞誉的作品,总是选择对焦在了被迫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在施纳贝尔的帮助和协作下,露拉·耶布瑞尔在剧本中创造出的是一个一度非常经典且传统的与成长有关的主题,同时里面还包含了彻头彻尾的原创色彩,虽然她为我们展示的都是上个世纪最常听到且受到了极高的关注的事件,可却是在以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方式描述出来的。采用了一种让迂回潜入和不容辩驳交替出现的讲故事风格,施纳贝尔和耶布瑞尔通过米拉尔那双纯真、无辜的眼睛,透彻地观察着一个别致的世界,并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信仰与忠贞的道德体系……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不管我们最初对此持有的是什么样的观点或意见,施纳贝尔都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角度,然后还粉碎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偏见,继而带来了更多持续不断的影响——《米拉尔》无疑是一部非常罕见的优秀作品,因为它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改变,还有为此所得到的收获。 作为美国目前最重要的在世的画家之一,朱利安·施纳贝尔是2007年在罗马第一次见到露拉·耶布瑞尔的,当是他正在威尼斯宫为他的作品做展示……耶布瑞尔则是当地非常著名的记者之一,获得过很多嘉奖,专门为意大利的报纸和电视频道报道国际事件。无意之中,耶布瑞尔对施纳贝尔说起了自己刚刚发行的一本小说,是根据她在耶路撒冷东部曾有过的真实经历创作出来的,一下子引发了施纳贝尔想要一探究竟的兴趣,他回忆道:“我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被里面的内容、人性和情感给深深地打动了,直到我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我才意识到,目前似乎再也没有比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更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我很少会产生如此迫切的冲动,我当时就在想,‘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故事媒介,我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我觉得这部影片已经变成了我的责任,不仅仅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作为一个人,我也应该让人们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一些像《阿尔及尔之战》(La Battaglia di Algeri)和《萨尔瓦多》(Salvador)这样的电影作品,在看过它们之后,我真的去关注过里面提到的话题,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制造出的是同样的影响力。” 朱利安·施纳贝尔出生在1951年,只比以色列的建国晚了3年,所以对于他这一代犹太人来说,施纳贝尔始终对这个国家有着强烈的感觉和情感联系,他承认道:“我的一生似乎都追随着发生在以色列的一切……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父母一起去曼哈顿的剧院看《出埃及记》(Exodus),等到影片结束之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把手放在胸前一起唱以色列的国歌《希望》(Hatikvah),我的爸爸和妈妈都对此深感骄傲和自豪——不过,我对巴勒斯坦人的一切却是知之甚少的,所以制作这部影片也赋予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亲眼看看这个世界,踏上这片我早就应该了解的土地。” 看似平凡的边缘人 就像“米拉尔”本身的含义一样——它是一种长在路边的最普通的小红花的名字,露拉·耶布瑞尔的小说描述的就是一些类似的平凡人,数量很多,却很少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这正好也是让朱利安·施纳贝尔深受吸引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安插这种活在边缘地带的人物,至少是远离我们通常都会经历的领域或环境的:他在《轻狂岁月》(Basquiat)中描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纽约的一位不断挣扎的涂鸦画家;《夜幕降临前》(Before Night Falls)对焦的则是一位受到强制性的政府迫害的古巴的同性恋作家;还有《潜水钟与蝴蝶》,里面有一个全身瘫痪只能靠眨眼进行交流的男子……即使如此,施纳贝尔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又都是那么地引人注目,事实证明,《米拉尔》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延伸和存在,就像他所关注过的其他主人公一样,他带领着我们通过米拉尔的双眼去检验这个世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摸准我们每一个人潜在的底线,明确地表达出,不管我们从表面上看有多么地不同,其实在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 由于朱利安·施纳贝尔作为画家取得过的巨大成就,也让他习惯于采用影片中的主人公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就这部《米拉尔》而言,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敏感、易受影响的巴勒斯坦女孩的角度见证来自于那个骚乱的年代的所有事件——而且这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其故事来源并非某个新闻片断,施纳贝尔自然觉得自己没有义务从正反两种观点去分析里面的内容,他惟一的渴望和肩负的责任,就是将发生在米拉尔身上的一切完整地讲述出来,施纳贝尔说:“米拉尔是一个年轻的巴勒斯坦女人,这是一个我无法抹煞的事实,作为艺术家,我们可以声称自己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然后保持住批判的见解,但是,尽管我们是出于好的目的,其实我们都带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我之所以要制作这部影片,并不是为了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表达没有任何遗漏的详尽的历史观,米拉尔的故事关乎的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是她的身体与灵魂有过的真正的感受。” 朱利安·施纳贝尔的意图还是比较明确和耐人寻味的,他希望能够成功地打开一个缺口,让观众进驻到米拉尔的思维体系和内心深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施纳贝尔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非常幸运的是,露拉·耶布瑞尔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可缺少且极具创造力的合作伙伴,毕竟,她才是真正的米拉尔,耶布瑞尔解释道:“不管是我的自传小说还是这部影片,里面的故事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虽然我把角色的名字全部置换了,还合并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特征,但是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我通过双眼真正看到的。” 为了保留住《米拉尔》最值得称道的真实色彩,朱利安·施纳贝尔的创作依据不仅仅来自于露拉·耶布瑞尔的原著小说,同时他还不得不从她的回忆中提炼更多的内容和细节,耶布瑞尔说:“他问了我太多的问题,覆盖范围也非常地广泛,从谁、哪里、怎么到为什么,他尝试着从我的回答中更好地理解这个素材的所有深层的含义。当我们一起为影片寻找合适的场景地,还有挑选演员的时候,我几乎陪着他走遍了每一个地方,任何事他都要亲力亲为,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切——他还想与拥有着不同的观点的人交谈,所以我们一起去了拉马拉、雅法以及很多个难民营,他渴望着了解分裂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内部矛盾。在每拍摄一组场景之前,他都会问我,‘怎么样?这里看上去逼真吗?和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在构架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米拉尔的回忆和情感变化要比严格的时间顺序更能直接影响到朱利安·施纳贝尔的讲故事风格,由于她从5岁起就把海德·侯赛尼的孤儿院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自然也就变成一个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的地方……随后,米拉尔的妈妈娜蒂亚出现了,她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女人,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由于米拉尔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她对娜蒂亚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感觉上更像是一个鬼魂——施纳贝尔再一次展示出了他是如何谨慎地从米拉尔的视角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观点的。通过娜蒂亚,米拉尔的姑姑法蒂玛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她是一个喜欢制造政治争端的反叛者,她对米拉尔的影响虽然带有强迫性,但好在转瞬即逝。另外,法蒂玛的哥哥,也就是米拉尔的爸爸,也会暂短地露上一面,虽然他的身影占据的是米拉尔的一生,不过由于在整部影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都是女性,所以男人的地位也就永远变成了次要的。施纳贝尔显然是希望为《米拉尔》创造出有着明显的差别的风格与结构,他表示:“这是一个由历史性的具体事件勾画出来的故事,但是它同时又很有表现主义作派,包括很高的主观性和个人观点。” (文/Ivy)